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huán)游地球》，既是重構(gòu)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六周 第四天

剛果 姆比韋爾·阿·姆潘·恩加爾 《詹巴蒂斯塔·維科：或非洲話語的強暴》

和《死亡與國王的侍從》同樣出版于1975年，《詹巴蒂斯塔·維科》（Giambatista Viko） 也探討了類似的語言和身份的問題，只不過是以諷刺而非悲劇的模式呈現(xiàn)。恩加爾小說里自戀的反英雄，是一位急于在世界舞臺上給自己闖下名聲的非洲知識分子。維科在一家非洲學研究所工作，這個研究所因為持歐洲中心論的世界主義者和全盤拒絕西方文化的非洲中心主義者之間的分歧而分裂成兩個陣營。維科已經(jīng)掙扎了兩年的時間，想要寫出一部偉大的非洲小說，這是一部他渴望完成的作品，因為這樣他就可以被邀請去巴黎和羅馬參加國際會議了。然而，他并沒有把時間花在寫作上，而是花在了和自己的門徒兼跟班尼埃瑟（Niaiseux，法語，意為傻瓜）打電話，盤算著怎么算計他的非洲中心主義的同事們，或是提出一種先進的寫作理論，再就是想方設(shè)法讓自己的簡歷更好看。

維科知道他必須要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才能實現(xiàn)成為“非洲文學的拿破侖”這個夢想。但是像阿契貝和索因卡一樣，他也清楚要把非洲文化和歐洲文化相融絕非易事。在他四處搜尋靈感的時候，他回憶起了和自己同名的意大利人文主義學者詹巴蒂斯塔·維柯（譯注：恩加爾小說主人公的名字拼寫為Viko，而人文主義者維柯的名字拼寫為Vico，譯文中分別用維科和維柯以示區(qū)分）的《新科學》（New Science ），在這部1725年出版的論著里，維柯聲稱所有的語言都源自原始人類詩意的吶喊。受此啟發(fā)，維科意識到他可以把口語性當作自己獲得國際聲望的捷徑，可以用一種極度實驗性的風格來寫作：“這里是突然的含混，那里又是富有深意的淺顯……標點符號？根本就不用了！”

維科的目標近在咫尺，但是災(zāi)難突然降臨了。非洲中心主義者們在學院斗爭里占了上風，然后他們公開了一系列對他的指責：剽竊；和來訪的意大利女權(quán)主義者有染；最嚴重的是，他還要背叛非洲，謀劃著要把口頭文化的神秘所在販賣給西方人供他們剝削。一群憤怒的部族長老逮捕了維科和尼埃瑟。他們組織了一次走過場的審判，最后判決他們要在中非漫行以重拾自己和本土生活的關(guān)聯(lián)。

《詹巴蒂斯塔·維科》是對全球化世界中身份問題的犀利諷刺，它前瞻性地探索了中心城市和處于邊緣的前殖民地之間糾纏不清的關(guān)聯(lián)。恩加爾自己的生活軌跡就跨越了全球，他在非洲、歐洲和北美都生活和任教過一段時間。恩加爾1933年出生在當時還是比利時殖民地的剛果，然后在剛果獨立斗爭中成年。他能說法語和一種班圖語系的語言。他在耶穌會學校里學習了哲學和神學。在1975年的一次采訪里，恩加爾說他的老師們都有著“博雅而人文的精神。而這在他們的學生身上就發(fā)展成了一種勇于反駁、批判和反對從眾的精神；在殖民地的天空之下，這是非常罕見的事情”。

在以加勒比詩人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為題撰寫博士論文并在瑞士獲得博士學位之后，恩加爾1968年回到自己的母校擔任法語文學教授，其后又赴盧本巴希大學任教。他在盧本巴希大學的同事之一是小說家兼評論家瓦朗坦－伊夫·穆迪貝（Valentin-Yves Mudimbe），他和恩加爾成了一對互爭高下的朋友。在1973－1975年的兩年間，恩加爾都在國外講學，而他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創(chuàng)作他的這部小說，并在回到盧本巴希之后完成。

在恩加爾撰寫小說的過程中，維科這個角色越來越表現(xiàn)出許多穆迪貝的個人特征，不光是在外貌上，還包括穆迪貝熱衷于被自己的門徒簇擁這一點。穆迪貝自己在兩年前也出版了一本廣受好評的小說《潮流之間》（Entre les eaux）。這本小說的主人公也受困于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天主教教義和革命行動之間。

但是穆迪貝非但沒有欣賞恩加爾對類似主題的諷刺處理，反倒認為這本書是對他的人身攻擊，他甚至起訴了恩加爾，控告他誹謗。就這樣，令人非常難以相信地，恩加爾發(fā)現(xiàn)他就像自己小說的主人公一樣，成了自己在大學的對頭采取法律手段訴訟的對象。我們可以說這件事是生活在模仿藝術(shù)，不過更準確地說，卻是恩加爾的藝術(shù)被指控過于準確地反映了生活。

1970年代的學術(shù)沖突反映的是整個剛果動蕩的政治局勢。在1960年去殖民化之后，新近獨立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領(lǐng)導層，在堅持西化的一方和非洲中心民族主義者分歧不斷，后者希望與殖民時代徹底決裂，同時強化非洲的文化身份。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首相帕特里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被比利時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反對者刺殺之后，剛果陷入了連續(xù)數(shù)年的混亂之中。1965年軍隊參謀長約瑟夫-德西雷·蒙博托（Joseph-Désiré Mobutu）最終攫取了政權(quán)，并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一直掌權(quán)。他殺害了很多反對他的人，并為自己和自己的手下謀取了大量的財富。蒙博托把剛果改名為扎伊爾并推行了“扎伊爾化” （Za?risation），要求他的公民們選擇非洲名字來取代他們在出生時所取的歐洲名字。蒙博托自己就棄用了約瑟夫-德西雷這個名字，變成了蒙博托·塞塞·塞科·庫庫·恩本杜·瓦·扎·邦加（Mobutu Sese Seko Nkuku wa za Banga，大意是“戰(zhàn)勝一切的武士，他從一次勝利走向下一次勝利”）。

因為這一政策的原因，在1970年代，恩加爾不再使用自己受洗的教名喬治，而是選擇了有象征意味的姆比韋爾·阿·姆潘（Mbwil a Mpang，大意是“來自姆潘的精神領(lǐng)袖”）。

《詹巴蒂斯塔·維科》沒有提及任何關(guān)于國家政治的內(nèi)容，但是部落長老走過場的審判以及他們殘忍的懲罰都很明顯地呼應(yīng)了扎伊爾政府的行徑。然而恩加爾犀利的諷刺是集中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的，恩加爾令人捧腹地剖開了維科的虛榮，他的自我營銷以及他變化不定、混為一體的自卑和自大。諷刺的是，恩加爾筆下的維科是個令人驚訝的值得同情的角色，他體現(xiàn)了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中各站一只腳的人所感受到的非常真實的矛盾。小說最新一版封面上有兩張面孔的面具恰如其分地點出了這一主題：

維科對充滿口語元素的法語的追尋，回應(yīng)了阿契貝要求用非洲的方式改造舊殖民者語言的呼聲。恩加爾和阿契貝以及索因卡一樣，都深深地被本土故事敘述的口頭風格和表演模式所吸引，而他的主人公則試圖在從眾與創(chuàng)新，法國結(jié)構(gòu)主義和部落傳說，獨立與集權(quán)主義之間找到一條出路，把自己的非裔-意大利名字真正地變?yōu)樽约核小?p>

翻譯是維科揚名于世的策略中的關(guān)鍵元素。正如他告訴尼埃瑟的：

今天的學人不知道幾種國際語言是混不下去的。要會英語——更別說法語，那都不需要提——西班牙語，俄語，那很好。日語，那更好。中文還要更好十倍，因為未來，未來的關(guān)鍵，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那些西方人都怕黃禍怕得要死，但是他們又能夠抵擋多久呢？他們知道怎么戰(zhàn)勝黃熱病，怎么阻止它的擴散。但是他們對黃禍束手無策。翻譯！這會讓我的發(fā)表篇目看起來更多。

倒不是說維科自己會日語或者中文，但是他謀劃讓來訪學的同事朱新昌（音）和百久山日立（音）來翻譯他的一些文章。他打算在發(fā)表的時候隱去翻譯者的名字好讓人覺得是他自己翻譯的。因為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通過這種方式剝削自己同事的勞動是否道德，讓維科短暫地掙扎過一陣，但是尼埃瑟向他保證“從去本體論的角度來說，這完全不是學術(shù)不端”，只是同事之間的合作。

《詹巴蒂斯塔·維科》深刻地反思了在深陷不平等權(quán)利關(guān)系的世界里進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危險，在這樣的世界里，虛榮、自保和權(quán)利欲望扭曲了所有人。正因為如此，恩加爾的中篇小說沒有給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去殖民化和后殖民辯論中的任何一方帶來慰藉，而且到目前為止它還只有法語的版本。我很久以來都在說它應(yīng)該被翻譯成英語，最終我覺得既然我如此號召我就該自己投入時間。《詹巴蒂斯塔·維科：或非洲話語的強暴》現(xiàn)在正在排印中。這本書的英語本和法語本明年將會在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的“文本與譯本”系列出版。這本小說的時代已經(jīng)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