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近的民意調查顯示，歐洲主要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誤解在疫情之后卻明顯加深。這與中歐政府層面努力推進彼此關系發展，增進理解與互信的圖景形成了明顯反差。

今年是中國同歐盟建交45周年，盡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歐之間的重要外交議程不得不推遲，但隨著中國防控新冠疫情取得階段性成果以及歐洲地區疫情放緩，中歐雙方很快就著手加速推進原定于今年舉行的重大外交議程。

6月22日舉行的第22次中國－歐盟領導人視頻會晤，除了李克強總理參會外，習近平主席也特別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了會談，這種主席加總理的“高配”傳遞出了中方對當前中歐關系的重視程度。此次會晤也體現了中歐相互支持、攜手合作、支持開放型世界經濟、維護多邊主義、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的積極意愿，增進了雙方理解與互信，為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進一步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中國與歐盟官方都釋放出善意的同時，針對歐洲民眾的民調傳遞出的信息不可不等閑視之。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民意不僅可以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也在政策出臺之后，直接影響政策執行。中國和歐洲要攜手努力，加強合作，首先要增進歐洲民眾對中國的理解。

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在增進民眾對他國了解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這樣全球性突發衛生事件中，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體現得更加強大，正如議程設置的提出者麥考姆斯所說的，媒體的相關報道不僅能夠決定本國受眾“想什么”，還能通過特征的描述，通過屬性議程決定受眾“如何想”。此外，在報道中，媒體還可以通過報道的框架，將事件發生的原因自然歸因于某種因素，讓受眾產生一種聯想，將責任與某些自然因素聯系在一起。

那么，歐洲媒體在新冠肺炎疫情報道中是如何影響本國受眾想什么？如何想？又將疫情擴散的責任歸于何種因素呢？

誤解如何產生？

面對新冠病毒這樣一種人類尚未認識的病毒，在疫情爆發的早期階段，要弄清這樣一個人類未知的病毒的特征，需要一定的時間，認識也需要一個過程。新冠病毒的來源是一個科學問題，應當由科學家和醫學專家進行研究，基于事實和證據得出科學結論。然而，由于我國武漢是疫情最早的暴發地，當時一些國際媒體的報道先入為主，將疫情的傳播與中國武漢密切聯系起來。

自2019年底到1月23日武漢封城前后，歐洲媒體的報道聚焦武漢早期的病例、疫情在世界其他地區傳播的情況以及旅行限制等。2月5日的法國《世界報》報道稱，法國和英國于2月4日建議其國民避免前往中國，建議沒有充分理由留在中國的法國人，尤其是家庭，暫時離開中國。

一些歐洲媒體甚至采用煽情的標題將疫情傳播與中國相聯系，質疑我國對疫情的治理能力。在歐美等國也出現疫情后，封城的措施已經證明是防止疫情快速傳播的有效措施，且為不少國家所采用，但早在武漢封城時，英國《衛報》沒有將封城視作我國阻斷疫情擴散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而是用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嚴厲批評武漢的封城措施。

疫情早期的這些聚焦中國疫情的充滿偏見、批評性的報道，不僅給民眾造成了新冠病毒是中國傳播的錯誤印象，還將中國所采取的有效抗疫措施與違反人權等意識形態的因素相聯系。這種偏見，在一定程度上也間接導致新冠病毒在歐美流行時，很多國家沒有吸取中國經驗，在第一時間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病毒在國內的傳播。

善意何以被曲解？

2月12日之后，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得到控制，新增確診人數逐日下降，截至3月10日，全國新增病例只有20人，湖北以外的地區新增只有2例，防控疫情取得階段性成果。

與此同時，3月以后，海外疫情卻呈現迅猛的增長勢頭。歐洲的意大利、法國、德國等以及美國等都受到巨大沖擊。疫情同時還出現在了中東國家伊朗，3月10日，伊朗的新增確診人數達到743人，累計確診達到了7161例，僅次于意大利和韓國，成為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面對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中國積極開展對外援助。在3月26日舉行的G20視頻峰會上，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推動國際合作，共同應對病毒。這種大國擔當，卻被一些媒體指責為中國開展“口罩外交”，批評中國將援助工具化。法國《世界報》3月25日在報道中把中國對外援助抗疫物資歪曲為有圖謀的“慷慨政治”，乘機爭奪地緣政治影響力。

對于富裕的歐洲而言，一向只有援助他國的傲慢，而他國報道自己接受援助似乎是很丟面子的。法國《世界報》3月24日的社論就體現了這種“羞恥感”，認為中國報道對外援助對受疫情沖擊的國家似乎“不體面”。

不僅如此，部分歐洲媒體還特別報道中國的援外物資遭遇退貨的情況。當疫情在全球蔓延時，源于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大國擔當，我國向歐洲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在援助過程中，極個別的物資生產的國際標準不同，產生了誤解。情況發生后，我國立刻采取措施，嚴把質量關。事實上，我國出口的絕大多數防疫物資都是保質保量的。但部分歐洲媒體的那些報道還是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使得民眾對中國的生產的防疫物資質量的產生懷疑。

中國有句古話，叫瑕不掩瑜，但媒體報道恰恰相反，非常容易放大負面新聞。而上述負面報道，加之前期對我國疫情的報道，不僅沒有傳達出我國的大國擔當，反映出我國對歐洲國家善意援助的真相，反而加深了歐洲民眾對我國的誤解。

偏見亟待消解

歐洲媒體從疫情初期開始的報道帶來的對中國疫情的誤解，以及在海外疫情暴發時對中國善意的一些曲解，導致疫情發生以來，歐州民眾不僅對中國的友好度降低，甚至有不少民眾錯誤地將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責任歸咎于中國。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全球變化研究所近日公布的一項關于新冠肺炎輿情調查結果發現，49%的英國人，40%的德國人，44%的法國人都認為中國對其國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有責任。這種匪夷所思的結論，說明了媒體對新冠疫情報道的誤導效果是驚人的。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不僅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也是非常友好的民族。遺憾的是，在布萊爾的全球變化研究所的這次調查中發現，英國、法國、德國與美國四國的調查人群中，認為中國對其友好的比例均不到10%。

不得不說，疫情發生后，歐洲媒體對中國的大量負面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歐洲民眾對中國的印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歐洲民眾對中國的友好態度。

面對這個調查結果，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也呼吁，國際社會要認識到，一個穩定與繁榮的中國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以冷戰思維面對中國不僅是誤導，也是危險的。

媒體的偏見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疫情發生后，歐洲媒體的偏見明顯加深。后疫情時代，需要逐步消除媒體誤解。中歐雙方不僅要在政府層面加強溝通與交流，也需要加強媒體之間的對話。

由于報道能力的限制，歐洲媒體的很多國際報道多是來自少數幾個通訊社。一些從事國際新聞報道的記者也很少有機會直接到中國進行深入采訪，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缺乏對中國的真切了解，這些媒體的記者、編輯自然帶著意識形態的偏見進行報道。我國應主動邀請歐洲各國的媒體記者來中國訪問，同我國媒體界、學界等進行交流、對話，讓他們親身體會中國的國情，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媒體記者首先要了解中國，才有可能幫助歐洲民眾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為中歐攜手，更有效地推動疫情后的經濟復蘇建立良好的民意基礎。

（陳沛芹：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中國國際輿情研究中心研究員；何璇：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多語種全球新聞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