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段棒棒（方塘智庫黃河文化研究中心實習研究員）

黃河安全事關黃河流域兩岸百姓的幸福生活，黃河治理成為歷朝歷代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歷史上有漢武帝親赴一線指揮黃河堵口，有康熙帝親自鉆研水利理論進行水準測量，更有許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地投入到黃河治理的隊伍中。談及黃河對中華民族的影響，跳不出利弊二字，而縱觀黃河治理史，本質就是針對黃河實施的一系列趨利避害措施。

邏輯上講，黃河治理有一個重心轉變過程，而弄清這一轉變過程對理解黃河文化在黃河流域發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讓我們翻看歷史的畫卷，走進那些治理黃河的歷史人物，嘗試梳理出黃河治理重心轉變的歷史脈絡。

1、黃河治理重在水患防治

大秦帝國建立之前，黃河治理的初心和重心基本都是抵御黃河水患的侵擾，保障沿岸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由于生產條件所限，這一階段的人們在與黃河的相處中，處于被動的惶恐依賴階段，尚未能夠主動開發利用黃河資源。

華夏治水人物首數女媧，據說她“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治水的結果是“淫水涸、冀州平”，治水取得了成功。女媧之后是以擅長治水聞名的共工，共工采用“壅防百川，墮高堙庳”的方法治水，即把高處的泥土、石塊搬到河邊低處修建土石堤埂抵擋洪水。由于共工擅長治水，被后世尊為水神，“共工”一詞一度成為水利工程的官名。

共工之后部落聯盟推舉鯀負責治水，鯀繼承以往經驗仍采用筑土圍子的方式治水，但由于洪水巨大且沿岸居民增多，最終導致治水失敗。但鯀用堤埂把主要居住區和臨近田地保護起來的方式，卻形成了早期城市的雛形，由此看來，中國城市追根溯源還與黃河治理相關（對黃河邊城市感興趣的可閱讀《黃河邊的城市：中華文化歷史變遷的容器和坐標》）。

大禹后來接替了父親鯀的治水工作，主要采取“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的疏導方法，即疏通主干河道，導引漫溢出河床的洪水和漬水入海，由此治黃工作由消極堵塞轉為積極疏導。大禹治水時由于實際操作需要而“左準繩，右規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這些原始測量工具的發明推進了測量學的發展。

在我們看來，由于社會發展的落后，早期人們主要以抵御黃河流域的洪水為主，隨著黃河沿岸居民人數的增多，居民生活部落的逐漸擴大，黃河決口引發的洪水危害也越來越大，以黃河局部視角治理洪水的堵塞方式漸漸失去了作用，于是人們不斷地創造新型使用工具，開始從黃河宏觀視角看待洪水治理，并摸索出疏導與固堤相結合的治水方式。

同時，由于黃河治理是大規模的集體勞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國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這也是我們研究黃河文化的重要視角之一（感興趣的可閱讀《被黃河塑造的中國：大一統國家治理傳統的地理和文化淵源》）。

2、黃河治理要在水利開發

防治黃河水患始終是黃河流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人們在確保黃河流域安全的前提下，開始嘗試主動開發利用黃河資源，借以提高土地收入、方便物資運輸，并實現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和國家實力的增強。

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個國家以鄰為壑，難以統一意見，對黃河進行大規模有效治理，再加上黃河治理本身就是一件勞民傷財的難事，許多國家對開發利用黃河資源都敬而遠之，因此，韓國曾派奸細鄭國以水工身份混入秦國，承擔修建引涇灌區工程，妄圖借此耗盡秦國的人力物力財力，使其無暇征伐。

后來，秦國果然興修水利10年而未完工，引得朝野上下一片議論紛紛，面對質疑，水工鄭國亦坦言：“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由此可見，水工鄭國雖為韓國派遣的細作，但技術出身的他經過10年興修水利，亦難免心生大義，正如電影《英雄》中無名以社稷蒼生為由，最終選擇用刀把捅了秦王一樣。

不過，面對宗室大臣的強烈要求，秦王嬴政終是對國內客卿下達了逐客令，而當時來秦想要一展宏圖的楚國人李斯亦在此列，幸好李斯給秦王上了道《諫逐客書》，力陳此舉的弊害，秦王看罷遂取消逐客令，并派人追回李斯，而引涇工程仍由水工鄭國主持，這才有了后來滋潤渭北大地的鄭國渠。鄭國渠修成后極大地提高了秦國的糧食產量，史書提及“于是關中沃野，無兇年”，而劍走偏鋒的韓國在鄭國渠通水后不幾年便被秦國所滅，其他國家也在接下來10年間被并入秦國版圖。

漢武帝除了對外抗擊匈奴，開通西域外，還對內治理黃河、大興水利、疏導漕運，是第一位親臨黃河治理一線的皇帝。元光三年，黃河在濮陽境內瓠子向南決口，滔滔洪水泛濫16郡，初時，漢武帝曾派人主持堵口，但因水勢過大而失敗，此時丞相田蚡接機進言，稱江河決口是天意，不可用人力去堵塞，勉強堵塞了未必符合上天的意志，漢武帝聽罷遂擱置了此事。后來漢武帝到山東封禪期間，親眼目睹了水患的慘狀，遂命令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都要背柴負土去堵塞決口。

黃河決口堵塞后，漢武帝做《瓠子歌》二首，參與堵口任務的司馬遷受此感染，在《史記》中創設水利專篇《河渠書》記載此事。此外，為了開漕運以濟軍需，漢武帝任用一批長于治水的官員在關中地區、河套地區、河東地區興修水利，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司馬遷評價“關中之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其富，什居其六”。

東漢時期的王景治水頗有成效，其曾先后疏浚浚儀渠（汴渠的開封段），主持大修水運交通命脈汴渠和黃河堤防，并被漢明帝提拔為河堤謁者。王景治河工程取得了很大成功，漢明帝曾頒詔說：“今既筑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跡。陶丘之北，漸就壤墳。”即王景治河恢復了黃河、汴渠的原有格局，沿岸百姓得以重建家園。史料記載，王景治理后的黃河歷經800多年沒有發生大的改道，決溢次數也不多，因而有王景治河千年無患之說。

唐末以后，黃河逐漸結束了東漢以來800年相對安流的局面，進入了多災多難的歷史時期。北宋京城處于黃河下游，一方面黃河安全直接影響到都城安危，另一方面官府每年需要從南方漕運數百萬石糧食，而南糧北運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出于這些因素的考量，宋王朝對黃河治理十分重視。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在確保黃河安全的基礎上特別注重興修水利，以充分開發北方存在的大面積荒地。

為此，王安石在官府內設置了“提舉沿汴淤田司”，“都大提舉淤田司”等部門領導大規模農田放淤行動，比如他鼓勵引漳水改良洺州（今河北省永年縣東）的鹽堿地，并作詩《送宋中道捽洺州》：“余嘗憐洺民，舄鹵半不治。頗覺漳可引，但為談者嗤，商議不同俗，功成人始思。夫子到官日，勿忘吾此詩。”

在王安石的大力推動下，淤田逐步在黃河、汴水、滹沱河、釀河等河流上展開，滋養了萬畝良田。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短短幾年中，在河北路的黃河、滹沱河沿岸，放淤改土的面積達4萬頃以上，在京東、京西兩路，沿汴放淤1.77萬余頃，放淤結果是大量鹽堿地變為美田。

在我們看來，秦漢之前的黃河治理基本是為了防治水患，秦漢之后黃河治理更加系統化和專業化，由于物資運輸、耕地改善等需求，黃河治理在單純固堤疏導確保黃河流域安全的基礎上，逐漸重視黃河資源的開發利用，國家通過實施興修水利、疏通漕運、大規模放淤等一系列計劃，有效滿足了沿岸百姓的生活需求，實現了國家實力的大力提升。

而如今，交通工具的便利化和多樣化弱化了黃河的漕運功能，尤其是在黃河泥沙量堆積較為嚴重的中下游地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黃河流域近現代以來商業化發展的步伐。

我們認為，隨著科技的發展進步，黃河水資源和泥沙資源在未來將有非常重要的可利用空間，讓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文獻：

1、王亞華，毛恩慧，徐茂森.論黃河治理戰略的歷史變遷[J].環境保護,2020,48(Z1):28-32.

2、魯樞元，陳先德.黃河史[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