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紐約，忍耐、壓抑、平靜。百無聊奈的日子里我想，它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呢？3月27日特朗普簽署法案，動用2.2萬億美元作為紓困金直接下發，4月15日，房東、鄰居甚至我認識的幾名中國留學生，都說收到了署名是總統特朗普的通知函和匯款，“在與看不見的敵人交戰之時，我們也在全天候地努力工作，保護像您一樣努力工作的美國人免受經濟停擺的困擾。”與此同時，聯邦政府還為疫情期間失業的勞工，提供每周600美金的額外失業福利。白宮經濟顧問顧德洛（Larry Kudlow）在有線電視新聞（CNN）上發牢騷，“我們等于是發錢給民眾，讓他們不上班。金額比工資還高”。一到4月就接到市政府打到住處的電話，說從3日起，紐約435個地點（領餐點大多設在公立學校）從周一到周五都可以免費領取一日三餐，無需任何證件和證明；60歲以上長者可送餐到家。我跑到離我最近的“市立第53小學”一探虛實，遇到干了23年的總務長老約翰，他每天早上5點第一個來學校開電閘開烤箱，6點半老師們來分裝食品，7點半發到下午1點半，每天來的街坊能有兩三百，“都愿意留給更有難處的人家”。學校的外墻是民間藝術家勒貝多（Scott LoBaido）2013年畫的巨幅美國國旗，我前年采訪他，知道這位“星條旗專業戶”25年的作品雖然數以千計，但紐約主流藝術圈對他各種看不上；對因此被冠以“民粹主義者”的帽子，勒貝多格外憤憤不平，他堅持認為這面旗幟是“為人民服務”的旗幟。我不知道他的判斷對不對，但這一張支票和一頓飽飯，中氣十足。

疫情為星條旗在紐約贏得了短暫的“正確性”，畢竟這座城市的“政治正確”是屬于彩虹旗的。2019年同性戀運動五十周年紀念，紐約宣布整個六月為“驕傲月”（以多樣化的性傾向為傲），大街小巷到處都是代表著LEGTQ社群（同性戀、變性者、跨性別主義者等）的彩虹旗和彩虹圖案。不過今年四月，“彩虹圖案”被部分紐約人賦予了新意，人們在窗戶和門扇上手繪彩虹，表達對“雨過天晴”的期盼，也向身邊的一線工作人員致謝。在共和黨傾向的史泰登島更是隨處可見，這也很好理解：紐約的其他四個區曼哈頓、布魯克林、皇后區和布朗克斯，都是民主黨傾向的，文化上“先進”左傾，彩虹旗必須是“驕傲”的；而史泰登島的原住民多為工人階級，他們及其子女的涂鴉，很難入其他紐約客的法眼，不僅藝術上土俗，觀念上也很不“高級”嘛。然而，我卻因為這些彩虹，對紐約保有了最低限度的信心。鄰居珍妮的弟弟在紐約市消防局緊急醫療服務局開救護車，帶著外甥來看她，因為社交距離，只能樓上樓下地喊話，兩個孩子在樓下的水泥地上畫起了彩虹，“獻給最愛的姑媽”。珍妮很驕傲地介紹給我認識，“我還有個姐姐在做護工呢，擔心是擔心的，但他們倆救過來好多人啊”。我向陽臺上的她挑起大拇指，這難道不是最善良的價值觀和最美好的公民教育嗎？在整個世界神魂顛倒地保持著“正確”和“距離”的時候，普通百姓以及他們的常識、常情和常理，是潺潺流過心田的溪流。道不遠人。

五月：破碎與斷裂

“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荒地上生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欲望參合在一起。”春雨的確催促了那些“遲鈍的根芽”，但很多人卻沒能跋涉出四月紐約的“荒原”。

閉市之后，失業、酗酒、吸毒和自殺的人數攀升，皇后區在五月開始前的六周內自殺人數已是去年同期的2倍，達16人。4月26日，紐約長老會醫院急診科主任羅蘭·布林（Loran Breen）醫生自殺，以悲壯的方式，宣告了這座城市疫情2個月來慘烈的身心傷亡。截至6月8日復市，紐約共有20.5萬人感染，2.2萬人死亡。然而，往日承擔著社會救濟、心理安撫和操辦人生儀式等眾多重要世俗之責的社會機構，仍舊被迫關閉；哪怕不少教堂申辯這些事項理應屬于社會的核心需求，很多機構也質疑這對私權構成了侵害，大量民眾甚至以1968年“香港感冒”在美流行而政府并未介入來申明公民和社會都需要責權對等的自由與繁榮；但大家心知肚明，很多地方的政府和政黨都視疫情為千載難逢的機遇，以疫情為名，掌控了前所未有的權勢，這在社會組織原本極為自主且活躍的紐約頗為新鮮。宗教團體在政治正確的紐約更是早已式微，5月23日現任天主教紐約總教區樞機弟茂德·多蘭（Timothy M. Dolan），來到紐約史泰登島洛雷托山這一紐約托幼慈善事業的始發地，為因疫情亡故的946名島民祝禱。這一兼具歷史和現實價值的新聞，《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只字未發，我是在很多當地人的臉書上看到的。主教冒雨上島，來到民間藝術家勒貝多創作的裝置作品《音容946》前，天空放晴，若奇妙恩典。疫情期間殯葬業停工，沒能做最后告別的家屬聚集到這里。海邊拾來的枯木還是抵擋風雨的翅膀，沙灘上的946塊玻璃破碎卻還輕觸低吟。這是生命毀而不滅的聲音。

6月4日，兩家精英醫學雜志《柳葉刀》和《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JM）撤回了兩篇備受矚目的冠狀病毒論文，原因是原始數據的來源可疑；而前者已經產生全球影響，世界衛生組織（WHO）因其緊急叫停了羥氯喹的藥物試驗，而該藥因為曾被特朗普熱捧，而在媒體上被熱諷冷嘲了不短的時間。3月州長放聲大叫紐約需要30萬臺呼吸機猶言在耳，而“美國健康與指標研究所”的數據模型顯示，4月8日紐約已達呼吸機預計使用的峰值5008臺，實際使用量只會更少。曾經喧囂的媒體，莫名的萬馬齊喑。神仙打架，百姓不由得懷疑學界、政界、商界和媒體是否是同謀。4月30日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五分之三的美國人不能或者不愿意使用“感染跟蹤系統”（類似中國的“健康碼”），盡管谷歌和蘋果公司都設計了應用軟件，但由于人數不夠這項跟蹤技術的基數而無法投入使用。硬件上的原因在于，六分之一的美國人沒有智能手機；而擁有智能手機的人中，愿意用和不愿意用的人平分天下。有意味的是，民主黨人更愿意用，也包括害怕感染后有嚴重影響的，他們更傾向于依靠政府；而不擔心疫情的和共和黨人則很不愿意，他們認為政府不應過多介入私人生活，害怕個人隱私被泄漏或被不當使用。6月20日眾議員科爾斯特（Alexandria Ocasio-Coryez）在推特上提及中國民眾熟悉的“抖音”，這名30歲代表紐約州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對網絡水軍喊話，“看到并感謝你們的貢獻”，直言大量青少年在抖音上注冊特朗普的競選造勢大會門票，卻有組織地放了他的鴿子。此事真相待考，但當晚特朗普剛剛開講，科爾斯特8點32分就發了這條推特，集了23萬點贊，卻是真的。

2020開年，在疫情還是四面楚歌的時候，紐約只有亞裔在周圍人白眼里戴著口罩，可是到了5月紐約人離開口罩已經寸步難行。4月15日，白思豪市長在疫情簡報中公布“口罩令”，這一政令要求大家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并無爭議，但它授予任何人秒變便衣警察的資格，遇到進店未遮面的顧客，都要拍照上傳“到311政府熱線告警，警察會進店幫助執行”。可笑的是，白思豪素以“煽動反警察情緒”而與警察勢同水火，2014年底紐約華人警官劉文堅和隊友拉莫斯因公殉職，數百名警察在白思豪到場悼念時以背相對，“背對”由此成為紐約警察“面對”本屆市長的標準動作；不可笑的是，2個月后，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P. Floyd）遭明尼蘇達警員跪頸致死，引發全美對警局的抗議，紐約市警務處長謝伊在6月16日突然宣布，取消市警打擊犯罪小組，全市約600名便衣警察面臨重置。紐約人一向看重肖像權，對著陌生人拍照顯然有悖舊有的“教養”。紐約的老百姓對極權還是太沒有經驗，他們顯然沒有意識到，在尊重個人權利的私有制社會，這是公權力堂而皇之高歌猛進的前奏，而公權力一旦鼓動群眾起來斗群眾，一只口罩就馬上會變成“武器”。5月15日美國炸雞連鎖店派派思（Popeyes）在上?；春Ｂ烽_出旗艦店大排長隊；這家快餐店在紐約門店多得是，特別受黑人歡迎，住處附近就有一家。經理是黑人，店員黑人、白人和墨西哥人均分。勾起饞蟲的我16日進店一看，前面站著2名黑人和一名白人青年，都沒有戴口罩；經理出來說，沒有口罩不許進店。一名黑人很大聲，“有沒有搞錯？我們是顧客，送錢給你的”；另一名馬上舉起手機，“他的口罩露出來鼻子，她的口罩掛在耳朵上。我叫警察來，你們現在就關張滾蛋”；而同行的白人青年不響。在現場喧嚷不安的氛圍中，我腦子里全是孔飛力《叫魂》里的話，“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五月底，我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我與祖國之間的距離成了“鄉愁”——鄉愁是一張窄窄的機票，我在這頭，上海在那頭。2月28日美聯航為應對中國疫情爆發，宣布取消4月30日前的所有中美航班，涵蓋了我原定雙程票的回程時間，改簽5月4日；3月26日中國“國內每家航空公司經營至任一國家的航線只能保留1條，且每條航線每周運營班次不得超過1班；外國每家航空公司經營至我國的航線只能保留1條，且每周運營班次不得超過1班”。4月2日美國國務院發出推文，呼吁海外美國公民“立即回國”，引發中國媒體廣泛報道，網上更是各種腦洞大開的猜測；沒想到人家一語成讖，“國際間商業航線停航”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四五月間，世界范圍內沒有不是“萬水千山總是難”的。6月3日美國運輸部要求中國航司從6月16日起停飛中美航線；6月4日，中國適度放開了對美國航司的限制。這簡直就是曙光，我立馬算了算，如果美聯航申請航線，中方可能批準，可能不批準；如果批準，美聯航會在現有的三條航線（洛杉磯飛北京、紐約飛上海、舊金山飛上海）中選一條；如果選中我買的紐約飛上海航線，會在一周七天中選一天；二分之一又三分之一又七分之一，我改簽的7月2日的機票會有四十二分之一也就是大約2.4%的執飛幾率！癡癡地等，美聯航7月6日起恢復了舊金山到上海的航班。簽證就要到期，“鴻雁啊，天空上，隊隊排成行”。

社會的斷裂熬到五月已經再也無法掩飾了?！凹彝ビ^”幾乎可以看作美國民眾世俗的宗教，而家庭成員的人生禮儀差不多就是宗教節日，尤其是孩子們的畢業典禮。今年所有的畢業禮都在云上飄，不少人家的門口，都插著大中小各類學校的畢業祝賀標志。舞會、合影、宴請都取消了，太多蓄謀已久的故事連開講的機會都沒有。5月20日紐約開了266年的哥倫比亞大學，首次線上直播“云”畢業典禮。校長李·布林格（Lee C. Bollinger）致辭，“與帶給我們生活意義的人們、場所、儀式和傳統分離，是回避不了的悲傷。當危機來臨，社會需要大學的指導、支持和幫助”。他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和言論自由領域著名的法學者，前面一句話我感同身受，但是后面一句話我卻有點憂疑。知識分子最恐怖的身份錯認，就是往往記不住自己不是上帝。當下美國的知名大學，當然給了社會一些“指導、支持和幫助”， 但恐怕也給了不少“煽動、消解和破壞”。1791年第一修正案獲得通過，使美國成為首個在憲法中明文保障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國家。盡管學界都在虔誠地談論“寬容”，但今日美國大學對那些挑戰政治正確教條的人，又能有多少耐心去寬容呢？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師、詩人和學者都變成了它出錢招募的雇傭勞動者。”《共產黨宣言》第一章里，1848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這樣說。

六月：紐約無法呼吸？

紐約人是不過六一國際兒童節的。2020年6月1日，紐約宵禁。

這是二戰后紐約的首次宵禁，上次宵禁是1945年2月，盟軍轟炸德國，美國煤炭短缺，所有娛樂場所停止夜間營業。5月25日弗洛伊德之死事件曝光后，不少美國市民舉行示威集會，要求公正審訊涉事警員和正視國內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但示威很快演變為暴動，堵路、店鋪搶掠、破壞公物等現象蔓延全美，截至5月31日，33個城市宵禁，27個州出動國民警衛隊。弗洛伊德死前最后所說“我無法呼吸”成為“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新的口號。5月31日周日晚間，紐約下城熨斗區和蘇荷區遭縱火搶劫，包括美國最大的百貨公司梅西旗艦店。6月1日市長宣布當晚11點到2日5點宵禁，之前還未安裝防護板的店家一夜之間緊急行動起來。6月2日白思豪再令從3日晚8點開始到8日早5點宵禁，提早到日落前20分鐘，曼哈頓96街以南車輛禁止通行。當天的大新聞是，薩克斯第五大道雇用了一列私家保安和至少7條德國黑背和斗牛犬，嚴正以待。為了復市，宵禁提前一天結束，但暴亂讓8日所謂的“復市”成了空頭支票。9日，我穿行在曼哈頓麥迪遜大街這條紐約標志性的高檔商業街上，從96街數到50街，走過四十多個街口，上著板且關著門的店家不下80%。我走到薩克斯門前，問黑人保安泰拉怎么看，他嚴肅地回答，“我在紐約做了25年的私家保鏢，第一次遇到這樣的陣勢。”

疫情一百天之后，巨大的紐約像一頭擱淺在北美大陸東岸的死鯨，鯨爆終于來了。各種丑陋，大白天下。疫情已經無法成為任何一方的幌子，人群密集的抗議示威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酒吧街邊的飲酒青年是不正確的或者是正確的，民主和共和兩黨的媒體在互相揭露中各取其辱。政客秀跪，教授蒙塵，歷史雕像被毀。來自“前東方陣營”國家的移民，更為敏感和驚懼，“Fire， Riot and Looting”、“Defunding the police”、“Silence is not a choice”。極端思維，籠罩全城，紐約似乎已經無法正常呼吸。

我確實認識一名相當成功的白人劇作家，得過包括艾美獎在內的不少行業大獎，他的想法和做法在美國影視圈里自然是極“主流”的，比如，他下載了此次抗議的專門軟件，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市區的所有游行；他們認為特朗普是萬惡之源，只要誰支持特朗普誰就是種族主義者（我對好萊塢正在傳染的情緒和邏輯，同情卻不能理解。特朗普顯然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哥倫比亞大學社工系的教授高呼“只有黑人的命是命，其他的命才能是命（All live matters after black live matters）”，認為維護社會正義比防止社會停擺更為重要。阿爾·夏普頓（Al Sharpton）被推為當下美國“黑權運動”（black power movement，其中的激進派是由五十多個核心組織互相協作的運動聯盟M4BL，即Movement for black lives，“黑生命運動”）的領袖，2014年開始他推動刑事司法改革，理由是黑人在美國被捕和被監禁的人數占比高；2017年身為黑人的他呼吁聯邦政府停止維護杰斐遜紀念堂，因為這位美國開國元勛、《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曾有600名奴隸，“人們要知道自己被奴役了，咱們的家人都是受害者。用公共經費維護這些紀念物，就是要咱們出錢去羞辱親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也是黑人，他在推特上直言，“把人們領進依附和不滿的死胡同，可能無助于改善他們的處境，但那些把自己打扮成‘被壓迫者之友’的人，卻可以名利雙收”，“無論政治左派的意識形態或修辭是什么，他們在世界各地的議程一向是：代替別人做決定，并管制他人的生活”。我在加油站遇到前聯邦眾議員維托（Vito Fossella），“在我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見到商業大公司發聲支持暴力抗議，第一次見到好萊塢明星為被警察拘留者付費保釋。左派已經極左到嚇人了。馬丁·路德·金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個大右派，和白人‘一個夢想’？政治極不正確”。退休的獄警保羅打開他的槍柜，給我看他私有的各式槍械，“解散警局？出了事為啥只會打911呢？這幫沒良心的！美國百姓為什么不放棄持槍權？就是因為要是王八蛋的政府想操蛋，膽敢侵犯我的財產，改變我的美國，老子頭一個扛槍出陣”。如果我們愿意去聽，這些人的想法里多少有些真相甚至真理的影子，大家的手中都掌握著解決頑疾的密碼中的幾個字符，但問題是彼此不能或者根本不愿意交流了。人們選邊站隊，所謂的“民主”成了“一個美國，兩種表述”，人們雞同鴨講，風馬牛不相及；而政客們無不仗著大眾的名義興師動眾。人民統統成了人質。

“構成未來的種種條件就存在于我們周圍。我們自己當代文化的許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稱之為預示性的驚顫，正戰戰兢兢地為我們所要創造的那個社會提供目前還難以解讀的信息?！?月2日《費城詢問報》發表一名建筑批評家的專欄文章《建筑也重要》（注意英文標題“Buildings Matter, Too”），8日執行主編因此辭職；6月3日《紐約時報》發表一名參議員的觀點文章《派軍隊來：國家需要恢復秩序，軍隊隨時待命》，7日該報評論版主編詹姆斯·貝內特（James Bennet）因此被迫辭職。美國新一代的所謂“警醒”（woke）文化，以急風驟雨般的“刪除攻勢（cancel culture）”加“點名攻勢（call-out culture）”，向秉持“客觀中立公正”的公民自由主義傳統的新聞觀念，“氣昂昂”地發起了“倡導式新聞”的大會戰。美國主流媒體的代際更替轟然而至。文化思想的自由不可能一下子公開消失，它有可能被神圣的承諾和高尚的理念一點一滴地奪權，有可能被拒不對話的偏執蛀空，更有可能是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放棄了獨立思考而被“平庸之惡”（準確地說是“從眾之惡”，里面還有很多仗勢自欺的懦弱）吞噬。沒有了思想自由及其標志性的言論自由，美國還何以成其為美國？

我在被洗劫后的蘇荷區的彈街路上，高高低低地讀那些防護板上的涂鴉。等在街邊的黑人司機肖恩見我走了好幾個來回，與我攀談起來。他的祖母從索馬里來，他出生在布魯克林，“我34歲了，日子這么不安生，可是頭一回，咱紐約不帶這樣的。”我說，“紐約現在亂是亂的，但可以這樣明火執杖地對著干，也是別的地界少見的?！?/p>

“我愛紐約”，我和肖恩幾乎同時異口同聲，又幾乎同時下意識地伸出了手。我們隨即意識到，這樣做現在是不正確的。但我們還是在夕陽里有力地握別，“珍重（Be safe），珍重”。這句疫情期間興出來的告別語，如今有了越來越多的意涵。

1946年也是3月，“局外人”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乘船馳入紐約港，一年以后，他也回想在紐約度過的一百天，寫道：“我愛紐約，那強烈的愛有時留給人的，全是無常與恨意。”

6月19日于紀念美國南部黑人解放的六月節初稿

6月20日特朗普連任競選集會電視直播夜修訂

6月21日報悉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決定移除羅斯福雕像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