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里，國際上一種新的提法——“中等收入陷阱”引起了經濟學者、新聞媒體、政府官員、國際組織甚至普通民眾的關注，成為流行概念。百度指數或谷歌趨勢顯示，對這個提法的關注度從2007年起不斷攀升，直到2015年后才有所回落。如果搜索兩個主要英文學術論文庫（WebofSci-ence，EBSCOhost）和一個主要中文學術論文庫（中國知網），就會發現，至今有關“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仍是方興未艾。

在經濟發展研究領域，“陷阱”并不是一個新詞，“馬爾薩斯陷阱”“納爾遜低水平均衡陷阱”“貧困陷阱”便是耳熟能詳的例子。嚴格地講，“陷阱”至少應該具備三個特征：（1）存在一種自發延續與自我加強機制；（2）處于持續的穩定狀態；（3）難以突破。

如果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過什么陷阱的話，低收入或貧困肯定是一種陷阱。人類歷史已長達300萬年，但直到大約200年前，經濟增長極為緩慢，人均收入幾乎沒有多大變化，除極少數靠剝削、壓迫他人為生的富人外，絕大多數人恐怕一直都生活在貧困狀態。

18世紀下半葉爆發工業革命后，世界各地才出現“大分流”，其標志是有些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開始加速。荷蘭是1827年率先從“低收入”跨入“中低收入”門檻的經濟體，也許是全球第一例。在隨后半個世紀里，英國（1845年）、澳大利亞（1851年）、比利時（1854年）、新西蘭（1860年）、美國（1860年）、瑞士（1868年）、烏拉圭（1870年）、丹麥（1872年）、法國（1874年）、德國（1874年）、奧地利（1876年）也相繼進入了“中低收入”俱樂部。低收入陷阱或貧困陷阱明顯符合上述三個特征，因為人類花費了幾百萬年才擺脫它，的確是地地道道的陷阱。

那么是否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呢？如果我們回看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路（但今天往往被人遺忘）會發現，這種陷阱似乎也是存在的。以荷蘭為例，它于1827年跨入“中低收入”門檻，但直到128年后的1955年才進入“中高收入”群組。美國在“中低收入”階段停留的時間短一些，不過也足足花費了81年（1860—1941年）。

對這些國家而言，從“中高收入”階段進一步過渡到“高收入”階段也十分艱難。美國花費了21年（1941—1962年），加拿大花費了19年（1950—1969年），澳大利亞花費了20年（1950—1970年），新西蘭花費了23年（1949—1972年）。也就是說，西方發達國家都曾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中等收入與中高收入兩個階段），長達百年之久，甚至更長。不過，這些國家歷盡艱辛，最終還是跳出了陷阱，進入了高收入階段。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未必具有普世價值。它們曾經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意味著后發經濟體也一定會重蹈覆轍？在一篇于2004年發表在《外交事務》的文章里，當時在美國任教的澳大利亞學者杰弗里·格瑞特提出一個論點：中等收入國家處于兩面夾擊的境地——技術上比不過富國，價格上拼不贏窮國。為了論證其觀點，格瑞特按1980年人均GDP將世界各經濟體分為高、中、低三組，然后計算各組在其后20年（1980—2000年）的人均收入增長情況。結果他發現：中等收入組的增長速度（不到20%），既慢于高收入經濟體（約50%），也慢于低收入經濟體（超過160%）。3年后，在題為《東亞復興：有關經濟增長的看法》的長篇報告中，世界銀行的兩位研究人員引用了格瑞特的文章，并首次使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幾年后，這個概念一下子火爆起來，不少人聽到它便想當然地認為，高收入經濟體已修成正果，低收入經濟體的“起飛”相對容易，只有中等收入經濟體很可能會落入增長陷阱，且很難跳出陷阱。

其實，格瑞特和世界銀行報告的作者都不曾在嚴格意義上使用“陷阱”這個概念，前者根本沒有提及這個詞，后者在10年后發表的反思文章中解釋：他們原本的意思只是，中等收入經濟體可能落入增長停滯的陷阱，而不是說中等收入經濟體一定會比低收入和高收入經濟體更容易落入增長陷阱；這種陷阱存在于各種收入水平，從低收入到高收入。他們澄清，“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說法、一種預警，為的是激發有關中等收入經濟體發展方式的討論，但這個提法缺乏嚴謹的定義，也沒有像樣的數據支撐。

中等收入經濟體之所以在21世紀初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關注，原因有二：一是與戰后初期相比，世界經濟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124個有連續數據的經濟體為例：1950年時，其中80個是低收入經濟體，41個是中等收入經濟體，高收入經濟體只有3個；而到2013年時，低收入經濟體的數量降至37個，高收入經濟體增至3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數量成為大頭，達到54個。尤其是在亞洲，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比例更高，涵蓋了亞洲發展中國家95%以上的人口。二是現有經濟理論存在一個巨大的空白。理解低收入經濟體（大約10億人口）的發展，有索羅增長模型；理解高收入經濟體（大約10億人口）的發展，有內生增長理論；但對理解中等收入經濟體（大約有50億人口）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并沒有什么令人滿意的理論或模式。因此，世界銀行2007年報告的執筆者10年后說，“中等收入陷阱”與其說是中等收入經濟體注定的命運，不如說是經濟理論上“一個無知的陷阱”。

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的始作俑者都不曾在嚴格意義上使用“陷阱”的概念，嚴格意義上的陷阱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呢？格瑞特提供的證據事后被證明不足為憑。有研究者用更新的數據重新計算了各類經濟體在1980—2000年間的增長率，發現中等收入經濟體與高收入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并不像格瑞特描繪的那么大。如果采用與格瑞特不同的指標劃分高、中、低三類經濟體，這種差距則會完全消失?？梢姅祿c尺度的選擇可能嚴重影響研究的結論。更重要的是，即使沿用格瑞特的劃分指標，無論是在1990—2010年間，還是在1995—2015年間，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增長速度都比高收入經濟體更高。也就是說，從某個時段看，陷阱似有還無；換成別的時段，根本不存在什么增長陷阱。

世界銀行在上述2007年的報告根本沒有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任何證據。不過，它在2013年出版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中展示了一張圖（見圖1），作為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證據，后來被很多人廣為引用。該圖依各經濟體相對于美國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比重將它們劃分為低、中、高三類經濟體，它試圖告訴讀者：世界上在1960年時已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只有13個經濟體成功進入高收入行列。

圖1：“中等收入陷阱”的證據

然而，只要對這張圖稍做推敲，就會發現其立論基礎十分脆弱。

首先，它對“中等收入”的定義過于寬泛，包括所有人均GDP相當于美國水平5.2%—42.74%的經濟體。結果，1960年時，全世界只有區區12個低收入經濟體，其中還有兩個已站在中等收入的門檻上。而到了2008年，低收入經濟體的數量卻增加到30余個，完全有悖常理。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1960年時中國已經被劃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從而推導出中國從1960年到現在一直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擾的結論。

其次，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個經濟體中：毛里求斯（126萬人）與赤道幾內亞（74萬人）其實“仍具有典型的發展中經濟體特征”；以色列只有836萬人，而中國香港（740萬人）、新加坡（585萬人）、愛爾蘭（484萬人）、波多黎各（370萬人）的人口更少，葡萄牙與希臘人口也剛剛勉強超過1000萬，都屬于小型經濟體；且早在1960年，以色列、愛爾蘭、日本離高收入的邊界已經只有咫尺之遙。如果排除這10個經濟體，中等收入經濟體的“畢業生”只剩下中國臺灣、韓國與西班牙。這恐怕并不是世界銀行這份報告起草者希望看到的結論。

最后，低、中、高是相對概念，采用相對標準不無道理，但必須清醒認識到，世界銀行這張圖的參照系是美國的人均GDP。換句話說，在這張散點圖中，凡是2008年的點位比1960年提高的經濟體，其人均GDP增長速度都快于美國；只有點位下滑的經濟體，其人均GDP增長速度才慢于美國。用1950—2017年的數據計算，在此期間，美國的人均GDP年均增長速度是2.05%，與其他100個有連續數據的經濟體相比，其速度居中，列第52位，增速等于或低于0的經濟體只有7個。除非認定美國在這幾十年間落入陷阱，否則，我們似乎沒有任何理由斷言，那51個人均GDP增長速度快于美國的經濟體落入了某種陷阱：如果美國和這些經濟體的增長速度保持不變，后者逼近、跨過高收入標線甚至超越美國都是可能的，只是時間長短問題。

前面提到今天那些高收入國家曾經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大多數后發國家并沒有重蹈覆轍。很多人一談到中等收入國家，馬上就會聯想到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仿佛這幾個國家的經歷就是所有后發國家的宿命。拉丁美洲確有幾個國家很早就進入中低收入階段，如烏拉圭（1870年）、阿根廷（1890年）、智利（1891年）、委內瑞拉（1925年）、墨西哥（1942年）、巴拿馬（1945年）、哥倫比亞（1946年）、巴西（1958年）。到目前為止，只有烏拉圭和智利于2012年邁入高收入的門檻，阿根廷也曾短暫進入這個門檻，其余國家仍停留在中高收入群組。但拉丁美洲只是世界的一個區域，其經驗未必具有代表性。

有研究表明，總體而言，后發國家的增長速度普遍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快。在124個有連續數據的經濟體中，到2013年，共有45個完成了從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過渡，其中36個經濟體在1950年或之前已完成過渡，剩下9個在1950年以后完成過渡。前一組經濟體的過渡時間，最長的是荷蘭（128年），最短的是以色列（19年）；后一組經濟體的過渡時間，最長的是哥斯達黎加（54年），最短的是中國（17年）。如果把45個經濟體放在一個散點圖上，橫軸是進入中低收入的時間（年份），縱軸是過渡時間的長短（年數），然后畫一條回歸線，可以清楚看到兩者呈負相關，具有統計意義，斜率達-0.6，表明進入中低收入的時間越晚，過渡期越短：前一組過渡期的中位數是64年，后一組過渡期的中位數是28年，不到前者的一半。如果把這45個經濟體一并考察，過渡期的中位數則為55年（見圖2）。

圖2 進入中等收入的年份與停留在中低收入的年數

在這45個經濟體中，到2013年，共有30個（絕大多數是歐美國家）完成了從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過渡，其中5個經濟這份研究的判斷與世界銀行的判斷不一定完全吻合。體在1950年或之前已完成過渡，剩下25個在1950年以后完成過渡。前一組經濟體的過渡時間，最長的是新西蘭（23年），最短的是瑞士（14年）；后一組經濟體的過渡時間，最長的是阿根廷（41年），最短的是中國香港和韓國（7年）。用這30個經濟體做出散點圖，也可顯示一條具有統計意義的負相關回歸線，斜率是-0.24，表明進入中高收入的時間越晚，過渡期越短：前一組過渡期的中位數是20年，后一組過渡期的中位數是14年，這30個經濟體的過渡期中位數則為15年（見圖3）。

圖3 進入中高收入的年份與停留在中高收入的年數

對這45個經濟體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澄清在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誤區。有些人會不經意把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作為是否落入“陷阱”的標桿，似乎只要過渡期比它們長，就表明已進入“陷阱”。其實，正如拉美國家是特例一樣，這些東亞經濟體也是特例。歐美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包括中低收入與中高收入階段）普遍停留很長時間，但這并不妨礙它們最終進入高收入陣營。后發經濟體的過渡期普遍比歐美國家短，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現在那些后發國家一定會落入陷阱呢？如果硬要為落入陷阱設定時間標準（持續的穩定狀態），恐怕應該考察一個經濟體從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過渡期是否比55年還長，從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過渡期是否比15年還長。拿這兩把尺子衡量，的確可以找到一些久陷中低收入或中高收入階段的例子（如一些但并非所有拉美國家）。不過，更多的經濟體（如大多數亞洲國家和一些非洲國家）雖然仍未過渡到下一階段，但一直在砥礪前行。既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大概率事件，完全沒必要談虎色變，認為中等收入就是一道難以邁過的坎兒。

中國的崛起是一部當代世界的偉大史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國曾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不要說與周邊的國家與地區比，就是與以貧窮落后著稱的非洲國家比，也遠遠落在后面。當時，在有數據的25個非洲國家中，21個國家的人均GDP比中國高，且不是高出一點點，而是高出很多。例如，當時安哥拉的人均GDP是中國的10倍之多。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為改革開放后四十年奠定了堅實的政治、社會、經濟基礎。不過，即便到1978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仍然不足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依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終于在1999年擺脫了困擾中國人幾千年的貧困陷阱，從低收入邁入中低收入階段。十幾億人擺脫貧困本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性事件，但國際上總有一些人希望看到并預測中國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我們應該承認，從中等收入國家躍升為高收入國家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比較特殊的階段，要比從低收入國家過渡到中等收入國家更加復雜，中國在這一階段將面臨方方面面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對現階段的中國發展具有警示意義。另一方面，本書列舉了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量有利條件，我們完全有理由堅信，中國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

從1999年中國進入中低收入階段后，時間已過了20年。站在這個節點上，展望中國邁向高收入的前景，我們有十足的信心，未來的基本方向就是進入高收入階段，在未來10年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人的這份自信絕不是虛幻縹緲的玄想，而是靠扎實的數據支撐的。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中國在中低收入階段僅停留了12年（1999—2011年）便跨入了下一階段——中高收入階段。前面引述的另一份研究也表明，與其他任何有歷史數據的經濟體相比，中國從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過渡期最短。在過去100多年的世界經濟發展史中，從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過渡期一般會比從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過渡期長：前一個過渡期的中位數是55年，后一個過渡期的中位數是15年。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速雖然有所放緩，但依舊保持著中高速增長的態勢。這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完成從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過渡期不會超過15年。換句話說，從2012年中國邁入中高收入階段算起，到2025年左右，中國就將完成跨越，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其實，中國的很多省份已經為這種成功跨越提供了范例。眾所周知，中國31個省區市中有27個人口超過1500萬，其中最大的3個?。◤V東、山東、河南），人口達到一億上下，放到世界范圍，這些省區市的人口規模都相當于中型國家或大型國家。判斷中國整體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可以先看看各個省區市的表現。截至2015年，中國已有5個省區市（江蘇、浙江、上海、北京、天津）達到高收入水平，其中江蘇、浙江人口規模超過韓國，上海人口規模超過臺灣。與此同時，廣東、山東、遼寧、福建、內蒙古等省區市的人均GDP也已經超過10000美元，接近高收入的門檻。這兩類省區市按常住人口計算合計為5.078億人，占中國總人口（13.746億人）的比重為36.9%，相當于歐盟的總人口（5.096億人），相當于美國總人口（3.214億人）的1.58倍。既然占中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區已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或接近高收入階段，那么其他省區市跨越中等收入水平、邁向高收入階段，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王紹光著，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