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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本書環游地球︱開羅:《一千零一夜》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五周 第二天
開羅 《一千零一夜》
世上有一千零一種《一千零一夜》。沒有哪兩份手稿全然相同,就算是譯成同一種語言,不同的譯本之間也常常千差萬別,而且不同的讀者對這些故事也有著截然不同的讀法。自從安托萬·加朗(Antoine Galland)首先將《一千零一夜》譯成法語,讓這些故事舉世聞名之后,成百上千的作家和藝術家都為他們自己的時代,或是出于自己的目的,重新想象了《一千零一夜》,其中有芭蕾舞劇,有繪畫,甚至還有最近出版的一本科威特漫畫書。

然而正是在開羅流傳的版本才能最完整地體現《一千零一夜》生生不息的博大,況且這些故事的沖擊和影響早已超過了任何文學或歷史上的“原型”。博爾赫斯在他充滿啟發意義的《一千零一夜的翻譯者們》一文里高明地道破,這些故事意旨不在于呈現巴格達生活的截面,而在于“對古代故事的改編以使其符合開羅中產階級粗鄙甚至低俗的品味”。好幾個世紀以來,許多新的故事和詩歌被加進《一千零一夜》中。好些最著名的故事,包括阿拉丁和阿里巴巴的故事,都是經加朗之手進入《一千零一夜》的,而在此過程中加朗的顧問,來自阿勒頗的說故事人哈納·迪亞卜(Hana Diab)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參與其中。
與加朗是在君士坦丁堡和敘利亞收購手稿不同,《一千零一夜》著名的英語譯者愛德華·雷恩(Edward Lane)在1820年代就生活在開羅。和他之后的理查德·伯頓爵士(Sir Richard Burton)一樣,雷恩的譯本里滿是對阿拉伯世界風土人情的描寫,讓他的讀者儼然置身于雷恩自己經歷過的場景中。雷恩不光是譯者,還是一位畫家,而在這幅畫稿里他描繪了駝隊進入哈里里可汗大市場的一幕。

《一千零一夜》中的很多細節都表明,我們現在讀到的這些故事既源自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大馬士革和開羅,也同樣源自薩珊王朝時期的波斯或者阿拔斯王朝時期的巴格達。在著名的《巴格達的腳夫和三個神秘女郎》里,有位女子雇用了一個腳夫來搬運她在市場購買的種類繁多的商品,她買的東西有土耳其榅桲、希伯倫蜜桃、大馬士革睡蓮、阿勒頗葡萄干,還有開羅、土耳其和巴爾干半島出產的各類甜點——而這些豐沛多樣的商品正是身處大馬士革或者開羅市場的說書人的聽眾們環顧四周就可以見到的。
甚至連什么算是神奇,都是由不同的文化建構出來的。在《巴格達的腳夫和三個神秘女郎》里,雇了腳夫的女子邀請他進入自己和兩個姐妹共同生活的宅院。在那里他們脫去衣物在噴泉里洗浴,還玩起了跟性有關的猜謎游戲,然后一起一邊講故事、吟誦詩歌,一邊飲宴。

之前我把薄伽丘的《十日談》稱之為世界上首次談話療法,因為薄伽丘是在朋友的陪伴幫助下才從相思之苦中解脫出來的。然而或許山魯佐德還在薄伽丘之前就這樣做了,因為她通過長達三年的故事療法治好了山魯亞爾國王嗜殺的瘋狂。在敘利亞流傳的《一千零一夜》框架故事的結尾,山魯亞爾國王只是簡單贊頌了山魯佐德的貞潔、智慧和雄辯,他還說“通過她我知道了懺悔”。而在更長也更晚的、在開羅流傳的《一千零一夜》尾聲,則顯而易見有更多心理活動。“啊,睿智而狡黠的人啊,”山魯亞爾感慨說,“你告訴了我不少神奇的事,還有許多值得思考之事。我聽你講了一千零一個晚上的故事,現在我的靈魂已改頭換面滿是歡愉,它帶著對生的欲望而跳動。我感謝真主給你的嘴涂上了如此能言的芬芳,給你的額頭蓋下了智慧的印章!”
《一千零一夜》中這些無比神奇的故事,除了可以用來撫慰人心,也可以用作政治手段。不光如此:作為物質存在的書籍本身也可以有政治意義,正如我們在巴勒斯坦藝術家兼活動家艾米莉·雅各爾(Emily Jacir)2007年創作的令人震撼的博物館裝置藝術品《一部電影(一場演出)的素材》里所看到的。她的作品哀傷的靈感來自于1972年瓦埃勒·祖埃特(Wael Zuaiter)暗殺事件。祖埃特是一位巴勒斯坦翻譯,同時也是巴解組織駐意大利的代表,他被以色列指控(支持祖埃特的人堅持這完全是個錯誤)參與了慕尼黑奧運會上發生的以色列運動員屠殺事件。當摩薩德特工暗殺他的時候,祖埃特正在將《一千零一夜》翻譯成意大利語;他被暗殺之后,在他身上發現了一本《一千零一夜》——上面有一個貫穿了整本書的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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