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腦海中浮現的中世紀騎士的形象通常只是一個理想化的形象：這正是騎士制度本身想要傳達的形象，而且它通過中間的游吟詩人讓這種形象強行進入人們的腦海中。

從一貫具有啟發性的詞匯的角度來看，“chevalier”一詞到中世紀才遲遲出現，其原生詞為“miles”，在古典拉丁語中意指“士兵”，在中世紀早期則指“自由士兵”。很明顯，騎士來源于馬匹，所以騎士首先是一位至少擁有一匹馬而且能夠在馬上戰斗的人。在騎士制度的思想體系中，形容詞“chevaleresque”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應該指出，該詞源于出現在14世紀的意大利詞匯“cavalleresco”，直到17世紀才被翻譯為法語。這個詞在今天如果不是褒義詞，含義也比較中性，但它剛誕生時，卻略帶批評甚至嘲諷的意味：它令人想起堂吉訶德。騎士的坐騎當然屬于特殊品種，它健壯而適合快速奔跑，同時也適合打獵和戰斗，跟在中世紀的西方推廣得很慢的笨拙的耕馬非常不同：它就是戰馬。

騎士制度的興起

騎士首先是一名戰士，盡管世人渴望和平，但是一個戰爭無處不在的社會才是他們具有如此聲望的主要原因。在此應該立刻介紹一下他們的武器裝備。他們主要的武器是雙刃長劍和長槍——槍身由白蠟樹或山毛櫸制成、末端是寬刃鐵槍頭；他們還使用裹以皮革的木質盾牌，多呈圓形、長方形或杏仁形,形狀不一。羅馬人堅硬的裝甲逐漸讓位于環甲和皮質頭盔，頭盔上的金屬鱗片就像屋頂上的瓦片一般交錯排列。頭盔通常只是一個簡單的鐵質無邊圓帽，有時用裹以皮革的金屬骨架支撐。中世紀時期裝備發生的主要變革是環甲被鎖子甲所取代，后者可以覆蓋整個身體，從肩膀一直垂到膝蓋，在底部開叉以方便騎馬，就像我們可以從11世紀末的“巴約掛毯”上所看到的那樣。環鎖鎧或鎖子甲對于防御劍的攻擊非常有效，但是不足以抵御長槍的刺擊，這種新的攻擊方式可稱得上是中世紀主要的軍事技術進步。正如讓·弗洛里所強調的，中世紀的騎兵需要相當的經濟基礎來購買戰馬（可能還不止一匹），因此承擔著繁重的裝備開支，此外他們還需要時間，因為除了頻繁的訓練，中世紀的騎士還需要在節日比賽——騎士比武以及狩獵活動中證明自己，狩獵通常在他們自己專屬的封地里進行，也就是自中世紀起為國王預留的保護區之外的地方。可以看出，即使從軍事角度來看，騎士階層就有局限于貴族精英分子的趨向。

戰斗中作為先鋒的騎士。著名的刺繡品“巴約掛毯”（11世紀末）展示了作為諾曼騎兵的騎士砍殺撒克遜步兵的情景。畫面著重突出了他們的武器裝備——頭盔、長槍、盾牌和馬鐙。戰爭的現代化進程是騎士制度的起源之一。來源：巴約，巴約大教堂寶庫。

十字軍東征被看作是基督教騎士參與的“新鮮而歡快的”圣戰。盧瓦塞·利德的《歷代皇帝編年史》手稿中的這幅14世紀的細密畫表現了“獅心王”理查和他的士兵出發參加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畫面。來源：巴黎，阿森納圖書館。

騎士制度出現于11世紀。“milites”（通俗拉丁語為“caballarii”）這個階層在1000年左右廣泛分布，首先傳播到法國中部和北部地區，然后在11世紀傳播到地中海地區，最后傳遍其他所有基督教國家。這些“milites”是服務于重要領主的戰士，同時也是這些領主的城堡的護衛者。許多城堡主在11和12世紀期間也放下身段，成為獨立的騎士。

“milites”出現于一個充滿懷疑的環境中，因為當時的教會有時會將士兵和江洋大盜混為一談。這種懷疑因此引發了1000年前后的和平運動，這場運動主要用來馴服殘暴的士兵，同時使其服從基督教會的領導。因此后來騎士將保護寡婦和孤兒作為使命，推而廣之就是弱者和窮人，甚至包括保護那些沒有武器的人，那時主要是早期的商人群體。

然而，11世紀期間，教會和中世紀基督教同最初的基督教和平主義思想漸行漸遠，且變革日漸加速。教會開始接受在某些條件下進行戰爭有必要甚至有益的想法。當11世紀末教會同意發動圣戰——十字軍東征之時，這場變革徹底成真。

為上帝和弱者而戰被一套新的儀式所認可，這種強加給騎士的洗禮圣事也就是授予騎士稱號、兵器和盔甲的儀式。多米尼克·巴泰勒米曾認為騎士理想與基督教理想的統一性正是封建體制的基石。

一個特別的地方促進了這種基督教騎士制度的發展：伊比利亞半島。收復失地運動，意指基督教國家從穆斯林手中以戰爭手段收復半島的運動，這場運動使騎士成為第一線的角色，騎士不僅成為半島上的基督徒的光輝典范，對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居民來說亦是如此。

騎士的形象也被基督教國王所接受，即使“戰士”這個次要的功能不應該給國王所代表的“正義”和“繁榮”的功能帶去麻煩。贏得最優秀的騎士國王形象的中世紀國王或許是英格蘭“獅心王”理查（1189—1199在位）。許多歷史學家都指出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圣路易）沒有成為騎士，但是事實上，他為自己打造廣為流傳的和平的國王形象的同時，也有著騎士國王形象的一面，主要體現在與英格蘭人的戰爭以及十字軍東征兩個方面。茹安維爾曾為我們留下一幅圣路易的有名的畫像，畫中的他手持寶劍在埃及的一道堤堰上策馬奔馳。

與圣徒不斷地進行參照也為騎士的基督教化打上印記。騎士作為主保圣人被賦予圣徒的稱號，而且在中世紀的圣徒傳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東歐地區，黑人圣騎士圣莫里斯奇怪地成為白人騎士階層的主保圣人，而在所有基督教國家中，最偉大的騎士圣徒是來自東方的圣喬治，圣騎士的宗教和社會形象通常表現在圣喬治屠龍拯救公主的情節中。圣喬治是彬彬有禮的騎士的典范，他的力量、勇氣和圣潔的天性都是為弱者效勞的。

盡管有十字軍東征，盡管對正義戰爭的定義有所調整，中世紀時期教會與騎士的關系依然一直很別扭。我們可以通過騎士比武的歷史一窺究竟。這種騎士比武，有點類似現代社會的大型體育表演，不僅騎士階層熱衷于此，廣大民眾也對其感興趣。它也同時屬于軍事演習和娛樂節目的范疇，喬治·杜比曾在《布汶的星期天》（Le Dimanche de Bourines）一書中巧妙地展示出它是一個有著多么巨大的資本運轉的經濟活動。但是教會卻將其看作對暴力的難以控制的狂熱，它將正義戰爭曲解為刺激性表演，而且它認為，這些對抗中的世俗成分甚至是異教成分過于明顯，因此它努力禁止這些騎士比武。尤其是于1215年召開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命令在基督教國家中禁止比武，但以失敗告終。騎士比武在1139和1199年被教會禁止，但在英格蘭卻被“獅心王”理查認可和控制（1194），它在13世紀經歷了一段衰退，但依舊沒有消亡。1316年教會解除禁令之后，騎士比武在14、15世紀重新流行，且規模更加巨大，它一直延續到16世紀。

圣喬治拯救公主。圣喬治，來自東方的圣徒，是騎士的重要主保圣人。他代表服務于善良、服務于上帝的騎士行為：白馬戰勝黑龍。來源：薩諾·迪彼得羅作，15世紀，錫耶納，教區博物館。

騎士制度是封建制度最有特色的表現形式。正如我們所見，它最終輕易地將自身的貴族特性同宗教的儀式性、君主制的組織相融合。威廉·馬歇爾（1147—1219）在當時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騎士”，喬治·杜比清晰地指出，威廉的社會成就與赫赫威名不僅要歸功于他對騎士榮譽這一準則鍥而不舍的尊重與追求，同樣還要歸功于英格蘭國王的恩寵。

圓桌騎士團為騎士形象的演變做了注腳。12世紀的騎士是勇敢的士兵，在12和13世紀之交則成為宮廷愛情的主角。不管是想象中的愛情還是真實的愛情，不管是精神上的愛情還是肉體上的愛情，宮廷愛情只是加強了自騎士制度出現時就有的意象世界。喬治·杜比還教我們清楚地看到，作為社會典范的騎士同樣也是文化典范。勇敢又禮貌的騎士有三個基本目標：冒險、尊嚴和榮譽。埃里克·科勒則很好地描述了什么是騎士冒險。

自12世紀起，騎士階層與風雅禮貌相融合。杰弗里·勒特雷爾男爵的詩篇（約1340）中的騎士騎在馬上，有兩位女士相陪。來源：倫敦，大英圖書館。

流浪：十字軍東征的另一種視角

所有的文明在不同程度上都與空間有緊密的聯系。中世紀基督教塑造和統治著歐洲空間。它在歐洲建立起由重要的點（教堂、朝圣地、城堡）組成的網絡，它甚至還劃分出了一塊流浪的空間，其中的森林也有幻想與現實之分。從這個角度來看，中世紀大多數騎士都有一個騎士基本的特點：流浪。十字軍東征則是最瘋狂的流浪。

中世紀騎士跟貴族不同，不只因為他們喜歡冒險，還因為他們無法繼承頭銜。

讓·弗洛里曾恰當地定義：“整個中世紀期間，貴族階層和騎士階層的命運都交織在一起，但是這兩個術語既不是近義詞，概念也不等價。騎士階層的光芒逐漸增強，吸引一直領導他們的貴族階層去試圖成為騎士，控制騎士，最后甚至聲稱只有他們自己才能成為騎士。精英士兵的貴族‘行會’就這樣在13世紀成為貴族騎士的精英團體，后來在中世紀末期又轉變為受人尊敬的貴族慈善團體。”

騎士制度也同樣無法避免成功帶來的惡果——嘲諷。如果說騎士單純無知，那么他們正可以成為仙國夢境中的人物。在這個世界中，傳說中的英雄人物有時屬于童話世界，就像梅綠絲娜一般，也存在“神仙”騎士。

12至15世紀期間，騎士制度的歷史發生了兩次重大的變化。首先是出現了軍事和宗教一體的騎士團，也就是“基督的騎士”。這是基督教改變對戰爭看法的結果。難以想象11世紀之前能夠出現一位集修士和戰士于一身的人物，而在十字軍東征的背景下則出現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這個人物，11世紀下半葉，他徹底將“miles christi”（基督的騎士）一詞運用在軍事領域。這些新的騎士團的出現是為了保護圣地，保護那里的基督教居民，保護那里的朝圣者。1099年耶路撒冷圣約翰醫院騎士團成立，1119年圣殿騎士團成立。另一個軍事性騎士團的誕生地是發生收復失地運動的伊比利亞半島，1158到1175年間，在該地相繼成立了卡拉特拉瓦騎士團、圣地亞哥騎士團；葡萄牙建立了埃武拉教團，即后來的阿維什騎士團。德意志人在圣地的阿卡城建立的一座醫院后來在1198年變為軍事性騎士團。最后，需要軍事性騎士團的第三個地區是歐洲東北部的異教徒的土地。1202到1204年，圣劍騎士團在利沃尼亞成立，1230年條頓騎士團定居普魯士，1237年圣劍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合并。圣·讓·阿克爾（阿卡城在基督教世界的名字）陷落之后，基督教軍事騎士團和基督的騎士們相繼撤退到塞浦路斯。

然而，歐洲正在形成的基督教君主國越來越難以容忍這些修士與騎士混合的產物。在法國國

王“美男子”腓力的指使下，教皇克雷芒五世于1308年命令在整個基督教國家逮捕圣殿騎士，維埃納大公會議于1312年宣布解散圣殿騎士團。在波蘭，條頓騎士定居在馬林堡，他們與波蘭國王持續不斷的斗爭以波蘭-立陶宛聯軍于1410年在格倫瓦德（坦能堡）對條頓騎士團的決定性勝利而告終。唯獨幸存的醫院騎士團于1530年撤退到馬耳他，成為馬耳他騎士團，至今仍專門致力于人道主義工作。

戰敗的騎士（這次毫無疑問）悲傷地穿過花田。象征主義畫家喬治·希契科克曾將其放在1898年在巴黎舉行的法國藝術家沙龍中展出。來源：巴黎，奧賽博物館。

正是在這種環境中，在中世紀騎士制度的神奇英雄的世界內部誕生并浮現出一個新的主題——九勇士。這個主題是對中世紀文人構思的闡釋，他們試圖從中世紀文明所起源的三種文明——《舊約》的猶太文明、古代異教文明、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中尋找持續不斷的相同精神理念，因此出現了九勇士這個群體。

其中三位是《舊約》中的猶太人：約書亞、猶大·馬加比和大衛；另外三位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異教徒：特洛伊的赫克托耳、亞歷山大大帝、尤利烏斯·愷撒；還有三位是中世紀的基督教徒：亞瑟、查理曼和布永的戈弗雷，這最后一位是電影中的騎士形象。從美國人開始，好萊塢使騎士復蘇，讓現代人能夠清晰地夢到現代騎士。《豪邁王子》（1954）是亨利·哈撒韋的騎士冒險電影。勇士瓦揚與叛徒騎士斗爭，并贏得美人芳心。影片中的情侶由羅伯特·瓦格納和珍妮特·利扮演。有人指出該電影是一部“中世紀西部片”。

1099年耶路撒冷的第一位拉丁國王，沒有進入神話的歷史。九勇士首次出現于隆吉永的雅克于1312年撰寫的詩歌《孔雀誓言》（Les V?ux du paon）。14至15世紀出現的掛毯樣式和15世紀出現的撲克牌游戲都為這些勇士的成功提供了保障，尤其是查理曼還成為塔羅牌和撲克牌的紅心國王。勇士的主題獲得巨大的成功，其傳播范圍甚至超出騎士階層的男性世界。女勇士出現于16世紀，融入騎士制度的世界，扮演著積極的角色，而在之前，她們在宮廷愛情故事中只處于被動地位。因此15至16世紀是騎士故事興盛的時期，其中最好的一個例證是加泰羅尼亞語小說《蒂朗·勒布朗》（Tirant le Blanc）所取得的成功，該書由倫

西亞的朱亞諾·馬托雷利所著，并在他死后于1490年出版。這位虛構的騎士是騎士形象從蘭斯洛特到堂吉訶德演變過程中的里程碑。

在16世紀初期征服了部分美洲土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服者”，在行軍和戰斗之余，都沉浸在一部騎士文學作品之中。這部書接近歌頌騎士的文學的成功巔峰，同時也展現出對早已過時的理想人物形象的批評。這部杰作，正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1605—1615）。在18和19世紀，騎士幾乎只能通過博學的歷史學家而重生。當時有一部學術著作在法國大眾中廣泛流傳并使騎士制度在“美好年代”時髦起來——萊昂·戈蒂埃的《騎士階層》（La Chevalerie，1894）。但是，騎士的理想形象啟發了波拿巴，他于1802年創建了婦孺皆知的榮譽軍團勛章。

中世紀與現代世界的騎士。讓-馬里·普瓦雷導演過三部關于一位12世紀的騎士及其侍從冒險的電影，他們誤食魔藥穿越到了現代世界。這一系列的第三部名為《時空訪客》（2001），在片中，演員讓·雷諾扮演的騎士在美國的汽車和摩天大樓中穿梭。

本文摘錄自《中世紀的英雄與奇觀》，[法]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著，鹿澤新 譯， 后浪丨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