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超、柏琳

2018年8月，單向街公益基金會發起了“水手計劃”。這一文學活動旨在幫助青年創作者們重新發現世界，單向街公益基金資助他們海外旅游，并協助、指導他們的創作，直至推廣、展覽他們的最后成果，力求把新的全球想象帶到漢語寫作中來。而剛剛出版的《單讀24?走出孤島：水手計劃特輯》便是這一“水手計劃”的首次完整結集，展示了第一批水手的創作成果。

參加首次“水手計劃”的有五位作者——劉子超、柏琳、曾嘉慧、馮孟婕、郭爽，他們于2019年分別前往帕米爾高原、薩拉熱窩、日本長崎、摩鹿加群島和東南亞數地，用文字和影像的方式記錄當下生活的切片，也成就了特輯中的5篇長文。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私家地理發布其中劉子超的《帕米爾公路和瓦罕山谷》，以及柏琳的《薩拉熱窩無消息》兩篇文章的節選，供讀者先睹為快。

《單讀24·走出孤島：水手計劃特輯》；吳琦/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5-1

 帕米爾公路和瓦罕山谷：第五章

撰文：劉子超（作家，譯者，旅行者。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先后供職于《南方人物周刊》《GQ智族》、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現自由寫作。著有《午夜降臨前抵達》《沿著季風的方向》，譯有《驚異之城》《流動的盛宴》。）

第二天上午，星期三開著他的二手帕杰羅來接我。這車是他從杜尚別買的，花了一大筆錢——他一整年的收入。結果，他一坐到方向盤后面就顯得過分謹慎，好像剛拿到駕照的新手。

開了一段后，我發現他其實是在虐待這輛車。他不習慣換擋，哪怕車速已經很快了，他卻始終保持二擋。發動機憤怒地悲鳴著，他就更加慌亂了，鬢角冒出了汗珠。好在威朗村不遠，只有二十多公里。他把我放在村口，長吁一口氣。他說要去檢修一下這輛車，他認為引擎出了問題。

我打聽到，佛塔就在村后的山上。一條小路穿過田舍、果園，繞過溪水，到了山腳下就戛然中斷。我抬頭仰望，看到佛塔立于一座峭壁之上，必須沿著將近60度的陡坡爬上去。我手腳并用，開始攀爬，陽光烤得我滿頭大汗。山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碎石，一不小心就會造成一場小型滑坡。幾次滑坡后，我有點手足無措。我在半山處找了一塊可以勉強立足的地方，琢磨接下來該怎么辦。

就在我進退維谷之際，住在山腳下的一個小姑娘跑了上來。她看到我的無助，沖我揮了下手，讓我跟著她爬。她只穿著一雙舊拖鞋，卻輕盈似鹿，在山石間跳躍著。她不時回頭，看我跟上沒有。雖然臉上有陽光灼傷的斑點，但五官卻驚人的清秀。多虧有了她，我在陡峭的山石間，看到了一條路。快要登頂時，她伸出手，把我拉了上去。

佛塔呈方形，共五層，外圍有土墻圍護。小姑娘指給我看塔頂一塊印有“足跡”的石頭，據說那是釋迦牟尼的腳印。我們站在那里，站在風中，俯瞰瓦罕山谷，遠眺興都庫什。陽光傾瀉而下，照耀萬物，一切都仿佛亙古未變。想到眼前的風景也是玄奘大師看到的，我頓時覺得這里多了一份意義。

玄奘路經此地時，佛塔還未坍塌。他說，廟中有石頭佛像，佛像上懸掛著金、銅制成的華蓋，裝飾著各種珍寶。當人們繞佛而行時，華蓋也會隨之旋轉，神妙莫測。一千三百年后，寺廟和佛像全都不見了，只有佛塔的遺跡兀自佇立——這里早已不再是佛教的世界。

下山后，我想請小姑娘去村里的小賣部喝汽水。可是她會錯了我的意思，把我帶到一處泉水旁。她心滿意足地看著我灌滿了礦泉水瓶，然后揮了揮手，連蹦帶跳地回家了。

我回到威朗村，在小賣部買了一瓶俄國啤酒，然后坐在路邊的大樹下，等待下一程的順風車。我擰開瓶蓋，泡沫從瓶頸冒出來，沿著瓶身往下流，在地面的浮土上砸出幾個小坑。啤酒不夠涼，但光是能避開烈日，已經讓我心情舒暢了。

帕米爾高原上最遙遠的定居點布倫庫勒  劉子超 圖

幾個無所事事的當地青年湊了過來，問我去哪兒。他們沒車，也不知道行情，只是純粹出于搭訕的樂趣，漫天開個高價，壓根沒想做成這筆生意。看出這點后，我就裝聾作啞，繼續喝我的啤酒。他們終于覺得無聊，就任我坐在那里，繼續四下游蕩了。

我想，如果等不到順風車，我就在村里住一晚。這里有小賣部，有落滿塵土的零食，有不太冰的啤酒，足夠我 度過這個夜晚了。沒想到剛過了半個小時，一輛破舊不堪的拉達就開了過來。車上坐著三個當地女人，鑲著金牙。司機穿著臟兮兮的夾克，可相比他的車，已經干凈太多了。

這輛拉達或許十年前就該報廢，但卻在這個世界的角落頑強地活了下來。車身銹跡斑斑，車內落滿灰塵。沒有收音機，沒有窗戶搖桿，沒有儀表盤。一切接線全都裸露在外，有故障就能當場修理。這么一堆拼湊起來的廢鐵，竟然如此堅固耐用，看樣子連汽油都不用加，只需撒一泡尿進去就能開到目的地。

我問司機去不去蘭加爾(Langar)。他正要往那邊走。我問多少錢。他報了一個價，當地人的價，低到可以忽略不計——我暗自慶幸自己的好運。

三個當地女人興奮地擠到最后一排，把副駕駛的位置讓給我。拉達車嘆了口氣，咳嗽了兩聲，哆嗦了幾下，顫抖了一陣，開動起來。我坐在車里，卻能體會到騎在馬上的感覺——那可不是花幾百美元包車能感受到的。

有外國人坐在車上，司機好像底氣更足了。他戴上墨鏡，點起香煙，一手搭在窗外，像一個開著跑車兜風的紈绔子弟。我們經過路邊人家時，他故意減慢車速，以一種漫不經心的姿態抬一下手指，而外面的人看到車里居然坐著外國人，全都瞪大了眼睛。

司機把我放在蘭加爾的一家民宿前，說主人是他的親戚。這多少解釋了他愿意低價把我載到這里的原因。拉達調轉車頭，突突響著，屁股吐出一股黑煙，飄然而去。黑煙過后，一個騎著小毛驢的少年緩緩走過來，向我招手。兩側都是光禿禿的石山，石塊就像遠古動物的遺骸，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黝黑的牧羊人趕著黃羊在石頭間移動。蘭加爾，在突厥語中就是“野山羊”的意思。

男主人朝我大喊一聲——這時我正要走進隔壁家的大門。他戴著一頂瓦罕小花帽，身材高瘦。一說話，我就聞到一股伏特加味。我細看他的面容:臉頰皮膚松弛，帶著微紅，眼白發黃，有血絲。

他領我進入他家的院子，客房位于側翼，與他和家眷住的房子分開。走廊上擺著兩張舊沙發，地毯磨得卷了邊。房間是斯巴達式的，被單和枕套上全是破洞，像遭了幾場蟲蛀。蘭加爾是瓦罕山谷中最后一處定居點，再往前走就是帕米爾高原的無人區，因此我不打算挑三揀四。

這時，男主人卷著大舌頭說，女兒剛從苦盞(Khujand)歸來省親，晚上舉家慶祝，請我務必參加。男主人走后，我打開行李，換上干凈的T恤。幾個當地小孩趴著窗戶往房間里看。我突然沖過去，張開五指，嚇他們一嚇。這可讓他們措手不及，全都尖叫著四下逃走。

離晚上的派對還有一個多小時。我來到院子里，與一個正在悠然閑逛的年輕男子攀談起來。他歪戴棒球帽，眼窩深陷，蓄著胡子，舉止有點吊兒郎當。他告訴我，他是男主人女兒的表哥，今晚也是他在瓦罕的最后一晚。明天一早，他就要動身奔赴莫斯科，繼續工地上的搬磚生活。

在俄國旅行時，我經常看到中亞長相、穿著橘紅色背心的建筑工人。我知道他們是塔吉克人，可從來沒機會和他們交談。

這時，表哥從身上摸出一本護照，上面寫著他是“塔吉克人”，但他認為自己是“帕米爾人”。

“兩者有什么區別?”

“你很容易看出塔吉克人和帕米爾人的區別，”他說，“在俄羅斯，塔吉克人喜歡行賄，而帕米爾人從來不這么干。”

說這話時，他的神色頗為自豪。“為什么會這樣?”

他說，因為帕米爾公路的存在，帕米爾人更熟悉俄國的“生活方式”，因此也比塔吉克人更適應俄國的生活。在蘇聯時代，帕米爾獲得了更多的特權和物資供應，有很多科學家來到這里，帕米爾人的俄語也說得更好。獨立后，同信仰遜尼派的塔吉克人不同，帕米爾人信仰伊斯瑪儀派。阿迦汗四世關心這里的發展，興建了大量學校和基礎設施。相比西部的塔吉克人，帕米爾人反而更具現代意識。

“此外，我們挨著中國。”他說，“中國的商品要通過帕米爾公路運進來。”

他的意思是，帕米爾雖然地處邊緣，卻有中心之感。加上緊鄰中國，未來大有可期。這個理論我雖是第一回聽說，但好像也不無道理。

說話間，表哥掏出一個小小的、卷好的塑料袋，里面裝著暗綠色的藥草。他捏起一小撮，壓在舌根與下唇之間。我也捏了一小撮，學他剛才的樣子，壓在舌下。藥草受潮濕潤之后，下顎瞬間就麻木了，接著整個人天旋地轉，如同迎頭挨了一記悶棍。看到我這副反應，表哥哈哈大笑。

我回到房間，足足躺了半個小時，才從藥勁兒中緩過來。此時，夕陽余暉灑滿房間，窗外傳來孩子們的笑聲。

布倫庫勒 圖 劉子超

“我在這里做什么呢?”我想起作家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的天問，體會著這句話背后的戲謔感。然后，我想到，晚上的派對已經開始了。

我走到主人的屋外，只見門口橫七豎八地躺了十幾雙鞋子。房間同樣是瓦罕傳統樣式，有五根廊柱，墻上掛著精美的手織掛毯。此刻，茶水已經泡好，大口茶碗放在地上。 地毯上擺著各式干果、茶點、沙拉和大盤抓飯。有人拉著手風琴，表哥打著手鼓，回來省親的女兒穿著華美的服飾。房間被人的氣味熏得暖烘烘的，人們在樂聲中翩翩跳起瓦罕“鷹舞”。我坐在角落里，喝著茶，看著眼前的一切，感到一路的辛勞都是值得的。

跳舞的人既有親戚朋友，也有附近的鄰居，還有鄰居家的兩個漂亮小女孩。一個穿著紅色連衣裙，一個穿著藍色連衣裙，有模有樣地學著大人跳舞。

我走出房間時，天色已暗。那個穿著藍色連衣裙的小姑娘跟了出來。我們聽不懂對方說話，但能用眼神交流。從地圖上看，蘭加爾在瓦罕山谷的最東端，過了這里，地勢就變成幽深的峽谷，而噴赤河從峽谷中奔流而出，形成一片平緩的河灘。是不是能從那里走到阿富汗一側呢?

我拉著小姑娘的手，向那個方向走，想去看個究竟。噴赤河捕捉了最后一道光束，大山比白天更顯澄清。我知道，沿著峽谷逆流而上，就能到達薩爾哈德(Sarhad)，又稱連云堡，那是唐朝大將高仙芝擊敗吐蕃軍隊的地方。

河灘那里果然通向阿富汗，但有一座營房。荷槍實彈的塔吉克士兵看到了我們，做出警告的姿勢，然后朝我們小跑過來。小姑娘使了個眼色，我們轉身往回走。走了一段后，我回頭瞭望，發現士兵并沒有真的追過來，這才放慢腳步。

迎面走來一個抱著孩子的女人，是小姑娘的母親。聚會結束后，她發現女兒不見了，于是抱著兒子出來尋找。看到我們在一起，她終于放心了。她把兒子往地上一放，把他的小手也塞給我，好像在說:“你喜歡就給你了!”

就這樣，我突然喜得一雙兒女，實在福氣不錯。我一邊一個，拉著他們的小手，走在荒涼世界的盡頭。

薩拉熱窩無消息：“東西文化交界線”的兩端

撰文：柏琳（原《新京報》資深記者，現為獨立記者，寫作者。主要關注后南斯拉夫時代的巴爾干半島現狀、新民族主義和新民族戰爭等問題

我是一個來自東方的旅人，每天在薩拉熱窩的城市街道穿行，我相信，如果一個來自西方的游客與我共享一種類似的行走路線，那么他也將和我分享一種類似的恍惚。這種恍惚感是空間層面的，它看上去是如此漫不經心和理所當然——城市如同一個狹長的梭子，安插在群山環抱的帶狀平原上。從東端延伸到西端，從奧斯曼帝國時代的土耳其街區巴什察爾希亞(Bascarsija)，可以輕松自如地散步到奧匈帝國時代的費爾哈蒂亞(Ferhadija)大街。沒有任何障礙，只在兩條街道交接處的地面，用白漆鮮明地畫有一條“東西文化交界線”(Sarajevo Meeting of Cultures)。交界線中心有兩個箭頭，一端指著東方，一端朝向西方。不遠處墻上掛著一面用玻璃框裱起來的說明圖，八種語言表達相同的寓意:這個標記象征著薩拉熱窩的和平、共存、包容。

鐵托酒吧一角 圖 柏琳

從東方跨到西方，從西方回到東方，在薩拉熱窩，只需要穿過這條寬度不過50厘米的交界線。從前，我們想象了無數種方式去打破東西方的壁壘，便捷的交通工具，暢通的互聯網，資本主義的全球市場，意識形態的理念滲透，文化風俗的交流傳播，每一種嘗試無不需要察言觀色、討價還價、你退我進，無不需要付出人力與物力的心血，乃至眼淚與生命的代價，無不需要漫長的磨合與妥協。而薩拉熱窩，只用一道白漆畫的線就完成了。 每天，人們在這條線兩邊來來往往，稀松平常地完成從東方到西方的穿梭。

交界線的東邊望向伊斯坦布爾，奧斯曼帝國風韻猶存，巴什察爾希亞街區人聲鼎沸。在薩拉熱窩的黃金時代，巴什察爾希亞曾經是整個巴爾干地區最大的貿易中心，密布上萬店鋪，人們從威尼斯、杜布羅夫尼克慕名來到此地做生意。從奧匈帝國強占薩拉熱窩的那一刻開始，這里走向衰敗，地震和火災輪番銷蝕它的容顏，從外部進入的全球資本市場體系帶來大量的舶來品，老城老街的手工藝受到巨大打擊。二戰后它差一點被政府夷為平地。雖然這片街區是土耳其人留下的印跡，這印跡不可避免地帶上壓迫和占領的象征，但是薩拉熱窩市民舍不得這塊土地，他們選擇了重建。

過去400多年里，人們在這里以物易物，趕集，買賣自家碾磨的咖啡粉，挑選伊斯蘭風格的刺繡掛毯和潔白的幾何鉤花窗簾，去那條叮叮當當的銅匠街（Kazandziliuk），買下老手藝人打造的銅質咖啡壺、燭臺、餐具和首飾盒。此外，波黑女人一直喜歡佩戴銅質飾品，沉重發亮的銅首 飾，在耳垂、在手腕、在修長光滑的脖頸間，會發出清脆的碰撞聲。波斯尼亞穆斯林女人的頭巾色澤鮮艷，佩戴時并不會帶來壓抑的感覺。這些穆斯林女性，她們和時髦的 金發女郎或棕發女郎一起在街上漫步，她們和她們是朋友，是鄰居。

巴什察爾希亞街區代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代一種獨特的寬容氣氛。在薩拉熱窩這個“歐洲的耶路撒冷”，當時的奧斯曼帝國統治者顯示出一種超乎尋常的治理智慧。只要保證穆斯林享有尊貴地位這個前提，基督徒和猶太教徒依然擁有自己的教區，雖然不允許建新的教堂，翻新和修葺舊教堂卻可以進行，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都擁有自己的律法，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處理教區內的爭端。波黑雖然被來自東方的穆斯林統治了400多年，卻依然不能被稱作一個伊斯蘭國家。

此刻，我坐在巴什察爾希亞廣場上的一家小甜品店，一邊吃著一種波黑甜點——覆蓋了厚厚一層核桃仁和蜂蜜的奶油蛋糕，一邊和店長輕松地聊天，“宗教不是一個問題。我不討厭塞族人，但他們指責我們是土耳其人，不，我們不是。我們是波斯尼亞人，和塞族、克族是巴爾干的兄弟”。店長嚴肅地說英語，同時給我遞來兩塊甜得牙齒根發酸的土耳其軟糖。

米利亞茨河岸上的拉丁橋，為一戰前夕奧匈帝國王儲夫婦遇刺地點 圖 柏琳

現在是下午3點半，冬令時的巴爾干半島，太陽走到西邊。我正坐在舊土耳其街區的甜品店里，吃土耳其式的波斯尼亞點心。就在幾個小時前，我還在西邊的費爾哈蒂亞大街上吃披薩，喝可口可樂。費爾哈蒂亞大街一路向西，馬路變得開闊筆直，土耳其式的低矮暗紅木板房屋不見蹤跡，取而代之的是厚重高大的西式建筑，它們是教堂、商店、銀行、購物中心、航空公司和政府大樓，濃郁的西歐巴洛克風格的雕花刻滿大樓的每一處棱角，天際線越來越高，費爾哈蒂亞大街的心里徘徊著維也納的影子，是奧匈帝國統治時代留下的歐洲。

吃披薩的餐館在天主教的圣心大教堂（正式名稱是“耶穌圣心座堂”，Sacred Heart Cathedral, Sarajevo）右側，教堂前的空地擺滿歐式咖啡館小巧的露天座位。那時我喝著 冰鎮的玻璃瓶裝可樂，眼睛盯著教堂門口那座白銅鑄就的教皇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 the Great)的雕像，幾個穿著牛仔褲和連帽衫的小伙子坐在雕像底座下抽煙。后來我記得，教堂頂端報時的鐘聲響了，戴頭巾的女孩和披散金色波浪長發的女孩，同時仰起了頭，望著一群白鴿 撲棱棱滑過教堂頂端對稱的古銅色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