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的凌晨四點三十五分，窗簾已經漸漸透光，鳥也嘰嘰喳喳的活躍起來，而我在這光亮和聲音之下又多了一絲焦慮，努力試圖睡去，卻依然徘徊在夢與醒的邊緣。腦袋里仿佛在進行著一場念頭的打地鼠競賽，努力放空的自我化身大錘，盯著意識土壤中冒出的一個又一個念頭，把它們打回潛意識的領域。

在這些地鼠中，有一個最頑固的，不論打回去多少次，它都會頑強的鉆出來，并用盡一切辦法吸引思維的注意——“我是？”這樣的疑問，仿佛人魚的歌聲，讓人欲罷不能。

當然，這并不是問“我是誰”，不是人們在初次見面時自稱的“我是某某”，這只不過是將我跟數十億人區分開的一種符號標簽，就如土星衛星里面“普羅米修斯”和“潘多拉”的區別。但“普羅米修斯”并不能說明這顆土星的衛星究竟如何。

這似乎有些可悲，那個我們一輩子說了無數次的“我是某某”，竟然無法代表我本人，而僅僅是在人類大家族之中，貼上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便利貼，以方便他人的查閱。它不代表我的特征，也不表現我的個性。除非我成為“那個人”，那個在歷史長河中獨一無二的，那個牛頓，那個貝多芬，那個康德。

那“我是什么”？如果跳出“我是我”這個名字上的循環自指的說明后，似乎變成了一個科學或形而上學的求證，“我是人啊”，那人又是什么？按照亞里士多德對“定義”的定義，即一個“定義”應該是“種加屬差”，那么我可以這樣定義人：人是理性的動物。沒錯，動物就是人的“種”，而與其它動物的“屬差”就是理性。

但除了理性，人還是會用工具的動物，有情感的動物，有記憶的動物……再進一步什么又是動物呢？又要到生物的大家族里面，去同植物分開，在這種不斷綜合，不斷提升維度的探究之中，可以預見的結果是，要么追問出來一個無所不包卻又空泛無比的“上帝”，要么就沉入一片意義的虛無。

當我想到“我是什么”時，我是想知道自己是什么物種、想了解自己的生物或者物理構成么？對此我沒有足夠的知識，更沒有足夠的素材以供在黑暗與黎明的邊際等待睡意。所以回過頭來，“我是什么”還應該是撕開“我是某某”這個標簽之后的那種追問和反思。

我，是被皮膚包裹著的這些東西么？皮膚仿佛是一個天然的屏障，把“我”跟世界隔絕開，可是這里面究竟是什么？是看見清晨的光，是聽見窗外的鳥，是感到失眠的煩躁，是思索自我的漫游，我似乎不是某一個，而是這些，所有的這些刺激，穿破皮膚引起我的注意也好，發自皮膚內部的意識流動也罷，我似乎就是這一刻的全部知覺。

這就是我么？突然頭腦中的鏡頭開始轉動，在意識之流上，一個我蹲在夏日的午后，數著腳下爬過的螞蟻；一個我牽著狗，跑在老屋旁邊的小路；一個我羞澀的看著某個女同學；一個我尷尬的在某個小舞臺上忘了要說什么。我，不僅僅是當前這個趴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睡的一切知覺的整體，還是三歲、五歲、二十歲等每一個我的集合，就在這個讓人毫無睡意的清晨，他們逐一出現，匯集在同一個肉身之中，有精確的記憶，也有一廂情愿的幻相，在表皮之下，不斷地堆疊，最終成為一個我能夠確認的“我”。

于是，“我”從當下這一分一秒的總體知覺，突然豐富了起來，就像把時光的切片串聯起來，讓膠卷活動起來，“我”就不再是某一時刻的我，而是存在于某一段時間中的我。可是我又如何去確認那每一個都不同的我呢？在當前這一刻，如何確信它們曾經發生過，而不是別人或別的什么手段灌輸給我的某一種記憶呢？

笛卡爾就曾經產生過這樣的疑問，最后還得出了那個著名的結論“我思，故我在”。除了正在思考的這個自己，笛卡爾認為其它的都值得被懷疑，無論是外界給我們的刺激感覺，還是記憶中那些曾經的自己。那么“我”難道只是一些轉瞬即逝的想法，在存在與不存在模棱兩可的境地之間，如幽靈般的偶爾現身么？

而休謨認為“我”不過是個經驗的盒子，像是一個幻燈片放映機，一切的經驗在“我”中匆匆而過，我可以感受，但是所得到的那些因果判斷什么的，不過都是一種像是聽到雞叫然后看到日出之后所習以為常得到的結論。

這些念頭，仿佛一個通向徹底虛無的漩渦，把我卷入其中，在墜入恐懼之前，我只能奮力的抓住一些東西，尋找“我”真實存在的一些證據。

有時，在一種思緒中沉浸太久，念頭會不斷地收斂可能性，最終聚焦在一點上，不論是對是錯，是好是壞。不妨跳出對可能性的執著，換一個維度去看“我是”這個問題，比如類比的去想“什么是什么”，好比魯迅門前那兩顆棗樹，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門前有兩棵樹一樣的東西，我如何確定它們是什么？在春節，我看到它們上面掛著殘雪，夏至我看到它們在熱風中懶懶的搖，立秋時候葉子漸漸黃了，我知道，快到春節了，它們又會成為去年那個樣子。

管它們叫棗樹也好，叫梨樹也罷，那只不過像“我是某某”這種標簽式的劃分，最關鍵的是，我知道它們，是因為我知道今天我看到的，跟昨天晚上跟前天白天站在這里的兩個東西，是同一個東西，然后我把這些東西的這一刻的狀態，跟昨天、前天，一年甚至幾年的狀態聯系起來，最后給了它們一個名字，當然這名字不見得是我起的，叫它們棗樹，這只是為了讓另外一個人好理解，否則我叫它們“左邊”和“右邊”也無妨。

由此，再回過頭看“我是”，當我問出這句話時，就成了“我思，故我在”。也就是當我思考我的時候，我就出現了，不過笛卡爾只是說了這個現象，或這個判斷，但這個“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如我可以把每天看到的那棵樹認定為一棵樹一樣，當我說出“我”的時候，意思就是在追求著一個“同一”和“統一”，在追尋“我”的思考中，背后本身就隱藏著對每一個“我”的印象都是“同一”個我的認同，以及把這些個“我”統一到一個“我”的主動行為。

康德說，人能夠認識的根本，就在于“自我意識的同一性和統一性”。思考到這，突然峰回路轉了，“我”并不是一個什么東西，反而“我”是一種能力，是把每一天的棗樹，看作同一棵棗樹，并能在這些棗樹里面，抽象出一個統一的棗樹概念的能力。

這種能力，讓我可以確認現在這一刻的“我”，也可以回想之前的“我”，并把它們統一為一個能夠超越時間，在未來的生命存續范圍內依然存在的“我”。也同樣是這種能力，讓我能夠以一個短暫的生物體的生命周期，去認識到那些數學、物理的原理，那些超越千年不變的規則。

一個有意思的事情出現了，以上的種種，“我”如果是一種能力的話，實際上，這個能力總結起來，就是“是”：這就是我們可以對樹說“是樹”，對太空說“是太空”，對朋友說“是你”的這種能力。因為要判斷它們存在著，在不斷地變化中，同一且統一，也就是說出“是”這個字，跟我們思考“我”背后的邏輯是一樣的。

當我思考“我是”的時候，實際上在思考同樣的事情，“我”就是“是”，我是什么？我不是一樣東西，卻是一種能力，是一種說是的能力，是一種判斷的能力，這種判斷讓我可以認識世界，也同樣認識自己。

我是什么？“我是是！”

我是存在，在夏至的凌晨，在夢與醒的邊緣，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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