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周報我們關注新冠疫情影響下來到危險關頭的美國高等教育、“黑命攸關”運動與巴勒斯坦反殖民運動的相似之處以及美國愈演愈烈的極右暴力。

大學教育價值幾何

適逢畢業季，教育公平這一經久不衰的話題又一次甚囂塵上。近日，《紐約書評》刊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史教授喬納森·齊默曼（Jonathan Zimmerman）的《大學教育價值幾何》（What Is College Worth）一文，針對美國高等教育中的高輟學率、巨額助學貸款、低收入階層學生被忽視等積弊以及疫情帶來的新挑戰進行了深度剖析，在給出了一條可能出路的同時，也指出了教育不公背后就業市場的結構性不公等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存在。

高輟學率：整個國家的丑聞

齊默曼首先指出了一項和人們的一般印象大為不同的事實，在美國近三千所四年制高等教育機構中，只有46所大學的錄取率在20%以下。18歲左右高中畢業，進入這些前百分之1點幾的精英大學，度過四年寄宿制的大學生活，學習人文或科學而不是為職業做準備的專業，這是一種例外的特權，而非大多數人的常規。

在美國，大約70%的高中畢業生會進入大學，其中40%會去幾乎不提供住宿的社區大學；超過四分之一的本科生年滿或超過25歲；大多數學習商科、健康科學或其他有明確職業規劃的專業；如果他們最終能夠完成學業，平均時間為6年。事實上如David Kirp在《大學輟學丑聞》（The College Dropout Scandal）一書中所說，接近40%的大學生最終沒有拿到學位。3400萬美國人（超過全美人口的10%）修過大學學分卻在畢業前輟學，他們失業的概率是畢業生的兩倍，助學貸款違約的概率是畢業生的四倍。

在齊默曼看來，這不僅僅是高等教育的丑聞，而是整個國家的丑聞。我們喜歡把大學想象成一種平等主義的力量，但在過去的四十年里，大學教育卻鞏固甚至擴大了貧富差距。這些年里，一個大學學位在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了中產生活和自給自足的必要條件。而不斷上漲的學費和不斷減少的政府補助讓許多美國人失去了獲得學位的機會，其他人則不得不求助于使其家庭和未來背負沉重負擔的巨額助學貸款。而大眾媒體往往熱衷于報道富有家庭的教育之痛：例如為了進入心儀的頂尖學府修習六到八門大學預修課程的有錢高中生的焦慮抑郁；甚至不滿足于請人輔導SAT，一些絕望的家長通過賄賂幫孩子偽造體育特長生身份以及考試成績，諸如此類。現在，高等教育來到了危險關頭，新冠大流行加劇了種種不平等，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大學關閉后陷入了無處居住又無法離開的困境；即便回到了家中，也經常沒有電腦、穩定的網絡或者可以安靜上網課的空間。如果秋季學期仍然采用線上教育，很可能有更多的學生輟學。

學生貸款：低收入家庭的債務危機

在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中，只有那些就讀于頂尖大學的人能夠避免在畢業時身負大量債務，因為這些學校足夠有錢可以提供客觀的獎學金。但很多窮學生在頂尖大學面臨著額外的挑戰，如Paul Tough在《最重要的那幾年》（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一書中所寫的那樣，這些學生通常是家里的第一個大學生，進入頂尖大學的他們不得不學習那些對他們來自富裕家庭的同學而言宛如第二天性的學術技能：如何在課堂上做筆記？如何形成學習小組？如何和教授互動？當其他人在春假時飛回家或去度假，這些囊中羞澀的學生留在宿舍為吃飯絞盡腦汁，因為學校食堂通常會關門。與此同時，他們的大學經歷經常會在他們和家人之間造成隔閡，后者對他們的成就既羨慕又鄙夷；很多人受困于“冒名頂替綜合征（imposter syndrome）”，懷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應該來到如此純凈的地方。

美國的學生貸款總額近期達到了一萬五千億，超過了信用卡債務的總額。學生貸款的違約率高達22%，超過了住房貸款。隨著特朗普政府對營利性大學放寬限制，這一比例很可能繼續上升。根據《美國大學生的貧困化》（The Impoverishmen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一書作者、經濟學家、前大學校長James V. Koch的研究，即使不違約，畢業時背負學生貸款的人擁有房產、繼續深造以及進行退休儲蓄的可能性更低，他們進入婚姻、生育子女的時間也會更晚。債務負擔在有色人種尤其是女性中尤為普遍。5個非裔美國大學生中有4個負債畢業，他們背負的貸款數額平均比白人學生高70%。部分是因為他們更多地就讀于營利性機構。根據社會學家Tressie McMillan Cottom在《低端教育》（Lower Ed）一書中的計算，2008年入讀營利性機構的低收入家庭非裔和西班牙裔女性學生比入讀四年制公立大學和非盈利私立大學的總人數更多。因為營利性機構精簡了申請聯邦貸款的流程，這筆錢還可以用于房租、育兒和其他各種美國窮人和工薪階層為之掙扎的支出。有學生表示在線課程受到很多營利性大學的學生歡迎，因為他可以重復利用之前課程的作業，這樣就可以在不減少白天工作時間的情況下拿到學位了。

學生貸款危機緣起1980年代，彼時聯邦政府堅定地用貸款取代了給學生的政府津貼，把此前的公共責任轉嫁給私人。與此同時，州立法機構劫掠了高等教育預算用于支付道路建設、監獄和其他據稱更緊迫的事務。公立大學通過調高學費來彌補收入落差，一些州的學費漲到了每年3萬美元。美國家庭被要求從孩子出生起就開始為大學投資，但對于大多數家庭來說這并不現實，在2013年，只有3%的家庭投資了享受稅率優惠的教育基金。家長不得不在孩子上大學時增加房屋貸款，和孩子一起通過各種貸款拼湊出上大學的費用。《負債》（Indebted）一書作者、人類學家Caitlin Zaloom采訪了160個美國家庭，談他們為了支付大學費用付出的努力，他們陷入了一場“社會投機（social speculation）”——投資大學卻不知道如何最大化其回報。好工作需要大學文憑，他們是應該借錢讓孩子讀昂貴的學校還是應該選擇便宜的？成本應該由學生、家長還是兩者共同承擔？

201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十分之六的美國人認為高等教育“走向了錯誤的方向”。現在是否還能夠調轉方向？作為一名精英大學的教授，齊默曼認為這些大學的作為并不值得驕傲。盡管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頂尖大學都是私人所有私人運營的，但它們仍然從公共財政中獲利，比如巨額捐贈的稅費豁免。這些學校常常為學生的種族和族裔多樣性感到自豪，但卻從不提及宣傳冊上那些不同膚色的學生都是來自富裕階層。正如哈佛經濟學家Raj Chetty指出的那樣，頂尖大學中三分之二的學生來自收入占前20%的家庭，只有4%來自低收入階層。有錢人的孩子在精英大學扎堆的現象引起了很多批評，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Daniel Markovits認為美國上層階級利用高等教育以精英體制為掩護將特權傳給下一代。Koch在《美國大學生的貧困化》一書中就曾指出，大學之所以招收更多的富裕學生而不是貧困學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后者的平均成績和畢業后的工作收入往往較低，而這會影響學校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上的排名。公立大學的確受到了經費削減的影響，但學費上漲的程度實際上超過了彌補損失的需要，然而富裕的經費往往被用在籃球聯賽、體育設施和新的博士生項目上，而不是用于幫助貧困學生。而在一些公立學校，富裕家庭的學生只要滿足一定條件仍有資格獲得獎學金，因此一些情況下他們實際支付的費用反而比貧困學生更少。

可能的出路：教職工的“自愿聯盟”

Tough在《最重要的那幾年》中提出，大學為貧困學生做得遠遠不夠。佐治亞州立、長灘州立大等少數幾所大學通過為初代大學生和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導修課、小班教學和特別顧問急劇降低了輟學率。他們也采用了數碼“輕推（nudge）”，例如給掛科的學生發短信提供幫助、發成功的少數族裔學生描述自己最初遇到的困難的視頻等等。然而很多學校為做到收支平衡而殫精竭慮，顧不上為處于危險境地的學生留出額外資源，另一些學校則因為有學生退學后很容易招收新學生而對此并不在意。即便大學考慮到這些學生為了上大學欠下了巨額債務的學生想要提供幫助，也往往會遇到來自教職員方面的阻礙。由于教職員的獎勵主要與文章發表掛鉤，他們不會積極地參與到提高學生表現的工作中去。無論是小型的文理學院還是大型的研究型大學，教授的頭銜和薪資都取決于他們投入科研的時間，埋頭教學的教授賺得是最少的。也就是說，教職員缺乏經濟和職業刺激來幫助本科生，甚至是去了解學生們面臨的問題。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Kirp和Tough都在書中褒揚了德克薩斯大學的化學家David Laude，他成長于加州中部峽谷的一個工薪家庭，來到位于田納西州的南方大學（一所富裕的私立大學）時經歷了掙扎，任教后在為一年級開設的大班概論課上掛科的學生身上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家境貧寒，Sat分數低于平均分。為了幫助他們，他設計了一個實驗，1999年他將Sat分數較低的學生放在一個小班里，他們會得到來自朋輩導師和教師顧問的額外支持，這些學生最終獲得了和僅聽講課的大班學生同樣的平均分，第二年他們繼續讀書的比例也和整個學校的平均比例一致，而在一般情況下低收入家庭學生的輟學率要高得多。三年后他們的畢業率高于大班中的學生。在被學校評為2012年的“畢業率冠軍”后，Laude致力于在整個機構推廣這些措施。并不意外地，貧困家庭和少數族裔的學生展現了最大的提升。他的同事、數學家Uri Treisman追蹤到了困難學生并在周六專門和他們會面。Treisman同樣來自工薪家庭，他的人生道路從布魯克林經由以色列基布茲農場來到洛杉磯城市大學成為了一名環衛工，在那里一位數學教授發現他在教室外面聽課后鼓勵他加入了課程，他最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博士學位，卻從未覺得自己真正屬于那里。因此，他對自己課上遇到困難的拉丁裔女生Ivonne給予了堅定的幫助，讓她從成績差到不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到在考試中拿到A，還寫郵件祝賀她說“我早就知道你能做到。”在Laude指引下，德克薩斯大學黑人學生的畢業率從37%上升到了58%，與之相對，艾克朗大學的非裔學生畢業率僅為13%。

齊默曼總結上述事例指出，只要有恰當的關心和指導，幾乎所有人都能在大學中取得成功。問題在于，很多教授為了逃避自己對學生的學術表現負有的責任，往往把學生的失敗歸咎于“我教了，他們不學”這種陳詞濫調。Kirp書中引用的一項研究指出只有20%的兩年制和四年制大學的教授提到學生失敗的機制性因素，而大多數人只是指責學生缺乏技巧或不夠努力。另外，1977年在內布拉斯加大學的教授中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他們中94%的人都認為自己比同事教得好，即存在加里森·凱勒筆下的沃伯根湖效應——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好于平均水平。Kirp指出，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對于大多數學生而言效果更好，即學生在解決問題和互動的過程中可以比單純聽講學到更多，但很多教授卻我行我素地藐視這一科學發現，盡管他們嘲笑那些反疫苗人士和氣候變化否認者無視科學專業知識。

一名大學校長告訴Kirp，除非教職員形成“自愿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數碼輕推或是朋輩導師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弱勢學生將繼續凋零。但聯合談何容易，一些教授只是不愿意改變自己的教學實踐，另一些人擔心把過多精力放在教學上會影響科研以及與之相伴的升遷機會，還有人因為課堂人數過多不可能采用面對面的教學方式，遑論半數大學教師都是兼職教授，在幾個校園間疲于奔命沒有時間和空間和學生見面。

罪魁禍首：不公的就業市場

盡管美國高等教育充斥著各種負面新聞，但數百萬美國人仍然愿意為之埋單，為什么？標準答案是出于對未來經濟狀況的焦慮。大學學位似乎允諾了更高的薪水以及針對失業、緊急醫健康狀況和其他不可預見的災難的保險政策。然而像Cottom在《低端教育》中指出的那樣，貧困家庭和工薪階層的學生大多數會選擇能夠更快拿到聯邦貸款的營利性機構，大部分接受者會在這些貸款上違約，上大學追求的穩定生活之夢隨著破碎。但Cottom認為“掠食性的”營利性大學在其中的錯誤仍然比不上所謂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更大的問題在于后者沒有創造出足夠的穩定工作來支撐美國工人。

除了星巴克等少數幾家公司，美國的私營部門并不為員工的高等教育投資，如果雇員有大學學位，那么他們的工資會更高，但他們必須靠自己取得學位。事實上，一些技能證書或是職業訓練或許對他們很合適。但Cottom認為，對工薪階層而言大幅提升最低工資和真正的聯邦職業培訓項目比任何種類的高等教育都有用。她的一名受訪者曾表示，他之所以讀營利性大學，是因為他在戰場上領兵打仗，要為戰士們的生命負責，他需要一紙文憑來證明自己的專業性。而在Cottom看來，這名老兵需要的是不需要學位也能做好自己的工作，這種糟糕的評價體系背后是糟糕的就業市場，而這是無論怎么修補高等教育市場都無法改變的。

對于中產家庭而言，他們傾向于認為大學不只是職業準備，而是為了幫助個人找到熱愛的東西并開發潛能，從而成為真正的完全的自己。他們的故事不同于底層，但同樣令人心碎。即便在大學生活開始前做了周密的計算認為能夠承擔經濟負擔，一旦家中發生變故，仍然會很快陷入負債的境地。由于這種不確定性，大多數學生傾向于選擇更為實際的專業而不是人文教育，19%的美國大學生選擇商科，12%選擇健康相關的職業，但即便如此未來的職業前景仍不明朗。始于自我求索和探索無限可能性的大學最終令人沮喪地結束于對安全和自給自足的追求。

疫情之后：免費的高等教育是否可能？

201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學生們相信還清貸款的平均年限是6年，現實卻是20年。盡管還完貸款的大學畢業生在收入、房屋所有和其他方面都好于沒能從大學畢業的人，但隨著學費和學生債務的不斷上升，這個系統還能維持多久？作為對新冠危機的反應，特朗普政府最近宣布至少將聯邦學生貸款免息延長六十天，此后總統又表示可能將這一政策延長更久。民眾黨總統候選人則提議了能夠大幅減輕學生債務負擔的基于收入的還款方案。拜登還擁抱了民主黨內進步派長期支持的方針，承諾為來自年收入低于12.5萬的家庭的學生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現在幾乎所有聯邦和州政府職位的競選人都爭相承諾提升大學的“準入（access）”。

齊默曼顯然對此并不樂觀：疫情之后是不是越來越多的教學會轉移到網絡上，真正的學習機會是不是將越來越少？納稅人為什么要支付這筆賬單？一個世紀前，美國決定投資免費的公立高中教育是因為美國公民們被說服相信中學教育會對所有人有好處，今天的經濟體要求大學學位，而政體卻不愿資助高等教育。實現免費高等教育的第一步也應當是讓謹慎的公眾相信大學應該是一項公益事業。

“黑命攸關”能從巴勒斯坦學到什么？

近日，半島新聞網發布了Yoav Litvin的文章，作者認為美國的反種族主義斗爭和巴勒斯坦的斗爭有很多相似之處，從幾十年來的巴勒斯坦反殖民斗爭中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教訓，幫助確保美國斗爭的成功。

美國和以色列的白人至上主義、定居者殖民項目有著共同的核心原則、壓迫戰術、侵略戰略、宣傳技術和手段。作為這種合作的一部分，美國的警察定期與以色列的警察一起進行訓練。事實上，殺死喬治·弗洛伊德和之前的埃里克·加納所使用的危險的卡脖子的方式，經常被以色列軍隊施加于巴勒斯坦人身上。

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合作是對聯合訓練的補充。以色列媒體、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主要的猶太復國主義游說團體也參與了對喬治·弗洛伊德死后的抗議活動的抹黑活動，指責他們是反猶太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宣傳者聲稱，“黑命攸關”運動正被用于反以色列的政治運動，將反種族主義活動家表達的反殖民主義原則觀點與反猶太主義混為一談。

所有這一切的背景都是特朗普政府努力推動的反對巴勒斯坦人及其盟友和平抵抗行動的殘酷運動。它正式宣布將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猶太主義錯誤地等同起來，并鼓勵國家層面的運動，將反猶太復國主義、親巴勒斯坦的活動，包括巴勒斯坦領導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 簡稱BDS，2005年開始的一場爭取巴勒斯坦人自由、正義與平等的全球運動）定罪。

作者認為，通過將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教等同起來，特朗普不僅為以色列利益服務，而且還助長了白人至上主義和損害了國內的公民自由。 特朗普的做法是將大學校園里倡導巴勒斯坦人權的行為作為替罪羊，并攻擊受憲法保護的自由，如抗議和抵制以色列政府發言人、投資和商品的權利。此外，他的政策還支持了親猶太復國主義的努力，迫使尋求與以色列同行合作的美國公司的雇員簽署親以色列、反BDS的誓言作為雇傭條件。

將所謂的宗教權利與公民權利等同起來的做法，很好地契合了在定居者-殖民者的“命定擴張論”（Manifest Destiny）學說支持下建立白人至上主義父權制倫理國家的目標，這可能成為鎮壓“黑命攸關”運動等其他反殖民運動的先例。

除了美國和以色列那些明確的反動勢力之間的合作外，對邊緣化社區的持續壓迫也取決于自由派資產階級，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監獄的信中把這群人稱為“白人溫和派”。這些同謀的溫和派宣揚改革的必要性，但卻在“實用性”的幌子下破壞左翼革命議程，為進一步鞏固壓迫提供了寶貴的時間和支持。在美國，持續的種族主義、不平等和不公正導致了當前的抗議，這表明自由改良主義者的方法不足以改善邊緣化人群的物質條件。

在巴勒斯坦，奧斯陸協定的失敗是巴勒斯坦人為改良嘗試付出代價的一個明顯例子。奧斯陸協定是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者與愿意接受“兩國解決方案”等崇高而未實現的承諾的巴勒斯坦領導層之間交易的結果。今天可以看到這種妥協的災難性結果：種族隔離得到鞏固，巴勒斯坦的剝奪和壓迫擴大，美國支持的非法吞并即將到來。

此外，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及其在以色列的自由主義猶太復國主義類似物充當了美國和以色列白人至上主義的宣傳者，為一個根本的種族主義制度提供了一個“現代”、“寬容”和“多樣化”的外表。

自由主義者堅持不懈地將討論從對國家日常暴力表現的系統分析轉移到孤立事件和革命策略的文明形式上，將他們的盟友關系建立在對非暴力和尊重國家代表和商品的承諾上。落入這個陷阱的抗議活動很快就被自由主義者及其相關的政客用在天空中許諾的改良承諾所利用。當抵抗行為被限制在非暴力的表現上，而更實質性的、更普遍的系統性暴力卻被忽視和開脫時，抗議者的反擊性行為和往往是自衛性的行為就會被誣蔑。

6月6日，成千上萬的人走上特拉維夫街頭，抗議內塔尼亞胡政府吞并西岸部分地區的計劃。發言人包括聯合名單的負責人艾曼·奧德（Ayman Odeh）、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的梅雷茲（Meetz）黨的主席尼桑·霍洛維茨（Nitzan Horowitz），還有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的特別視頻亮相。

作者認為，猶太復國主義“左翼”是壓迫性猶太復國主義宣傳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不管參與這項工作的人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這些所謂“自由”派，包括以色列政黨、非營利組織和以色列內外的媒體機構，是為了促進猶太復國主義的宣傳，使以色列和全世界的受眾能夠接受占領、種族隔離和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巴勒斯坦自由派資產階級，特別是綠線內的資產階級，往往一次又一次地被這種幻覺所迷惑。

相比之下，BDS運動明智地采用了嚴格的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原則。在明確了解壓迫制度的基礎上，通過建立交叉聯盟來抵抗壓迫，這種做法吸取了過去反殖民運動的教訓，打破了白人至上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父權制等虛構的、分裂性的政治敘事。

認識到各種被壓迫民族有共同的敵人，有助于加強他們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并有助于開展有原則的草根運動，如BDS和“黑命攸關”運動。

BDS運動所固有的反猶太復國主義、反種族主義的框架為巴勒斯坦人帶來了比與白人救世主或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實體合作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當前美國抗議的領導人可以按照黑豹黨等組織過去的努力，與巴勒斯坦抵抗力量進行富有成果的知識交流。在堅持革命原則的同時避免與反革命者結盟，可以為消除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壓迫提供機會。

極右暴力是美國最危險的恐怖主義威脅

《衛報》發布了探討極右暴力以及如何定義恐怖主義的文章，作者Jason Wilson。極右翼團體和個人的暴力行為已經成為美國執法部門面臨的最危險的恐怖主義威脅之一，并引發了一波警告和逮捕與這些極端主義運動相關人員的浪潮。

對極右翼恐怖主義的最新深入分析來自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在上周發布的《美國不斷升級的恐怖主義問題》報告中，分析了25年來的國內恐怖主義事件，發現大部分襲擊和陰謀都來自極右翼。報告稱：“自1994年以來，美國發生的所有恐怖事件中，右翼襲擊和陰謀的總數在過去6年中顯著增加”，2019年極右翼發動的襲擊和陰謀占三分之二，2020年占90%。

該報告還說：“極右翼恐怖主義已大大超過其他類型的恐怖主義。”美國第二大襲擊和陰謀來源是“宗教極端分子”，幾乎都是“受ISIS和基地組織啟發的薩拉菲圣戰分子”。報告顯示，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極左是越來越微不足道的攻擊來源。當時，FBI將縱火和其他形式的財產損失定義為國內恐怖主義，這一時期有人稱之為“綠色恐慌”（Green Scare）。

戰略與國際研究所的研究是在白人至上主義和反政府極端分子的新一輪恐怖襲擊和陰謀浪潮中進行的。

上周一，司法部宣布對一名美軍士兵提出一系列指控，包括與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這名士兵信奉白人至上主義和撒旦主義的混合信仰，而這些信仰是像Atomwaffen（“核武器”，這個組織總部在美國，已經進入英國、加拿大、德國、波羅的海國家和其他歐洲國家，旨在通過使用恐怖主義和游擊戰推翻美國聯邦政府、煽動種族清洗和針對非白人的種族戰爭、建立基于納粹主義的白人民族主義國家，他們參與了數個大規模謀殺案，計劃破壞公共供水系統并摧毀美國大陸輸電電網的某些部分， 還被指控計劃炸毀核電站以引起核熔毀。自2017年以來，該組織與8起殺人事件和幾起暴力仇恨犯罪有關，包括襲擊、強奸和多起綁架和酷刑案件。）這樣的所謂“加速主義”新納粹組織的特征。

上周，Steven Carillo因謀殺一名聯邦安全官和一名警長代表而受到聯邦起訴。與本月早些時候在內華達州因涉嫌恐怖陰謀而被捕的三名男子一樣，聯邦調查局表示，Carillo認同極端反政府的Boogaloo運動，該運動主要關注取消政府對槍支的監管。

有人建議應該起草新的法律，將這些組織認證為國內恐怖組織。民權非營利組織“西部國家中心”的執行主任Eric Ward說：“我們深深地關注任何類型的法律的想法，創建一個圍繞國內恐怖主義的法律定義。目前已經有一些重要的法律可以應對此刻的挑戰”。 Ward認為，與其制定新的法律，更需要的是一個負責任的領導層，真正愿意使用現有的工具。“我們經常要用刑事化來應對政治危機。而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

但推動新法律的工作是一個持續的過程。4月，喬治·華盛頓大學極端主義項目（GWU PoE）和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最初目的是保護被誹謗的美國猶太人，現則轉為確保公平公正對待所有美國公民和制止任何歧視、偏見及仇恨）的一份聯合報告敦促政府采取進一步措施應當前威脅。白人至上主義暴力正在跨國界和跨大洲蔓延，指定其為恐怖分子是應對這種威脅的有力工具。報告概述了白人至上主義恐怖分子的現代策略，以及法律體系（特別是執法部門）應對這些威脅的方式，他們認為這些可以為調查和起訴與右翼極端主義有關的團體和個人提供“更多工具”。報告承認這樣的法規會引起“重大的憲法問題”，并有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別是對少數群體成員”。報告還呼吁執法機構之間加強信息共享，增加數據收集和增加資源。有影響力的法律和國家安全學者、國家安全非營利組織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紐約民主黨議員Max Rose更進一步呼吁將總部設在美國的有國際聯系的團體正式定為外國恐怖組織。與此同時，聯邦調查局越來越準備將右翼極端分子與伊斯蘭恐怖組織進行比較。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報告的主要作者Seth Jones對正式指定恐怖組織提出了有條件的支持，“我仍然認為重要的是要考慮到第一修正案的影響和其他的利弊，但我確實支持認真考慮指定的問題。”他說，指定可以為也調查那些支持這類組織但沒有正式成員資格的人開辟道路。

布倫南中心研究員Mike German是前聯邦調查局特工，曾調查右翼極端分子，但現在專注于執法和情報監督與改革。他認為制定國內恐怖法規的論點是“國家安全機構”從中東沖突中進行更廣泛的調整的一部分，他們意識到“ISIS和基地組織對美國人的威脅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大了，而且整個外國反恐也有點力不從心”。

German認為，聯邦當局應該優先調查極右極端分子的暴力犯罪，并在適當的情況下將其稱為恐怖行為，但應該利用現有的法律對其進行起訴，同時考慮采取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等替代對策。他還說：“當我在上世紀90年代處理這些案件時，沒有人提出我們沒有足夠的法律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