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截至6月23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已超過900萬例。而拉美地區累計確診病例排前四位的巴西、秘魯、智利、墨西哥四國的病例總和達180多萬，幾乎占到全球確診病例的五分之一。而墨西哥還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疫情“震中”。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外交學人”近日推出“拉美疫事”系列文章，探究拉美疫情何以至此，如何得解。

今年3月18日，智利總統皮涅拉（sebastián Pi?era）曾在對全國的演講中充滿自信地表示：“面對疫情，智利比意大利要準備的好得多”。才過去三個月，6月23日智利新冠確診人數突破24萬，正式超過意大利，在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中升至第八位。殘酷的現實不僅讓皮涅拉顏面掃地，更激起了國內外輿論對于智利防疫不力的廣泛批評。

其中被詬病最多的是智利的疫情信息披露不透明。6月14日，智利政府在國內公布的死亡人數（2870人）和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的死亡人數（5132人）出現了相當大的差別，引起許多媒體質疑。雖然政府解釋說國內數據是確診新冠死亡人數，而世衛組織的數據是包含確診與疑似病例死亡的總和，但民眾心里還是疑云重重。

6月18日，智利單日新增確診突然超過4萬人，將巴西、美國、甚至印度等人口大國甩在身后。這不得不令人吃驚，智利全國人口僅1873萬人，比北京、上海等中國一線城市常住人口還少，而4萬人確診意味著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二點一。智利衛生部解釋說，其中有3萬多人是從3月以來漏報的病例，當日實際新增僅6000人左右。這一解釋不僅蒼白無力，而且間接坐實了國際輿論對于智利政府瞞報疫情數據的猜測。

隨著疫情一起震動的還有智利的國內局勢。5月19日，示威游行再次出現在圣地亞哥街頭，人們高喊：“不是反對封城，而是反對饑餓”。智利《展臺報》（El Mostrador）發出評論文章認為智利已經是一個退潮時的“裸泳者”，現在將自己的脆弱完全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6月14日智利衛生部長馬納利奇（Jaime Ma?alich）主動辭職，認為封城措施已經失敗，自己沒有能力領導防疫工作。智利眾議院議員佩雷茲（Catalina Pérez）斥責：“衛生部長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瞞報死亡人數的責任可不能不了了之”。

智利的現狀是一個復雜矛盾的混合體，死亡人數增長背后是不斷疊加的多重危機，我們或可從封城、面包和公投三個角度來管窺一番。

“動態封城”的理想與現實

智利的疫情危機發展到今天與“動態封城”的策略息息相關。區別于鄰國秘魯全面封國，智利政府為了盡量減少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提出了更加靈活的“動態封城（cuarentena dinámica）”概念。顧名思義就是根據各個區縣每日疫情數據來劃分高中低風險區，以此采取不同的隔離措施，支持低風險地區的經濟活動。

這一措施理論上非常完美，本身也是借鑒中國、韓國的社區抗疫經驗而提出來的。但是“動態封城”有三個必備條件：一是信息更新必須及時；二是核酸檢測必須足夠多；三是人口流動性必須控制在極低水平。一旦某地信息更新滯后、檢測人數不多而人口流動性又大，那該地區的疫情分級基本就形同虛設了。在互聯網高度發達，民眾配合度高的東亞，這種動態抗疫確實可行。

但將這一策略搬到拉美地區時，結果卻并不理想。智利醫學專家布拉沃（Loreto Bravo）認為，智利疫情信息更新不及時，檢測人數也有限，此外，“流動人口”直接影響了封城的效果。他說：“當拉斯孔德斯病例上升時，政府認為危險級別不高，沒有隔離經過該區域的人。這些人從一個區到另一個區，成了病毒的傳播者，甚至其中一些人還成了超級傳播者。”

智利大學的巴埃薩（Ricardo Baeza）教授也贊同這一觀點，智利人口的高流動性，特別是首都圣地亞哥的跨區人流，使得“動態封城”完全失效。研究“動態封城”數據模型的專家阿克萊（Tomás Acle）坦承，在疫情最開始暴發的拉斯孔德斯區，維塔庫拉區，洛巴內切亞區等地人口流動性保持在了平時水平的70%，而不是專家預計的20%。

“動態封城”的失效直接加大了病毒溯源的難度。以圣地亞哥為例，在高風險區封鎖前和解禁后進進出出的人流將病毒無差別地帶向了中低風險區，越來越復雜的傳播軌跡讓溯源幾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3月21日智利衛生部發布的流行病學調查報告顯示，在當天的537名確診病例中，有超過100人無法溯源。有病毒學家援引英國25000人溯源小組和武漢9000名流調志愿者的例子希望智利政府采納，但直到目前智利的病毒溯源工作都未能全面有效地展開，不斷增加的病例數讓這一工作的成本與難度與日俱增。最終5月14日，皮涅拉宣布“動態封城”失敗了，第二天進入“全面封城”（Cuarentena total）。

消失的面包

疫情危機像一面鏡子，撇去了智利遮羞的外衣，將經濟危機的幢幢黑影照得一清二楚。與巴西為了種族平等而游行截然不同，5月19日艾爾博斯克區（El Bosque）示威群眾面對電視臺的采訪，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我們在挨餓”！“全面封城”僅僅過去了5天，許多人已經到了沒飯吃的境地。

艾爾博斯克區的區長梅洛（Sadi Melo）對媒體表示，在首都圣地亞哥就有超過10%的區跟他們情況相同，許多居民連充饑的糧食都沒有。智利《水星報》（El Mercurio）估計僅在首都就有兩萬人，超過五千個家庭在忍饑挨餓。為了應對這一情形，總統皮涅拉宣布發放200萬個食品籃來幫助貧困群體，并當眾承認：“我們做的不夠好”。這種臨時性的救濟雖然可解燃眉之急，但對于長達數月甚至半年的封城而言只是杯水車薪。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認為，智利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智利的富人人均收入與德國富人相當，而智利窮人的人均收入則與蒙古國的窮人類似。雖然是世界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但智利的基尼系數遠遠超過OECD平均值，甚至超過了美國。示威游行展現了智利經濟脆弱的一面，這是被經濟發展排除在外的龐大底層群體。

對于這一群體而言，疫情中消失的面包不僅僅是每日的糧食，還有曾經的工作。5月底智利公布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9%，在圣地亞哥城地區失業率甚至超過了9.5%，是10年來的最高點。隨著疫情的不斷惡化和全面封城的延長，“消失的面包”或將越來越多。

被推遲的公投

在疫情與經濟的雙重危機之下，開始于去年的憲政危機也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2019年10月18日，智利政府宣布將地鐵早高峰8-10點兩小時的票價從800比索漲至830比索（漲幅約合人民幣2角6分），導致學生帶頭暴動燒毀地鐵站。此次示威游行一直持續到今年3月才逐步平息，表面導火索是地鐵漲價，深層原因是智利多年來的貧富分配不均，以及為這種分配不均保駕護航的1980年憲法。該憲法在當時的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支持下迅速通過，其核心精神之一就是私有化。通過踐行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醫療、教育、能源、社保等產業私有化，來促進經濟發展。

連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也承認，智利經濟在過去幾十年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過度的私有化導致智利社會公共資源稀缺。這在此次疫情期間表現的尤為明顯，昂貴的私立醫院的新冠死亡率比公立醫院要低近10個百分點。這也體現了智利的貧富分配問題不僅僅是收入上的，而且是醫療、教育、能源、社保等全方位的。

去年11月智利議會原本做出了妥協，將在今年4月推動公投（Plebiscito），讓民眾投票決定是否修改1980年憲法，并商討修改步驟與內容。然而，隨著疫情的不斷惡化，4月公投實在沒法舉行，議會將時間推遲到了今年10月25日。見此情況，許多右翼人士甚至拋出取消公投的言論。總統皮涅拉說：“現在抗疫是第一位的，之后可能還要面對經濟危機，也許我們得找機會再來談修改憲法的問題”。作為回應，眾議院左翼議員伯利克（Gabriel Boric）說：“憤怒的人群一直都在那里，不管你讓不讓大家公投。不能以為把問題藏進毯子里它就不存在。”

在這樣一個疫情、經濟、憲政三重危機疊加的智利，什么時候能迎來拐點？會有很多人餓死嗎？10月25日公投能正常舉行嗎？也許只能讓時間給出我們答案。

（王瓏興，復旦大學外文學院西班牙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