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

德國國家設計獎

1953年在德國聯邦議會下院的倡議下成立的德國設計委員會，去年落地中國上海。德國設計委員會希望在平等的基礎上促進中德設計、創新互動，為中德設計師和企業構建國際設計溝通平臺。

說起德國設計，包豪斯設計學校是繞不開的話題，這所為發展現代設計教育而建立的學院，雖然存在時間不長，但卻影響深遠。“包豪斯”一詞是第一任校長格羅皮烏斯創造出來，他提出了“藝術與技術新統一”的崇高理想，認為設計要除去所有繁復的形式，設計只需要滿足基本功能。我們的專訪也從包豪斯開始：

澎湃新聞：包豪斯的設計理念誕生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您認為這是否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近年來，德國設計享有很高的聲譽，在您看來它是如何具體影響中國設計？

吳志強：德國設計對中國設計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尤其在現代化中，對中國的工業生產、現代審美和設計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

比較兩國現代化的進程，不難發現從前工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德國是比中國先走了一步，德國并非世界第一，英法的現代化過程均先于德國。而德國作為“后起之秀”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選擇更為理性的方式、更少地消耗自然和社會資源。德語中有一個重要的詞叫“ Ordnung ”，根據不同語境，中文可以翻譯為“秩序、次序、規則”，正是因為有了“秩序、次序和規則”讓德國發生了能量級的跨越。

而德國“后來居上”的經驗，有許多值得中國借鑒之處。中國也一直有著傳統的“秩序”，“孔孟之道”“君臣父子”等的“秩序”讓處于農業社會的中國在全球領先了2000多年。也同樣是出于對“秩序”的推崇，我們也更能體會德國人見面打招呼時所說的“ Alles in Ordnung?”（直譯：一切都在秩序中嗎？含義：一切都好嗎？）。這樣理性的秩序使得德國能夠在英法之后崛起，“秩序”是文明的密碼。然而，這個文明的密碼并沒有被完全意識到，“秩序”的破壞便會造成紊亂和更大的內耗，我們叫“熵值”。熵值越大，內耗就越大，最后就會走向消亡。

那么中華文明從前工業社會、走到工業社會、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可以向德國學什么？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在外表之下如何控制“熵值”。以設計為例，在工業化之前，做杯子的人被認為是“手工業者”，制作的杯子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但工業化大規模生產就造成了想象和生產這兩個工種的剝離。每一次的剝離都意味著大規模的效率提升，也由此誕生了“現代設計”和“現代工業”。過去的手藝人是設計和生產合一，在有了現代工業后，大規模生產由機器完成，人的大腦負責設計和創造。

德國的崛起，主要也是因為德國固有的“秩序”基因，他們不過多使用熵值。但德國的產品最初也是先從外表開始模仿英法。直至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德國人通過各類獎項的評選看到了自己的差距，由此德國工業企業、技術界、學界、政界、百姓，開始討論我們到底要走什么路？由此誕生了一次設計革命：德國產品的設計開始回到事物的本質，注重實用功能，省去不必要的設計，回到最小的消耗——產品的隨意模仿變成本質追求，粗制濫造變成精密加工，質量低劣變成經久耐用，由此誕生了一種工業美，也形成了一套與哲學相關的美學。工業化改變了很多，包括審美，大部分中國人也都在潛移默化中被改變了，產品只要滿足核心的需求，簡單就是美。

包豪斯創始人、現代主義建筑大師格羅皮烏斯

包豪斯校舍沿街立面

德國設計對中國的影響在1949年前已經發生，由于希特勒傳統的審美觀對包豪斯（Bauhaus）倡導的工業美的打壓，一批包豪斯設計藝術大家流落到世界各地，其中包豪斯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現代主義建筑大師格羅皮烏斯的助手德國人理查德·鮑立克（Richard Paulick）就來到了上海，擔任上海圣約翰大學都市計劃學教授。而聽上去很“神秘”的包豪斯，在德語中就是“建筑房屋”的意思，包豪斯誕生的1919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后被破壞的房屋需要重建，包豪斯簡約實用的設計理念被廣泛運用。

理查德·鮑立克

而現代主義建筑思想在上海真正的大規模傳播，始于1942年圣約翰大學建筑系的創辦。圣約翰大學是一所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大學，圣約翰大學建筑系的創辦人黃作燊應圣約翰大學工學院院長、著名土木工程師楊寬麟教授之邀，籌辦建筑系。黃作燊早年在英國最古老的建筑學院AA建筑聯盟學院（簡稱AA）學習，后又追隨包豪斯創始人格羅皮烏斯到美國哈佛大學并在那里完成學業，而回到上海又遇到了鮑立克（Paulick），兩個人一拍即合，將包豪斯的傳統在上海圣約翰大學延續。1952年秋全系約10名教師與100余名在讀學生隨著圣約翰大學工程學院調整到同濟大學，參加到同濟大學新建立的建筑系中，這條脈就延續到了同濟大學。過去我們認為建筑設計是設計學中最大的對象和中堅力量，因為其中囊括了燈光、桌椅、材料、生活用品、房屋等等，當然現在還有尺度更大的城市設計。

在德國時，我研究包豪斯校舍的每一扇窗戶，每一個樓梯，每一種材料和裝修，幾乎每一個角落我都拍過照，包括其修繕過程。而在同濟大學校園內的文遠樓（始建于1953年），如同包豪斯德紹校舍的鏡子，這棟樓不僅僅影響了我個人，也影響了同濟設計教學體系。

同濟文遠樓

同濟文遠樓

左腳站在藝術的角度，右腳站在技術的角度，通過自己哲學的理念，通過自己的手創造新的東西，這就是設計的本質。這套思想在前工業社會的中國是沒有的。最后回到包豪斯對中國設計的影響，總結有幾個方面：第一，對中國的工業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為簡潔實用的設計能夠節省材料、加工時間的多余消耗，而多余的消耗則會導致在工業競爭中的失利；第二，幫助了中國現代審美的遷移，形成了大多數中國人的簡約審美；第三，直接影響了中國的現代的設計教育；第四，走向了材料對自然的最小化索取。

在今天，“21世紀包豪斯主義”可以和人類生活生態結合地更緊密的創作，在更大的尺度上進行創造。

澎湃新聞：城市設計和建筑設計理念有什么共同之處？

吳志強：城市設計比建筑設計大得多，但設計都基于兩個基礎。設計的兩條腿，左腳站在藝術，右腳站在技術。假如不懂藝術，就是在做工程，做出來的東西會很丑。同理，如果只有藝術沒有技術，那是畫家，只能自己構思自己創作。但設計需要兩者兼顧，而且必須要有哲學。在做城市設計時，無論是廣場、住宅區、還是馬路，都是為人服務的。人是主體使用者，那么人的根本需求是什么？這是設計者始終要考慮的問題。

不管是城市設計、建筑設計，還是室內設計、工業設計，廣義上都是工業產品，都是一樣的原則。不過首先，城市是公共產品，所以設計師要把握群落需求，而不是個人需求。但群落之間也是有差異的，比如在上海和在杭州做一條街就是不一樣的，即便在同一城市，在旅游區和在自貿區的道路也是不同的，所以要依據群落差異做城市設計。其次，城市設計和生態密切有關，樹、草、花都是設計元素，我們不得不去考慮生態環境的生存，不能只關注人類的生存。第三，城市設計是個持久的產品，天天在生長和更新，并不是一個終結產品。設計師設計一個新城后，還是其終身的護理師，一直需要維護。第四，使用對象也不斷迭代。過去為老人設計的社區，也許現在孩子再用，每代人的審美差異和需求也不同，也需要社區生發出新的內涵。

2007 年同濟大學百年校慶，吳志強院長（中）與魏瑪包豪斯建筑大學校長Gerald Zimmermann （右一）和德紹包豪斯基金會主任Omar Akbar（左一）在文遠樓前合影

澎湃新聞：從設計學的角度闡述，能不能闡述一下防疫領域的城市規劃，疫情對未來城市設計有什么啟示？

吳志強：疫情的發生提醒我們，人類本身還是一個很脆弱的生物，而追求奢華的人類一度忘記了這點，人類并沒有自己想象中強大。

對設計師而言，突然發現空間設計如此重要。新冠疫情的防疫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在空間上，就是所謂“安全距離”，就是把實際空間拉開，通過口罩、防護服等措施增加個體間的空間限定，所以空間非常重要?？臻g決定了傳遞的時間，而傳遞的時間決定了國家有多少裝備可以用來治療患者。假如空間不隔離，病毒很快爆發，就超過了該地區救治的能力，所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價。用空間換時間，用時間保生命，這就是空間、時間和生命的邏輯。

從防疫本身看有三條研究重點，一條是病毒學，對本身病毒的研究，這不屬于空間設計的領域。

但是第二條是傳染病學，是我們可以做的，傳播與空間密切相關。經過這次疫情，就提醒設計師未來設計中的“彈性空間”，哪些空間需要封閉、開放、交流、交往。一個廣場過去最好是四通八達、東南西北都可以穿行，但如今發現并不是只有這種模式?，F在我們都實行“單門模式”，因為需要量體溫。所以空間設計變成多維度的思考，不再只是交往的功能。

第二個重要的啟示，就是未來空間內部需要分層的設計。比方在防控之初的二月，我們做了上海所有病例傳染點的標注研究后發現，傳染點與人在晚上的行動地點特別有關，所以需要重點加強居住區和晚間社交場所的防控管理。傳染和地點的相關度由強到弱依次是居住區、晚間社交場所、交通空間，之后才是工作空間。作為城市設計師需要把不同空間的設計做精。

第三點啟示，空間設計中的“隱規劃”。這些規劃在一般情況下并不突出，人們以為只是公園、綠帶，像我之前做的都江堰設計，七條河的邊上都是綠帶，實際上都是“防護帶”，是“避難”的空間。但現在很多開發商只看到“顯規劃”，房屋建起來后，忽略了通道，緊急救護場所、方艙儲備用地等。一些他們認為小的改動，其實改的是救命的通道。這也就是之前提到的“空間換時間、時間換生命”的概念。所以現在就鼓勵所有設計師，把設計中的“隱規劃”明明白白地講出來，城市其實很脆弱，“隱規劃”其實是一種保障。城市越大，人越多，就有越多的創新想法，效率就越高，能營造更平等的競爭環境，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人越多，城市就越脆弱，就可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

文遠樓南立面

澎湃新聞：您提到以大數據對發現病例傳染點的標注研究，在您看來作為在智慧城市的規劃中，大數據在什么方面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

吳志強：首先，城市建設發展至今，所有的城市學者、城市規劃師都渴望理解城市生長的生命規律。我們一直在摸索這個規律，只是過去在沒有大數據之前，我們沒法進行定量分析，只是憑感覺研究它的生長發展過程。我們的研究有種經驗主義的感覺，知道兩者的相關性，但往往憑借研究者的個人經驗展開。但大數據科學到來之后，我們可以知道城市的生長到底是怎樣的，為什么有的城市沿河、有的沿山、有的沿道路發展，現在借助大數據技術跟蹤歷史可以得出答案。幾十年后我們就可以建設起更加理性的未來城市。第二，城市大數據的誕生對城市管理的及時性提升起到了關鍵作用。我們過去往往采用年檢的方式，一年更新一次數據。現在我們的更新頻率完全可以提升到每小時。這種精確到小時的分析事關疫情判斷，以做出相應決策。我們如今對城市頻度的把握到了一小時乃至三十分鐘，這相比起過去的以年為單位，大數據技術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比方說城市救災或是地震，提前八秒鐘通過網絡傳遞相應災情，可能就能拯救無數人的生命。未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導入，新科技對城市中的弱者和孤寡老人有很大的幫助，我覺得未來人工智能的個性化的護理對社區會很重要。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大量的年輕人外出工作，空巢老人的現象十分普遍，人工智能能感知老人的體溫和身體狀況，檢測到摔倒等意外情況。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在未來可以輔助老年人和殘疾人的生活，改變城市設計和規劃的內容。

當然，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也帶來了個人隱私的相關問題。對于這一點，還需要有更多的規范。

澎湃新聞：在城市更新中，如何平衡拆與建的問題？

吳志強：一種極端認為：歷史的東西一點都不能改，而另外一種極端主義是舊的東西都要拆，這兩種極端主義都是對城市生命的不理解。城市本身是一個生命體，生命要往前走，一方面要保持它的基因，沒有基因遺傳就會變成另外一種生物。另一方面城市作為生命體，會有新陳代謝。設計師要避開這兩種極端主義，要知道城市里面哪些元素是它的基因，哪些不是。

當設計師以城市生命體的概念來規劃設計時，就會珍惜那些最重要的東西，從而避開這兩種極端主義。我們現在很多情況被這兩種極端主義綁架。如果把城市基因全部剔除，這是回歸野蠻文明，是不可取的。如果完全維持過去也不可取，社會和人群的需求也是在不斷進步的。

例如上海外灘的萬國建筑是上海城市必不可少的基因，這時候就不能隨便亂動，但是你不能用對待外灘的態度來對待棚戶區的某棟建筑。當我們了解城市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生命的時候，我們也就要重新審視“城市更新”的概念，“更新”如果只是換換外表就大錯特錯了。城市包括人物、場景、活動、生活、生產等要素，只有簡單的“更新”是遠遠不夠的?？偟膩碚f，我們還是要站在生命的角度看待——“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城市建設的永恒主題。

（任宗澤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