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9日，正值日本新冠病毒肆虐之際，看到羅宗強先生的訃聞，深感悲痛。

羅先生是我尊敬的學界前輩。雖和羅先生見面的次數不多，但每次交談，都受益匪淺，頗感投洽。最初聞羅宗強先生的大名，是在上一世紀90年代。當時，并不認識。他被稱為是國內中生代古典文學研究學者中的佼佼者。門下有不少學生。

到世紀之交，讀到羅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覺得很有新意，他所講的“文學思想”，不僅在于探討各個時代文學理念、創作手法、審美意識的變遷，還著眼于對文學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態度、個人情懷的分析，以及對這些與社會思潮關系的探討。有著打通“文學”和“思想”，這兩個不同領域的意向。當時曾和有的學者討論過這部著作和其他“文學批評史”論著的異同，我認為，這部著作的特點不在收輯材料的詳盡、具體個案的分析，而在于別開了研究的視角，有新的創意和開拓。這是在還沒有和先生相見之前的事。

本世紀初，章培恒先生主持在復旦大學召開一個古典文學的國際研討會，請了不少學者，我也參加了。開會前一天的晚上，吃飯的時候，章先生和我在復旦大學的賓館，安排到達的與會代表。有同學來報告說，羅宗強先生到了。章先生讓我去門口迎接。我見到了先生，說“章先生正在里面忙，讓我來接您。”先生很高興。我問先生，“您的行李呢？”先生轉身示意，他身后一位年輕的女士提著行李箱。我當時腦子有點“短路”，打算去接箱子，脫口而出：“是您女兒啊？”這一問，先生不由得“哈哈”地笑了，那位女士也顯得有點不好意思。先生說，“那是會議組派到機場接我的。”“她在你們復旦古籍所讀書。”

這下輪到我尷尬了。出國前，復旦大學古籍所的學生不是很多，大多認識，出國后，古籍所有很大發展，許多學生，我都不認識，結果造成這樣的“誤會”。這是首次和羅先生見面。后來我遇到羅先生，他還曾提及此事，當作笑話。

記得也是在那次會議前后，章先生告訴我，羅先生不僅研究古典文學，也研究當代的詩歌。他對“海子”的詩評價很高。這在古典文學學界很少見。

章先生問我，“你知道海子嗎？”說實在話，我1988年前往日本之前，對于國內的當代詩歌，僅僅知道有朦朧詩，知道有舒婷、顧城、北島等人的名字，要說研究，是絕對沒有的。海子的詩歌，當時我根本沒有讀過。不覺有點汗顏。

此后，我讀到了羅先生發表的關于海子詩歌的論文，先生對海子詩歌中所表現的“失望、寂寞、孤獨的情緒”，他的故土情懷、歷史觀念和哲學思索進行探討，分析了海子詩歌的語言、精神和詩歌表現中流淌著的民族的“血脈”。讀后頗為觸動。先生對于海子的評價，并非僅限于“朝向大海，春暖花開”那樣的流行詩句，也不是探求他去世原委等一度大家關注的話題，而是從民族、歷史、文化的視角來探討他詩歌所表現的人生和意義。我想，這樣的思考和研究方向，和后來他晚年一直進行的文人心態的研究，一脈相承，和章先生所主張的文學古今演變的理念可謂互相貫通，所以他們惺惺相惜。

進入21世紀，見到羅先生，是我到天津南開大學開會，到先生家中拜訪。那時他住在新居了。北方式的新建房子，幾樓，我忘了，進門以后，寬敞的大廳和書房相連。先生請我在大廳喝茶，聊天。還帶我進入書房參觀，可謂“坐擁書城”。先生問及會議情況，我的會議論文是關于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的問題，向先生介紹了我的看法。先生又問及日本漢學的情況，因為先生研究六朝和唐宋文學，我告訴他，日本有位女學者井波律子先生寫過關于《世說新語》的書。又談了自己在寫《日本漢學史》的一些事情，先生表示首肯，鼓勵我寫下去。

羅先生說看過我寫的《錢謙益的心態》，那是1989年我發表在《復旦學報》上的文章，后來被人民大學“報刊資料中心”轉載了，他說寫得不錯。他認為研究文學，是要注意文人的生活方式，注意他們的心態，這樣才能把握他們的文學和思想。這和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他告訴我，他也寫過有關魏晉六朝時代嵇康、阮籍心態的文章，我告訴他，章先生和我們翻譯的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中國詩史》中有有關內容，他說，“知道的。”總之，聊得挺投洽。

印象深的一次見面，是在2008年12月，到廣州中山大學開會。會議是關于文體學的。就餐的時候，我和羅先生、中山大學的黃天驥先生坐在一桌，事后又一起喝茶聊天。他們都是廣東人，談了一些廣東菜的特色，也聊到當時學界的一些情況，回憶當年的一些老師。

晚上我到先生房中拜訪。他告訴我，前些日子大病了一場，家中有一女兒，外孫也因注射疫苗而得病，現在總算都恢復了。談到當時社會的狀況，又談到了各自的研究。先生說，他現在從六朝時代轉到明代研究了，正在探討明代文人心態，歷史是有借鑒意義的。當晚，有位年輕的學生也到房間來，他是先生的學生張毅教授的弟子，在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處讀博士。先生勉勵后輩，要努力探索，獨立思考。對當時學界的一些情況進行了批評，說到“大學要培養人才，不要培養奴才”，可謂警世之言。深感先生真是盡心培植桃李，啟導后輩。

那次會議期間，組織代表游覽廣州市，我又與先生同車相鄰而坐。邊游邊聊。先生談了自己的一些經歷和生活態度。談到他是潮州揭陽人，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研究生畢業，曾被分到江西的鄉下。好不容易回到南開，從事文學理論研究。倏忽便已近八十。話語中，令我感到特別有生命意識。先生說到自己的生活態度，是“吃肥肉，少運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聽罷，我笑曰：“您老真是獨辟蹊徑，反‘常’道而行之。”又談到了當時文學界的一些爭論問題，我講了自己的看法，頗得先生首肯。當時，他的學生們正在為他編輯一部紀念論文集，先生對我說：我如文章，可和他的學生聯系。我已記不清事后我到底聯系過沒有。

此后，先生把他的大著《明代后期士人心態研究》，寄給我。令我受寵若驚。可惜此書我放在上海，不在手邊，無法展開敘述。

最后一次見先生，是2011年8月，到北京開會，那是首都師大召開的會議。正值先生八十大壽。首都師大的左東嶺教授，還有年輕劉尊舉博士等，都出自先生門下，特地請先生出席。那次見先生，給我記憶最深的話，是說自己已經退下，“布衣”、“草民”而已。在家時而練練字畫。又說，日本的毛筆很好使。而寫字，“不僅要間架結構，更要注意用筆得氣韻。”那種坦然的胸襟和恬淡的態度，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時，拙著《日本漢學史》將要出版，和先生談到此書，說一定奉呈先生請教。先生很高興。

2012年夏天，回到上海，把已經出版的《日本漢學史》五卷本按照先生告訴我的地址，寄到天津南開大學文學院。沒想到過了幾天，書被原封不動退了回來，頗令我意外。接著我回到日本金澤大學任所，又和羅先生聯系，再寄，先生才收到。2012年秋，收到惠賜的大著《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的《羅宗強卷》（北方聯合傳媒集團，萬卷出版公司，2010年）。先生特意簽了名，還附了一封用毛筆寫的親筆信，說明了上次拙著《日本漢學史》之所以被“南開大學文學院”退回的原因，乃是因為“文學院所在大樓，因院中無人值班，門衛不敢簽收”，并對我加以鼓勵。八十多歲高齡，揮毫給我寫信，我想有其深意在。內心當然是非常感謝的。

本想以后再見先生，但2012年以后，世事匆匆。雜事碌碌，我自己也曾生病開刀，就一直沒有機會再拜會先生。有時國內外會議上，遇到南開大學的同人，都說先生尚安康。

時間的流水就這樣默默地流逝，2020年4月29日，突然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深感悲哀。先生年近九旬，或也可以算是安然駕鶴西行了。和在南開的朋友聯系，表示了哀悼之意。寫了一副挽聯：

博覽文史，探究古今心態，學界重鎮鴻儒，

開拓新路，培植南北桃李，自稱布衣草民。

后學李慶，遙望海天，敬叩于東瀛金澤。

據說，先生家屬不辦追悼會等，我想，這不僅是因為疫情，也符合先生的人生態度。

謹以此文，獻于先生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