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上裝的App，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下，訪問你的照片和文件兩萬多次。聽著是不是細思極恐？

近日，有民眾反映，自己的手機增加了App隱私記錄功能后，查到一款移動教學軟件“優學院”十幾分鐘訪問手機照片和文件近25000次，一款辦公軟件“TIM”一小時內嘗試自啟動近7000次，并不停讀取通訊錄；還有很多常用的社交、辦公、娛樂軟件也都存在后臺高頻率讀取手機信息行為。

用戶手機里的各類資料，成了被各類App任意挖掘的“大數據”，用來對用戶“精準營銷”，不是什么秘密。但手機照片和文件這些往往與個人隱私關聯的信息，大量、頻繁地被App偷窺，仍讓人心驚。 

消費者的困境在于，要么對隱私被泄露和販賣一無所知，要么即使知道，也很難采取有效應對。 

監管部門也多次采取專項整治行動，包括公布存在類似違規現象的App及企業“黑名單”，采取約談及行政處罰等手段，但從根本上說，亂象并未得到根治，消費者隱私被嚴重侵犯的事件仍不時上演。 

“高收益低風險”是App企業一再明知故犯的原因。要扭轉亂象與監管效力的不對稱，就要相關法律不斷壘高公共信息安全和個人隱私的“保護墻”，直到企業再也不敢隨意對消費者信息隱私“挖墻”為止。核心是持續提高企業違法成本。 

除了提高行政處罰力度，包括罰款、公布違規名單外，對于情節嚴重者，應當予以全面下架乃至永久封停，乃至追究刑事責任，以此對相關企業形成強力震懾。 

另一方面，加大消費者權利救濟也是重要手段。要看到，企業從消費者手機中竊取隱私數據，消費者作為受害者，卻很難獲得補償。比如，消費者可以以侵犯隱私為由，向相關企業發起民事賠償訴訟，但由于訴訟相關成本較高，很少有人會如此做。 

如果能為消費者訴訟企業侵犯隱私開辟綠色通道，包括低成本、高效率的集體訴訟，將大大降低消費者維權門檻。 

對于消費者因隱私被竊取的賠償標準，也可進一步探索。比如，一名消費者如果沒有授權某個App訪問，而后者卻訪問了數以千萬計的照片，那么可否按照一張照片幾百元乃至更高的標準，要求企業進行賠償？如此一來，企業就會發現，自己要承擔的經濟代價足以抵消違法收益，也就會三思而后行了。 

在這方面，司法部門、工信部門、消保委都承擔著各自職責，還需以更強力有效的舉措，將監管和為消費者維權納入常態化工作中，堵住App企業的偷窺之眼，讓每一名消費者都免于被無良App肆意侵權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