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需要在每一個人身上重新建立，而野蠻則可能在幾天時間里復歸。這一年的最初幾個月里，我們每個人都經歷或者目睹了一系列“前所未有”事件，似乎整個世界觀根基都在動搖，不確定性逐漸積累。今年恰逢德國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逝世一百周年。在這樣一個不確定的時代，我們甚至無法簡單地要求“以史為鑒”，但是依然抑制不住會問：假設韋伯活到今天，他會對這個世界說什么？

馬克斯·韋伯在1918年10月10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我的內在天職是學術勞動和教學，而這個民族現在并不需要。”[1]然而，正是在一戰的隆隆炮火聲中，他完成了《宗教社會學文集》（1-3卷）。或許像韋伯那樣，保持一種與自身時代的疏離和矛盾，才會真正看清它的面目。

一、潛艇戰和一戰中的韋伯

回望一戰，對親歷的德國人來說一定心有不甘。因為從軍事上來看，德國似乎沒有明顯的劣勢，甚至獲得了不少局部勝利，但卻以戰敗告終。1914年8月開戰伊始，熱忱的愛國者韋伯將這場戰爭稱為“偉大而精彩的”，并且第一時間向衛戍部隊報到。[2]然而隨后不到一年時間里，韋伯經歷了弟弟卡爾和好友拉斯克戰死。1915年8月，他在被德軍占領的布魯塞爾寫道：“每一次勝利都讓我們距離和平更遠……”[3]韋伯對戰爭的看法為何出現了如此巨大的轉變？潛艇戰可以說是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1915年5月7日下午2點多，德國潛艇U-20在愛爾蘭西南老金塞爾角海域發射了一枚魚雷，擊中了盧西塔尼亞號客輪的右舷。盧西塔尼亞號是當時大西洋航線中最快的客輪，設計航速高達22節，而且以內飾豪華而著稱。18分鐘后，這艘3萬噸的巨輪就沉沒了，1198名乘客喪生。之后一周，喪生乘客的尸體陸續被海浪沖上了附近的海灘。幾天后，當U-20的艦長瓦爾特·施威特回到威廉港時，受到了英雄式的歡迎。然而他已經被英國人起了一個綽號，叫“嬰兒殺手”。與此同時，德國外交部不得不公開向美國表達了歉意，因為盧西塔尼亞號上的一百多名美國公民喪生。盧西亞尼亞號被英國皇家海軍征用，以及船上裝載了武器彈藥這些事實均無法影響另一些變化。美國總統威爾遜雖然竭盡全力維持了中立，但是民意已經出離憤怒，放棄了孤立政策。對德國而言，這是一次軍事戰術上的偉大勝利，外交戰略上的完敗。

韋伯在一戰期間看到，從這一事件到德國統帥部最終選擇無限潛艇戰，幾乎每一次重大的戰爭決定背后，都深深藏著“心志倫理”（Gesinnungsethik）的模式。戰爭被認為夾雜了人類最為理性和最為非理性的成分，但戰爭是需要考慮結果的。一個帶有“責任倫理”的將領首先考慮的是不是如何開始一場戰爭，而是如何結束一場戰爭；而“心志倫理”的將領首要考慮的不是國民的安危和國家的自我保存，而是羞辱、懲罰和打擊敵人。在1916年2月末，韋伯在日記中看到的問題的嚴重性：德國海軍和泛日耳曼主義者想要通過潛艇戰將美國拖入戰爭，而其結果是德國一半的商船被沒收，因為其中四分之一停泊在美國港口，四分之一在意大利港口；更不用說，美國擁有價值400億的黃金儲備，50萬裝備精良的美軍將投入歐陸戰場……當時，戰爭被德國人視為榮譽和羞辱的問題，因而可以不顧及戰爭擴大的后果，甚至可以不斷踐踏國際法。所以韋伯感慨“我們似乎被瘋子統治著”，他擔心德國在困死英國之前將困死自己。[4]

等到1916年3月24日法國汽船薩塞克斯號再次被德國潛艇擊沉、船上兩名美國人受傷時，一切已經如宿命般無法挽回。1917年2月1日，無限潛艇戰正式開始。德國民眾為不斷擊沉敵方船只而歡欣鼓舞。而韋伯在5月的日記中已經開始擔心，即便潛艇戰的戰果輝煌，但戰爭帶來的嚴重財政和經濟后果可能是德國無法承受的。[5]讓韋伯始終不能忘懷的問題是：這場戰爭如何收場？[6] 1916年10月，韋伯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講中嚴厲抨擊了潛艇戰：“藏身在無限潛艇戰蠱惑煽動背后的，并不是負有勇氣并且神經強大的人們，而是那些色厲內荏、無力承擔戰爭重負的家伙。”[7]可怕的并不是一個國家的決策者像賭徒那樣孤注一擲——因為孤注一擲意味著還有所忌憚和害怕，可怕的是當他們正義凌然之時手中已經沒有了任何賭注，再接下去只能兩手一攤。

二、陶醉于浪漫的“心志倫理”

何謂上文中提到的“心志倫理”以及“責任倫理”？一戰的血與火促使韋伯進行最為冷靜的思考。在著名的演講《以學術為業》（1919年）中，韋伯將具有倫理意義的行動歸屬到兩個準則之下：其一是“心志倫理”（也有學者翻譯為“信念倫理”、“意圖倫理”或“存心倫理學”）；另一是“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在韋伯看來，兩者之間的對立是根本的，不可調和的：

“……一個人是按照心志倫理的準則行動（在宗教的說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為是正當的，后果則委諸上帝”），或者是按照責任倫理的準則行動（當事人對自己行動[可預見的]后果負有責任）其間有著深邃的對立。……若一個純潔的意念（Gesinnung）所引發的行動，竟會有罪惡的后果，那么對他來說責任不在行動者，而在整個世界、在于其他人的愚昧、甚至在于創造出了這般愚人的上帝的意志。與之相對，按照責任倫理行動的人會列入考慮的，正是平常人身上這些平常的缺陷。”[8]

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提示出目的和手段之間的緊張關系。心志倫理起于一種理想或者信念，“個別行為的具體‘動機’（intentio）決定了其價值”，例如一個偉大的政治烏托邦、一種宗教式的誡命或者一個民族崛起和復仇的目標；[9]而責任倫理本身看重的則是選擇和行動做造成的結果——其利弊、是否可以承受。

身處一戰的世界亂局、尤其是德國國內的動蕩之中，韋伯主要批評的是心志倫理。他認為政治家必須要放棄單純的心志倫理，而轉投責任倫理。一戰末期德國有人主張為了迎接一個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局面，甚至要不惜一切代價延長幾年戰爭。這在韋伯看來是近乎瘋狂的想法。他們就是在特殊的局面中，將自己革命的目標壓倒了一切，甚至壓倒了全民可承受的政治和經濟后果。所以韋伯明白無誤地提出：“一般來說，心志倫理正是在用目的來將手段圣潔化這個問題上觸礁的。”[10]如果韋伯活的更長一些，他將看到，20世紀中最慘絕人寰的事件，幾乎無一例外帶有神圣而美好的目的。他還告誡大家，“‘善因必有善果，惡因必有惡果’絕對不是實情；反之，情況正好相反。不了解這一點的人，在政治上實際是個幼童”。[11]韋伯提出，他所見的心志倫理政治家，都沒有真正認識到，要承擔責任意味著什么，“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動（Sensation）之中”。[12]

德國從俾斯麥時代就開始奉行“現實政治”（Realpolitik）。俾斯麥憑借三場戰爭就迅速擊敗敵手，完成了德意志的統一，建立了第二帝國（1871年）。數十年來，德國的統治者自以為這是世界通行的原則，卻不了解絕大部分國家并不認同現實政治。這種對世界的無知也反過來加強了德國人的受辱感，為了洗刷恥辱、獲得“尊嚴”而走上一條越來越極致的心志倫理之路。

三、誰之責任？誰之榮譽？

從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視角來看，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都是一種“純粹型”（Idealtyp，又譯為“理想型”）的建構。現實中個人和團體的行動都兼有兩者的特征，很少能夠找到其中一方的極致案例。甚至可以說，心志倫理并非一無是處。韋伯認為，心志倫理在當時德國庸常的政治實踐中可以用來對抗缺乏政治目標的科層制度，為后者注入政治的靈魂。然而，決策制定者和結果承受者的不對稱性，將放大心志倫理的陰暗面——即做出決策的人，并不會直接承擔起決策產生的后果；反之，承擔某項政治決策后果的人無法參與決策過程，這樣就會導致決策者“慷他人之慨”。

在當時德國，民族的顏面被看得比生存更為重要——然而，顏面更多是決策者的，而生命是國民的。韋伯很早就意識到，俾斯麥垮臺之后的德國奉行的并非實力政治，而是聲望政治，“慣于虛張聲勢，每有危局則避之不及”。德皇威廉二世實行個人政治，好大喜功，根本談不上是國家和民族的真正領袖。[13]

一戰末德國基爾港水兵起義，就是這樣不對稱積累而爆發出來的惡果。德皇威廉二世時期的海軍政策一直充滿矛盾：一方面，威廉二世個人希望德國海軍能夠在傳統陸軍東西兩線之外，開辟出第三條戰線，來保衛日益增加的德國海外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海軍的最高統帥在學說方面舉棋不定。一方堅持認為海軍應當尋求海上決戰；而另一方面則認為海軍應主要致力于破交戰，打擊對方的戰略運輸和補給，避免和敵方海軍正面對抗。[14]其結果是，戰前德國雖然高速造艦，但并未發揮之前預想的作用。德國艦隊雖然不像一些史學家描述的那樣、被視為威廉二世的“掌上玩具”，但實際上德國海軍一戰期間始終扮演了“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的角色——由于無法與英國皇家艦隊正面對抗，而長時間停泊在港口。[15]但是就在臨近戰爭尾聲、毫無獲勝希望的情況下，最高統帥部于10月25日命令停泊在基爾港的第一艦隊出港，尋求與協約國進行海上決戰。[16]帝國首腦和海軍的上層軍官都認為要捍衛德國最后的榮譽，而水兵們認為那是讓他們無辜送死。于是，一些水兵們拒絕服從命令，熄滅了軍艦的鍋爐。之后當局雖然收回了出擊的命令，但仍然逮捕了幾百名水兵。11月3日，水兵和船廠工人走上街頭示威。軍隊受命開槍射擊，導致示威者8人死亡，29人受傷。德國十一月革命由此拉開了序幕，一個帝國從內部開始“崩潰”……與其說是革命“從背后捅了德國一刀”（魯登道夫語），還不如說，長久以來德國就一直在放任自身肌體上的社會問題潰爛。

四、沒有靈魂的專家

在1904年發表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結尾處，韋伯就曾感嘆道：“專家沒有靈魂，享樂人沒有良心。”（Fachmenschen ohne Geist, Genu?menschen ohne Herz）[17]在韋伯看來，專家本應該是“合理化”的人格化代表。學術專家如果能夠保持客觀中立的研究，就可以明白無誤地提醒政治家，若要達成某一目標可能會造成的一系列結果，從而有效地遏制國家走上一條不歸路。在此意義上，專家本應該是心志倫理政治的制動器。然而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專家們逐漸喪失了自己的靈魂。他們要么選擇縱情享樂，要么默不作聲。

韋伯在《以學術為業》中指出，有人將學術當做“一項表演事業”。[18]有些教授在大學講堂上夾雜私貨，販賣自己的宗教與政治主張；而當他們作為公民時，則對公共事務不聞不問，對當局唯唯諾諾、言聽計從。他在1917年6月24日的《法蘭克福報》上寫到：

一個民族如果僅僅能產生優秀的官員、值得欽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干的學者和技師、衷心耿耿的仆人，而在其他方面卻服從于冒牌君主制口號掩蓋下不受監督的官員統治——這樣的民族不可能成為一個主宰者的民族。[19]

在一個人人都是專家的社會里，竟然沒有一個人是天下事的專家。所謂的“專業主義”沉醉在自己的玫瑰色大夢中，本質上是一種犬儒主義：僅僅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根本無法防止有人不做好自己本職工作。同年，韋伯還在《法蘭克福報》上批評了德國政治中“文人”（the literati）：“那些沒有受過實際政治錘煉的不負責任的作家，其中有些還是教授，‘他們一直充當統治階級的吹鼓手’，而一旦碰到監督政府的失誤這樣的事，就百無一用。”[20]

“分工”本是現代社會的典型特征，然而卻包含了逃避個體責任的風險。在韋伯看來，現代人注定是“人格分裂”的。我們一會兒是專家，轉眼就是享樂人。兩者之間，是廣袤的無人之地——那是野心家和鼓動家的游樂場。享樂人天真地采取信仰消費主義，自以為可以“購買”到任何領域中的“專業服務”，甚至“政治服務”。然而如韋伯所言，有人為政治而活，有人靠政治而活。[21]表面上的心志倫理政治家不過是在玩弄辭藻、主義和意識形態：“信仰之斗士的這班跟從者，一旦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會特別容易墮落成徹頭徹尾常見的俸祿階層。”[22]參加凡爾賽會議后，韋伯特意去拜訪了已經辭職的總參謀長魯登道夫，希望他能為協約國獻上自己的人頭，結果被斷然拒絕。[23]此時距離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已經幾個月了。

《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不僅僅在分別討論學術與政治這兩個分化之后的社會領域，而且是韋伯重新剖析和診斷現代社會的社會本體論和社會元倫理的一種嘗試。韋伯一方面在學術領域堅持“價值無涉”的原則，另一方面則作為一個公民和政論家積極投身時政討論中——學術與政治之于韋伯如人之兩足，必須相互支撐。好的軍事家要避免兩線作戰，而好的思想家必須兩線作戰。聽其言，還要觀其行。

五、社交媒體時代的心志倫理

韋伯逝世已經一百周年了，他所經歷和目睹的那段歷史已經灰飛煙滅了，然而他的理論卻穿透了歷史。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間的鴻溝在當下不僅沒有被彌合，反而越來越加深了。心志倫理有一個內在邏輯——它會被自我綁架，從而無法妥協，不能回頭。而且任何妥協都會被視為背叛或是褻瀆神圣。因此，心志倫理具有一種可怕的潛能：一旦啟動，若沒有等量齊觀的反制力量，就只能“一意孤行”，直到脫軌……

在筆者看來，近幾年來社交媒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動員的根本機制，也在不經意間加強了政治領域中的心志倫理傾向。我們看到一些詭異的現象：一些政客在社交媒體中的表演人格日益增強。偽裝的圣徒和韋伯所說的鼓動家合二為一。精準人像側寫和廣告投放技術，為鼓動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拉踩”利器。諷刺的是，有人“推特治國”，有人不知推特是何物。治大國不再如“烹小鮮”，而越來越像是在經營“粉圈”。在社交媒體上，抹黑成本無比低廉，而對謊言的批駁反而營造出推動謊言的流量。“狼群戰術”不再指潛艇戰，而是用在社交媒體戰中……倘若韋伯活到今天，他可能會被迫跪下道歉，或者干脆自行銷號。

貫徹心志倫理的一個必然后果是犧牲“對等性”（reciprocity）原則。心志倫理的一方必定需要一種大義凌然和真理在握的優越感，從而能夠進入一種“不得不為”的定勢之中。在看似意識形態和文化立場截然不同的對壘中，雙方卻可能都帶有強烈的心志倫理特質。在對峙中，心志倫理者容易低估或者拒絕預判對方可能的反制措施。尤為令人擔憂的是，如果對立的雙方都帶有強烈的心志倫理特質，那么就可能陷入一場持續的“軍備競賽”——反制層層加碼，最終無法收拾，甚至導致“擦槍走火”。在一場國際層面的心志倫理對決中，雙方可能被拉入一場沒有底線和無法終結的持久傷害。大家都想站上輿論的制高點，但沒有人在意去堅守道德的底線。

為什么社交媒體會對國際政治產生潛在的腐蝕性？在韋伯的時代，尚且存在一個歐美的國際公共領域。然而我們所處的社交媒體時代，各國的知識精英甚至都有陷入各自“信息繭房”的危險——即在一方面抽象地承認文化多元，另一方面對具體“他者”越來越視而不見，突出自身的絕對優先和高尚。一般而言，如今的心志倫理很難再簡單地直接訴諸某個宗教原則，不過可以采取更為蠱惑人心的方式，例如將己方的立場“神圣化”，反之也可以通過信息過濾和截取將對方妖魔化——有時并不需要樹立一個十惡不赦的大反派，而只需要塑造一個令人發笑的小丑角。如果聽不到對方的情緒表達或言辭交鋒，可能直接就對面對單邊性的行動。個人如果足夠幸運（或者無恥）可以逃避責任，而民族無處可逃——德國在一戰的經歷至少可以告訴我們這一點。

韋伯這個德意志民族的悲情先知耶利米，在百年前告誡人們：

“……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后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種情況中。在這個意義上，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級相對，而是互補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道地的人、一個能夠‘從事政治之使命’（Beruf zur Politik haben）的人。”[24]

與此同時，韋伯又說，從事政治的人，是在撩撥魔鬼的力量。[25]他自己及其理論中的歧義和悖論，恰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縮影。而其理論之所以可以洞穿歷史的迷霧，像讖語一般籠罩未來，可能不是因為韋伯本人的先知先覺，而是因為后人的后知后覺。因而，馬克斯·韋伯必然會在每一代讀者心中重新誕生。

注釋

1 沃爾夫岡·J·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閻克文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84頁。

2 瑪麗安妮·韋伯著：《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641頁。

3 同上，第659頁。

4 瑪麗安妮·韋伯著：《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688-9頁。

5 《馬克斯·韋伯傳》，第716頁。

6 同上，第736頁。1917年秋韋伯致勞恩斯坦因會議一位與會者的信件。

7 沃爾夫岡·J·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閻克文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33頁。

8 馬克斯·韋伯：《韋伯作品集I：學術與政治》，錢永祥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261頁。

9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郁喆雋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2頁。

10 《韋伯作品集I：學術與政治》，第263頁。

11 同上，第265頁。

12 同上，第272頁。

13 沃爾夫岡·J·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閻克文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56、164頁。

14 Strohbusch, Erwin. Deutsche Marine: Kriegsschiffbau Seit 1848. Bremerhaven: Deutsches Schifffahrtsmuseum, 1977.S.25-6.

15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chichte, Bd.9: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9, S.137ff.

16 Müller, Hermann. Die November-Revolution: Erinnerung. Berlin: Verlag der Bücherkreis GmbH, 1931, S.23.

17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郁喆雋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46頁。

18 《學術與政治》，第165頁。

19 《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第172頁。

20 《馬克斯·韋伯傳》，第717頁。

21 《學術與政治》，第207頁。

22 《學術與政治》，第269頁。

23 《馬克斯·韋伯傳》，第801-2頁。

24 《韋伯作品集I：學術與政治》，第272頁。

25 同上，第2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