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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給了我們病也給了我們藥?
原創 閔琴註 吳冰清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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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閔琴註 吳冰清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看來,Untact時代已經表面化、擴大化了。
哦!先解釋一下什么是Untact。它是指,盡量減少與人的接觸,傳達信息的非面對面的溝通方式。
我們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是韓國人,就講些韓國的最新例子。
在韓國,目前,MBC(注:韓國文化放送株式會社MBC是韓國三大電視主流媒體之一, 有「韓劇王國」之稱,成立于1961年)整體廣告收益每天為81萬人民幣(1.4億韓元),月廣告收益則為2430萬人民幣(42億韓元),幾乎與Boram Tube一檔節目的月廣告收益(40億韓元)相近。
Boram Tube是什么呢?去年有個新聞,韓國一名6歲網紅的家族公司被爆在首爾江南區買下了價值95億韓幣(約合5500萬元人民幣)的房產。Boram是李寶藍(音譯),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開設了“Boram Tube Vlog”(寶藍視頻博客)和“Boram Tube ToysReview”(寶藍玩具評論)兩個頻道,主要介紹生活日常、玩具體驗和料理等。兩個頻道的粉絲數合計超過3000萬。要知道,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粉絲上個月才突破1000萬。

這與10年前以大資本為基礎、以萬億為單位的銷售額居市值市價總額前列的制造業相比,截然不同。
那么,這些現象我們應該如何去把握呢?可以肯定的是,由智能手機革命引發的社會巨大變化以“Covid-19”為起點,正在邁出又一次急劇發展的第二步。

1、投資重點從組織轉向“商品化的個人”
凡是認識邁克爾·喬丹的人,都會聽到一些這樣的傳聞。喬丹曾在自己的籃球職業生涯中三次退役,其中,第一次復出時,喬丹代言的耐克、麥當勞等股票價格瞬間上漲20%。
甚至在此之前,有傳聞說喬丹在小區里練籃球,因此,相關股票從那時開始就顯示出5%以上的上升勢頭。當然,很難證明這些公司的股價上升與喬丹有直接關系,但這樣的傳聞出現,說明喬丹的影響力之高,因為他幾乎是那時候籃球世界的頂峰。
但是,在最近的社會里,所有的影響力不會集中到處于頂峰的單個人身上。相反,與過去不同,隨著可以消費的內容的廣泛增加,大眾影響力開始向大多數個人廣泛分布。
更快地觸發這種趨勢的當然是YouTube。受眾非常小的內容也證明了有很好的收益性,“小邁克爾·喬丹”們開始出現了。
這意味著在制度化的正規金融市場上,具有商品性的個人的影響力比過去有所增加。
2. Vehicle(平臺)時代
Vehicle,就是平臺。平臺的存在就是讓個人影響力不斷發散出來。
與過去的廣告平臺不同,現在的網絡及SNS基礎廣告平臺幾乎可以無限制地重復,再生各種長度的廣告。
實際上,通過視頻傳送的體育項目,如棒球、足球,或在車輛上被廣告覆蓋的F1賽車等,由于其安裝空間的限制,實際上只能簡單透露企業名稱或品牌名稱。另外,美國最大的慶典“SuperBowl”的廣告象征的是世界頂級水平,但由于具有高象征性,所以以實驗場或概念廣告為主運營。

在Youtube播放視頻之前,也有義務收看廣告5秒以上。這也給平臺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廣告訂單。
因此,Boram Tube廣告收益不僅接近MBC,甚至接近無線臺和有線臺整體的廣告收益,但這絕對不是令人驚訝的事情。
因為Youtube和智能手機游戲幾乎完美地消除了廣告平臺現有的局限點。也就是說,從一開始級別就不同。
佩戴著一次只能發射一發子彈的手槍的人和每分鐘能發射600發以上子彈機關槍的人,考慮在對方射程內戰斗會怎樣,這個問題的答案不言自明。
3. 增長越稀少,資金就越集中的諷刺
無論是韓國還是美國,在任何地方,股市中具有成長風格的股票都遠遠超過了平均市場收益率,這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這其實有多種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于在金融危機后的持續需求收縮環境下,“增長”這個主題本身已經相當稀缺。
這也就意味著,傳統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增長已經到了難以再滿足投資者的境地。這對于正在構建以制造業為中心的經濟資產組合的韓國來說是一個慘痛的現實。
2020年代的發展主題具有諸多特點,其中最突出的是服務業,利潤創造的地方大概是靠訂閱費或廣告收入在增長(Netflix和YouTube等)。而制造業呢,可以說目前技術發展很快,但近期很難實現完全商用化及現有技術的替代(電動車和無人駕駛等),即增長動力集中在特定的結構上,這或許表明投資已經集中在短期內大量盈利不確定的企業及行業中。
因此,投資在比過去更加不確定的增長領域,意味著對Legacy(遺留)產業的吸引力下降。最終從經濟層面看,市場對過去的產業擴大需求的預期已經基本消失。投資環境最終會與經濟的整體層面,即以就業為代表的實質性經濟主體的生活質量無關。這會引發下面說明的宏觀環境和投資環境的背離。

以新經濟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為代表的近期趨勢,與就業的增進沒有多大關系,或者反而可能惡化就業質量,這已經多次被提出過。
但金融危機爆發后,大量釋放的剩余資本實際上無處可去,這些資本開始集中投資到非常狹窄的增長領域,金融市場和投資環境開始發生全面背離。
也就是說,金融市場不能完全反映經濟環境。
在這樣的環境下,稅收的定義最終可能會成為經濟問題和投資問題的最大話題。實際上,在歐洲等地被認真討論并正在引入的谷歌稅等就是其代表性的證據之一。
只把成長的果實分給在非常狹窄的領域內存在的主體的社會環境必然導致對不平等的不滿情緒的積累和爆發。但是,如果只從投資的角度看待經濟,就會失去所有信號,這一點非常重要。
5、那么我們應該怎么辦?
這是一個難題。因為直到2010年代中期為止,規定投資行為的任何法則都被推翻。沒有通脹,即使美國經濟不好,美元也在持續升值,一直認為會占據世界經濟中心軸的新興國家,除了中國以外,其他都沒能實現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該投這個公司/債券”等的建議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大多數的力量。因為統治市場的法則都變得有名無實。
畢竟,在這樣的時刻,最重要的是找到和發掘新規律,并以此作為我們新的決策標準。但是我們目前所經歷的新常態的期間還太短。
新的趨勢還在演化和斗爭,一次被打破的金融市場法則,在沒有找到新答案的情況下,依靠實驗性公式的嘗試, 使其具有方向性。
事實上這是相當虛無主義的言論,在這種情況下,只能認為今后10-20年還會持續這種混亂期。
在這個節點,COVID-19事件會壓縮混亂期,帶來一次爆發,也可以認為把4-50年的混亂減少到了1-20年。因為COVID-19使得原本與Legacy潮流競爭的新趨勢能夠更快地取得勝利,并最終成為新的標準。
從這一點看,COVID-19可以說是既給了我們病又給了我們藥的存在。
作者簡介:閔琴註,韓國人,復旦大學金融碩士在讀,原BLOCKCHAIN INVESTMENT,Inc高級分析師;
吳冰清,復旦大學金融碩士在讀,陸家嘴金融城-秦朔朋友圈雛鷹訓練營首期優秀學員。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原標題:《COVID-19給了我們病也給了我們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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