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曾說過，如果世界是一個國家，那么伊斯坦布爾必定是它的首都。伊斯坦布爾是土耳其最知名的城市，也是土耳其人口最密集的城市。1950年以來，伊斯坦布爾經歷了三個重要發展階段。

1）1950和1960年代，土耳其進入工業化歷程，人口由1945年的86萬增長到1970年的213萬。

2）1980年代初開始，土耳其經濟自由化，人口由1980年的277萬增長到1985年的540萬。

3）千禧年之后的發展。2005年，土耳其開始加入歐盟的談判，促使其走向現代國家的政治改革，并釋放了經濟潛力。人口由2000年的880萬增長到2018年的1500萬。其中，65%人口居住在西部歐洲區，35%居住在東部亞洲區。

可以看出，1950年至今，伊斯坦布爾人口激增了15倍。

新增人口在何處落腳？

1950-1960年代，伊斯坦布爾的新增工業區需要大量勞動力。棚戶區（gecekondu）在工業區附近接二連三出現，并隨之成為這座古老城市的新景觀。棚戶區相當于第一代“占屋建筑”。

此處的占屋，并非占屋而居，而是在公共土地上占地而建。最開始是單層簡易建筑，很快就變成多層磚石或鋼混結構建筑，并形成鄰里住區。公共財力只為這些新市民提供了市政基礎設施，棚戶區的存在是為了向其毗鄰的工業區提供勞動力。

時至今日，這些占地而建的棚戶區已基本實現了合法化，設施已十分完善，是城市中充滿活力的部分，然而也存在問題。建筑質量偏低，建筑結構不足以應對防震要求。棚戶住區曾位于伊斯坦布爾的邊緣，隨著城市擴展，如今位于城市金融和娛樂中心附近。它們勢必成為城市轉型的重要目標區域。

1980-1985年的第二個增長階段，激增的人口對廉價住房產生了巨大需求，由私有領域解決。伊斯坦布爾已無法提供占地而建的公共土地了。這次，城市邊緣的農業用地的私有者將其土地分為小塊，出售給新到者修建住房。由于缺乏資金，細分的地塊非常狹小。從一開始就建造多層房屋，幾乎把整個地塊占滿。因此，產生出密集的城市肌理。這些地區的營建也很快被合法化。

2000年以來的第三個經濟繁榮期。伊斯坦布爾市政當局對人口、經濟和城市的增長加以計劃，即由公共和私營部門共同開發“正式住房定居點”。而地震頻頻發生帶來威脅。基于此，伊斯坦布爾城市改造項目持續不斷，城中的棚戶區和貧民區基本都面臨拆遷的命運。對大規模拆遷改造的不滿，奠定了伊斯坦布爾占屋運動的基礎。

格茲公園改建：占屋運動的導火索

不同于歐洲城市的占屋傳統，伊斯坦布爾的情況有所不同。

“在金錢的驅動之下，所有公有共用的場所都被搶奪了。我們所追求的，正是重新營造被奪走的公共空間。”占屋行動者如是說。

由于城市高速發展，在2010年和2011年，伊斯坦布爾均位居房地產投資和開發的歐洲城市之首。為了推動“城市重建”，眾多內城居民被迫搬遷到外城遠郊的高層安置房。2013年，土耳其政府決定將為數不多的公共綠地格茲公園（Gezi Park）的所有權移交給開發商，改建成購物中心，這引起了民眾的大規模抗議。

最初的抗議活動如同慶祝。人們在伊斯坦布爾中心的塔克西姆廣場和格茲公園搭起了帳篷、工作間和教學區，建立了社區圖書館，還設置了提供免費食品、藥品及其他用品的攤位。音樂家們在此舉辦免費音樂會，還有瑜伽教練提供免費課程。抗議者群體的構成五花八門，有藝術家、大學生、環保群體、球迷組織和左翼工會團體，也有庫爾德人、同性戀者和女性主義團體，訴求主張也是多種多樣。不久之后，這些抗議活動即被驅散。

第一個占屋：Yelde?irmeni住區

“對我來說，格茲公園的活動是一種溝通的方式，”格茲公園露營活動的一位參與者說。

格茲公園抗議之后，在伊斯坦布爾乃至土耳其全國各個公園里開始舉行公共論壇，人們匯聚于此討論各種問題。到了秋天，天氣轉涼，某些地區的公共論壇得以在市政建筑中開展，而另一些則不得不尋找私人房屋。

Yelde?irmeni住區的公共論壇另辟蹊徑，人們選擇了一棟空置了20多年的破敗建筑。2013年11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六下午，這棟被破門而入的建筑里，充滿著色彩、音樂和人群。熱鬧的程度不亞于新建購物中心的落成典禮。

“我們打開了門，然后就宣布，現在這是我們的，這是每個人的！”一位占屋者如是說。

她的話不僅描述了占屋的過程，而且概括了占屋的目的：占屋者并不想占屋而居，他們想為格茲公園的露營抗議活動尋找新的依托之所。他們想為新近恢復的互動、政治活動和不分等級的商議尋找場所。他們想營造自由的空間，且對所有人開放。

占屋的內部沒有地板，墻壁上遍布藝術品；沒有電，使用煤氣燈照明；土耳其傳統現場音樂透過墻壁上預留的窗戶孔彌漫到了街上。這里每周舉辦一次鄰里論壇，還會舉辦藝術展覽和音樂會，并定期邀請人們分享他們對某些政治或現實問題的“替代解決方案”，也會請敘利亞難民談論自己的經歷，還會舉辦垃圾堆肥工作坊。

伊斯坦布爾的占屋意義何在？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其成為新社會中心，為包容性和無等級的互動氣氛提供機會。這成為對大都市公共空間私有化和商業化趨勢的一種抵抗力量。

誰能從急劇的城市轉型中獲益？

一篇占屋組織網站的文章介紹了一個典型的例子，古老的吉普賽人永久定居點（Roma settlements）Sulukule社區。住區中的3400名居民被迫把房屋出售給私人投資者，即便不同意也被強行驅逐。他們被安置在大型建筑綜合體的TOKI公寓中，遠離市中心及居民原來的工作地點和學校。人們的社會網絡被打破，丟失了工作機會，家庭成員擠在很小的空間中。更重要的是，TOKI公寓租金高昂，很多人無力負擔，最終淪落到露宿街頭。Sulukule社區大多數居民都嘗試搬回舊社區附近居住。他們曾經擁有的房屋在2010年被拆毀，此后新落成的住宅或寫字樓的價格比之前上漲十倍。

這篇文章還提出一個問題：誰能從急劇的城市轉型中獲益？

在億萬富翁人數最多的世界城市排行榜中，伊斯坦布爾名列第五，而就社會公正性而言，土耳其在31個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倒數。從事房地產和建筑業的人士占土耳其100位最富有人士中的大多數。低收入家庭被從伊斯坦布爾的中心強行撤離，而大部分大型建筑項目的利潤達到所有行業的頂端。因此，伊斯坦布爾的占屋行動成為了對社會正義的一種表達。人們試圖收回“城市的權利”，這是列斐伏爾或大衛·哈維等學者所倡導的。

Yelde?irmeni住區的占屋面臨諸多挑戰。首先，占屋建筑是廢棄多年的建筑工地，需要投入財力物力整修才能繼續使用。其次，占屋常常受到警方盤查。而另一個挑戰則更復雜：如何在不促成紳士化的前提下開辟一個充滿藝術的替代空間？

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受困于這一挑戰：因為租金便宜，藝術家們入住貧窮社區；社區的吸引力上升，導致租金上漲；藝術家的創造力和知識使得該社區成為寶貴資源，可供房地產企業利用。

2015年11月，時隔兩年，Yelde?irmeni住區的占屋被驅逐，2016年11月建筑被拆除，2018年一幢新建筑在此地落成。與之類似，卡德拉科伊（Kafera?a）的占屋始于2013年秋天，2014年12月被驅逐，并引發了示威游行，占屋在2016年11月被燒毀。

目前，2013年以來在伊斯坦布爾陸續興起的多處占屋，都基本銷聲匿跡了。

參考文獻：

①歐亞大陸上的城市——一部生命史，成一農著，商務印書館。

②土耳其通史，哈全安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③Fighting for spaces, fighting for our lives: Squatting movements today，Squatting Everywhere Kollective (SqEK)

④Urban transformation in Istanbul: potentials for a better city, Arda INCEOGLU，Ipek YüREKLI.

⑤https://en.squat.net/2014/01/12/turkey-reclaim-the-urban-commons-istanbuls-first-squ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