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編制好“十四五”規劃，需要把上海未來發展投放到全球、全國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重新審視和謀劃，找準上海面向全球、面向未來的坐標和方位，從更寬的視野、更新的理念分析上海未來五年發展的機遇挑戰以及影響應對。對此，課題組圍繞“十四五”國內外環境專題，系統梳理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重要論述和研究報告，組織召開了多場專家研討會，對當前國內外環境的新特征、新趨勢進行了研判，并對上海的影響做了初步評估。

本文系“十四五”上海發展的國內環境評估與應對的第一部分。

“十四五”是中國進入兩個百年的歷史交匯期，是中國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關鍵時期，上海發展面臨的國內發展環境和發展趨勢也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對國內環境機遇挑戰的認識和把握也需要相應創新理念、拓寬視野、提高站位。

一、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將步入“新常態”深入發展的新階段，經濟結構轉換進入關鍵時期，深層次問題和風險累積釋放，上海當好高質量發展開路先鋒重任在肩

1、中國經濟新常態仍將保持“L型”增長，經濟增速預計換擋到5%-5.5%，經濟運行模式將發生重大變化

按照預測，“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中速增長的平臺將初步確立，但“L型”增長平臺的重心可能將調整到5%-5.5%，并且持續10年乃至更長時間。樂觀模擬來看，2020年中國人均GDP將超過1萬美元邁入中上等收入階段，按5.5%左右的速度，2023年將超過1.25萬美元，“十四五”期末有可能突破1.5萬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實現經濟高質量高能級發展。中速增長階段，推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層次動力是創新驅動發展，預計“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將進一步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逐步跨越“技術陷阱”，全要素增長率提高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但同時要看到，“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擺脫新常態低迷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仍需要克服一系列問題和挑戰，新舊動能轉換、經濟平穩增長、政府財政稅收存在低速失速的可能。因此，如何確保中國經濟在持續穩定增長中推動創新轉型加速并實現高質量發展，預計將成為五年內面臨的最主要挑戰之一，上海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擔負著為國家高質量發展樹立標準、積累經驗、提供方案的歷史重任。

2、新舊動能轉換進入關鍵時期，內需將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從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來看，未來一段時期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越來越大，出口形勢不容樂觀，投資增長亦有巨大的空間和潛力，內需仍然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從投資形勢來看，盡管目前投資對經濟拉動的邊際效應不斷降低，但綜合考慮儲蓄率水平較高、高質量發展引導、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等因素，“十四五”時期中國投資需求潛力仍然巨大，未來可以集中發力的有效領域包括高端制造業、新型基礎設施、生產要素以及社會補短板等。

從進出口形勢來看，經濟放緩對中國出口的拖累仍將持續，疊加近期中美貿易摩擦波瀾再起，未來出口形勢不容樂觀，但隨著中國由“制造大國”成為“消費大國”，預計進口需求激增，“十四五”時期進出口結構可能會出現進口大于出口的歷史性拐點，成為世界第一進口大國。

從消費形勢來看，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持續增強，消費已連續5年成為經濟增長第一動力，2018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貢獻率達到76.2%。綜合來看，中國從2018年開始進入投資拉動型經濟長期下降的階段，到2026年中國資本形成額占GDP比重將跌破40%，消費占GDP比重將持續攀升。

“十四五”期間，在擴大內需戰略推動下，居民消費潛力有望繼續釋放，消費升級勢能持續增強，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將持續發揮，內需拉動作用顯著增強。上海積極順應內需驅動發展模式要求，充分發揮進口博覽會等溢出帶動效應，通過消費驅動做大做強國內市場，將有利于有效抵御內外部各種壓力，確保城市經濟擁有足夠回旋空間。

3、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建設引領新一輪產業升級，有利于上海重塑實體經濟競爭優勢

“十四五”時期，預計中國將基本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框架，先進制造業與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產業從整體上向中高端階段邁進。按照這一目標，未來五年將是中國深度工業化的攻關期和產業智能化的奠基期，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型技術的商業化應用將會加速，中國迎來通過產業智能化后發追趕發達國家的重要窗口期。同時，中國服務業發展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入推進，將加速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融合化、數字化進程，數據與其他產業的融合將會越來越深，預計到“十四五”末，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約為40-45萬億元，占GDP比重超過35%。上海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應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深入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打造新時代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新高地。

4、經濟下行壓力可能會帶來深層次問題和風險累積釋放

近年來，中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呈現減緩趨勢，經濟增長的因素中存在諸多不合理因素，宏觀經濟風險會隨著社會經濟矛盾的不斷加深而日益增大。

一是金融風險依然是重中之重。中國的金融風險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一方面，由于中國貨幣信貸數據均大幅超過同期的經濟增長率，中國的經濟貨幣化水平居高不下（M2與GDP之比達到250%，超過發達經濟體200%以內的水平），在全球大的經濟體中“一騎絕塵”。伴隨著貨幣信用以及金融業資產負債表的持續巨額擴張，導致中國的債務率水平快速上升，成為中國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隱憂。另一方面，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大力推進，致使中國的金融體制、金融市場日趨復雜，宏觀調控的難度明顯加大。人民幣國際化客觀上使境內外市場聯結起來，造成人民幣匯率、利率等的影響因素增加，難以自如地施展調控政策。同時，銀行業等金融機構在業務結構、資產負債表管理上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管理難度隨之加大。

二是房地產風險也在不斷積累。雖然近年來房地產去庫存效果顯著，但最近出現了反彈苗頭，房地產市場存在價格泡沫風險和結構性風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報告顯示，從房價收入比角度來看，中國主要城市的房價收入比遠超主要國際城市水平，在全球房價收入比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中國城市占據8席，需要警惕出現房價泡沫跡象。從庫存去化周期的角度來看，過高的庫存去化周期問題已經得到明顯緩解，但有再次反彈的風險。房地產市場存在結構性風險，不同層級城市房價分化加劇。金融機構的房地產金融風險也在加速積累，房地產貸款數量持續攀升也對商業銀行有關金融指標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商業銀行杠桿率和不良貸款比例持續上升。此外，由于房價對企業流動性風險存在直接影響，部分省份存在較大的企業流動性風險。

三是財政收支平衡壓力較大。隨著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壓力加大和減稅降費深入推進，從長遠看，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將涵養稅源、增加財政收入。但短期會對財政收入產生一定影響。2019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長僅為3.4%，上海同比增長僅為0.1%，經歷多年高速增長后，呈現持續增速放緩態勢。預計“十四五”期間，各地財政收入仍將持續低位運行，但財政支出仍將保持較快增長，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加大。同時，由于一般預算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下降，許多地方缺少可以盤活變現的存量資產，也沒有可以清理的結轉結余資金，加之兜住“保工資、保運轉、保基本民生”底線等各項剛性支出持續加大，收支矛盾日益突出。

四是局部就業風險依然存在。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的背景下，計算機和電子、機械等產業鏈調整布局可能性最大。外資企業可能降低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布局中的重要度，或將原先從中國地區的采購計劃轉移至其他地區，極易導致隱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上海先于全國面臨經濟社會多重轉型期間遇到的各類風險挑戰，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長減緩趨勢已經有所顯現。“十四五”期間，上海要始終把防范和化解各類風險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準確把握城市發展規律，在抵御風險、戰勝困難中實現上海發展的新躍升。

二、未來五年，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心從“三去一降一補”轉向“體制性改革”，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重構市場主體的信心和突破科技創新瓶頸束縛等將成為重點方向，上海攻堅突破面臨著新的要求和機遇

1、“十四五”時期，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更加注重結構性、體制性因素的深層次改革攻堅

同世界經濟面臨的問題相類似，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也面臨突出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進入“十四五”，預計在“三去一降一補”取得顯著成效基礎上，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推進的重點預計將會在制約擴大有效供給的結構性、體制性因素上做文章，包括消除體制對供給側結構調整的約束，完善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新體制，建立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投融資體制、金融體制、財稅體制、科技體制等。上海按照改革開放排頭兵的要求，必須要破除條條框框、思維定勢的束縛，準確識改革、主動求改革，拿出更大的改革舉措，加強改革系統集成，為全國改革攻堅提供示范借鑒，下好“先手棋”。這對上海深入推進國資國企、民營經濟、科技創新、人才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2、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可能將圍繞全面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重構市場主體信心展開

微觀市場主體是經濟發展的細胞，是生產要素的組織者和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者，處于供給體系的關鍵位置。“十四五”期間，中國擴大有效供給面臨的突出矛盾之一，便是在于微觀市場主體動力不足、結構不合理、信心缺失。過去五年，隨著放管服改革的深化推進、營商環境的不斷完善，減稅降費等政策的利好逐步釋放，企業的生存狀況大為改善。但市場壁壘、國企行政化等問題仍然有待解決，迫切需要在放開市場準入、引入競爭中性原則等方面拿出硬招、實招。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以及系統性風險的倒逼下，“十四五”的全面深化改革有可能將圍繞全面激發國有、民營、外資企業等各類微觀市場主體的活力和信心，進行大改革、大調整，實現類似1978年以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1992年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等重大突破，這將重構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經濟市場主體的信心。對此，上海要聚焦國資國企、民營經濟、放管服等重點領域，大膽先行先試，放大改革綜合效應。

3、圍繞科技創新的體制改革將進一步加速，上海科創中心建設肩負著新的使命

進入“十四五”，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產業將“以更快的速度、更廣的范圍整合和重構全球價值鏈條”，有可能會帶來國家之間競爭的“贏者通吃”。但要看到，目前中國關鍵基礎材料、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等對外依存度仍在50%以上，大量的集成電路、汽車、儀器儀表、顯示面板、自動數據處理器、飛機和航空器、電子元器件、醫療器械等產品，其核心控件大多依賴國外，比如機器人高精密減速器、高性能伺服電機和驅動器、高性能控制器、傳感器和末端執行器等五大關鍵零部件均來自于進口。因此，“十四五”及未來一段時期，預計中國將史無前例地提高研發創新投入，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集成電路等領域力爭在自主可控方面實現歷史性突破，這將對上海“十四五”科創中心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別是要圍繞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投入、激發科技人員積極性、強化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等關鍵問題，率先探索建立健全重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項目形成和組織實施機制。

（本課題報告完成于2019年10月，未包含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因素評估，特此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