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武大被撞損的老牌坊建于哪一年，在國家文物局和武漢大學對此事的情況說明中表述不一致。

6月8日，國家文物局官網發布一則消息《“國立武漢大學”牌坊受損事件妥善處理 文物修復工作啟動》，文中提到“‘國立武漢大學’牌坊位于武漢市武珞路和珞珈山路交匯處，建成于1937年”；而武漢大學官方微博此前發布的《關于武漢大學早期建筑“老牌坊”意外損傷情況的說明》中提到，“該老牌坊建于1934年。”

為何武大老牌坊的“年齡”會有兩種說法？究竟建于、建成于哪一年？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就此采訪了武漢大學檔案館（校史館）館員吳驍和《珞珈筑記》作者、武大校友劉文祥，兩人皆認為，武大老牌坊建于且建成于1934年。

吳驍向澎湃新聞表示，該牌坊建于1934年有兩條充分的歷史證據。

其一，在20世紀30年代曾全程參與國立武漢大學珞珈山新校舍建設的武大建筑設備委員會工程處繪圖員沈中清先生，1983年曾寫過一篇簡短的考證文章，提到“1931年在街道口大學路起點一側建筑了一座木結構牌樓，象征著學校的大門，油漆彩畫甚是別致，惜于次年毀于龍卷風。后于1934年采用鋼筋混凝土結構重新建筑，迄今已五十年。牌樓橫幅正面是：國立武漢大學，橫幅背面是：文、法、理、工、農、醫六個大字。”

其二，在珞珈山上長大的國立武漢大學第一代子弟、武大經濟系校友、《長江日報》資深記者皮公亮2012年看到該報的一篇報道稱，“這座老牌坊建于1937年”時，曾經向武漢大學校友總會反饋了這樣的意見：“1993年建校門前，我與當時武漢校友會會長孫宗汾被多次邀請參加校門方案的討論。這次因修地道優化環境折除異地重建，我完全理解并支持，但《長江日報》在報道校門歷史情況時，不知是學校有關部門提供材料有誤，還是記者不深入了解，報導是有錯誤的，如武漢大學珞珈校舍一期工程是1932年春落成的，1932年3月開始從武昌東廠口遷至珞珈山上課。我當時7歲，也同時隨家從武昌遷住武大一區(18棟)教工住宅，武大第一個在街道口的木制牌樓被風吹倒，我家已住到珞珈山，我是知道的。所以木制牌樓吹倒時間，最早應是1932年，而報道說是1931年，也就是說一期工程未建成，木制牌樓就倒了，這是不可能的事。再如街道口重建的鋼筋水泥牌樓，報道說是1937年所建，這也是錯的，為什么牌樓倒了好幾年才重建，據我記憶早就重建了，我們經常從汽車站（現李四光塑像地點，曾經是保衛科），坐班車去武昌、漢口，必經街道口，校門早有了，我估計是1933年最遲也是1934年重建，而不是1937年，1937年中日戰爭了。”

劉文祥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表示，上述歷史證據可充分證明武大老牌坊建于且建成于1934年。他補充，“沈中清是牌坊的設計者之一，他的記憶應該是最準確的。皮公亮先生是我接觸過的民國時期武大教職員子女中，對當年校園的諸多細節記憶最多最清楚最準確的一位。”

在今天看來這么重要一座牌坊，為何當年武大校方沒有留下明確記載，建成年代、題字人都不清楚，也沒有在落成第一時間拍照呢？

劉文祥認為，這恰恰說明了老牌坊的功能不是校門，只是個指路牌，一開始的時候不是個很重要的建筑。當然，這無損于經過80多年后的今天它的文物價值。

其實，關于“武大老牌坊建（成）于1937”的說法不是在國家文物局官網6月8日發布的《“國立武漢大學”牌坊受損事件妥善處理 文物修復工作啟動》一文中第一次出現，在湖北的地方媒體報道中也曾幾次出現該說法。

早在2012年《楚天都市報》一篇名為《武大昨起拆除20年老牌坊》的報道中提到，“1937年，武大在原址建造鋼筋水泥沖天式牌坊。”而在2020年6月8日《湖北日報》微信公眾號上，一篇名為《撞了就跑？刑事立案！》的報道中也提到“1937年，武大在木牌坊原址修建了鋼筋水泥的沖天式牌坊，正面仍寫有‘國立武漢大學’，背后刻有‘文法理工農醫’六個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