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6月3日是上海光華大學建校九十五周年的紀念日，九十五年前的上海，在“五卅運動”的急風暴雨中，一群“吾愛真理更愛吾國”的中國知識人決然地拋棄了當時被稱為“東方哈佛”的圣約翰大學的教職與學籍，在張壽鏞、王省三等上海士紳的支持下，創建了一所全新大學——光華大學。光華大學誕生于國弱民貧、四方多難的時代，其后又經歷財務危機、政治壓迫、抗戰毀校、另建成都分校（即現西南財經大學）種種磨難的洗禮，艱辛備嘗而不改“收回教育利權”與“復興中華”的初衷。1951年10月，上海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合并成華東師范大學，光華大學也由此走完風雨兼程的二十六度春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在2017年曾出版過《華東師大檔案館藏名人手札》一書，編選與光華大學校史有關的信札四十一通，今此，筆者擇選其中張學良致張壽鏞的一通信札略加解讀，既作心花一束，為光華大學九十五周年校慶禮賀，也企盼學界與社會對光華大學校史投以更多關注。

要從這四十一通光華大學信札中遴選能揭橥光華大學的歷史與價值的信札并非易事，而張學良致張壽鏞的這通信札表面上也無甚波瀾，究其內容，只是張學良婉拒張壽鏞的募捐請求而已。不過，當我細細爬梳信札中所蘊含的人與事時，卻訝異于這段歷史的豐富與復雜，尤其是循著此信的指引而鉤沉出光華大學的財務狀況這一話題后，更讓我看到始料未及的面貌與意義。當然，先要呈現的是信的內容，具體如下：

詠霓先生教席：頃荷來書，猥聆藻飾。就審宏造人才，為國光寵，甚盛甚盛。示以禮堂等處需款興修、囑為輸助一節，只緣年來籌助教育事項，用款迥已超過個人收入，心長力絀，辱命滋慚。

擬俟將來經濟差裕之時，再為設法襄贊也。此次入都事冗，淞濱之盛，無暇一游。預荷招延，彌滋歉仄矣。耑此布復，諸希亮照，并頌臺綏。張學良啟。十九年十二月四日發。

張學良此信為回復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字詠霓）來書而作，只是信中通篇工楷卻非張學良所書，當是幕僚代筆，所幸信的落款署名倒是張學良親筆。究其因，乃是張學良政務活動頻繁，無暇顧及筆札之事。這一由幕僚或文書代筆的現象在晚清民國的政壇及商界已是司空見慣，當然，代筆信札的效用與親筆幾同，特別是這種落款署名為親筆者。

至于張學良信中所說“此次入都事冗”所為何事，實有必要交代一二。對張學良而言，因在1930年中原大戰的最后時刻選擇結盟蔣介石，擁護南京政府，進而獲得南京政府的極大信任，他在中國政壇的地位也得以迅速提升，1930年10月更被南京政府授以國民革命軍陸海空副總司令一職（張學良此信所用即為陸海空副總司令箋）。其后受蔣介石的邀請，于 1930年11月8日赴南京，商議華北善后事宜。據《張學良年譜》所載：1930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張學良在南京足足逗留近一月之久，其間頻繁出席各種政治活動，應酬廣泛，故信中所說“入都事冗”亦非虛詞。

張學良回信時間為12月4日，檢《張學良年譜》可知，12月4日晚九時，張學良結束南京之行，乘火車北歸，此信當為北歸前復信，張學良回信時其人尚在南京。而張學良之所以選擇北歸前回復，多半與張壽鏞信中邀請他“一游淞濱”有關，既然“預荷招延”而無暇往游，適時地表達“彌滋歉仄矣”的禮節總是應該的。

張學良復信的主要內容，當為光華大學興修禮堂需款，張壽鏞囑請為之輸助一事。雖然對光華大學及張壽鏞所從事的教育事業，張學良似乎除了禮節性地表示“宏造人才，為國光寵，甚盛甚盛”之外，并無有動于衷者，且最終以“心長力絀，辱命滋慚”說詞婉拒張壽鏞的募捐請求，但是揆諸史實，我們發現，張學良不但與光華大學淵源甚深，他對教育，特別是東北教育的支持與投入，在當時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說，正是這些原因，才促使張壽鏞在1930年底張學良南下南京時，請他為光華大學的事業予以輸助。

眾所周知，光華大學實因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圣約翰大學的部分師生反抗校方壓迫而創建。在這一事件中，身為圣約翰大學離校學生家長的張壽鏞支持兒輩的愛國行動，復與王省三一起肩負創建光華大學的重任，并最終擔任光華大學校長一職。與此同時，就在“五卅運動”反應最為激烈的6月上旬，當時控制北洋政府軍政實權的張作霖公開表示支持“三罷”的上海人民，并委派奉軍中堅的東北陸軍教導隊由天津趕赴上海，保護堅持“三罷”上海人民的安全。當時張學良受命擔任教導隊隊長，率軍五千南下，名義上是維護上海治安，并從中調解雙方矛盾，實質上是威懾當時上海租界的外國勢力。張氏父子對上海人民反帝愛國運動的支持無疑申張了國人志氣，當然，也贏得了上海人民的擁戴。張學良蒞滬后謝絕酬酢，先后于6月14日、16日、18日在《申報》上發表《張學良啟事》，以示保境安民之決心：

鄙人為視察各地駐軍，并奉家君之命，蒞滬調查五卅風潮。藉悉底藴，既屬國民分當，本其愛國之忱，維持治安，力盡天職，再現值舉國惶惶，群情悲憤，蒿目時艱，憂傷何已。凡有酬酢，恕不應命。并希預將此項糜費之款，捐助被難人士，則感荷隆情，不啻身受也。

張學良帶兵蒞滬的時間為6月14日凌晨，據6月15日《申報》載：

張學良來滬后，現以蘇省長鄭謙亦已遷入第一軍司令部內，故門禁頗為嚴密，外分設軍長傳達處及省長傳達處以示分別。張氏現定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為會客時間，昨日上午往謁者有辦理滬案特派員蔡廷干、滬海道尹張壽鏞、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及工商學聯合會代表鄔志豪、王漢良等。

由此可知，張學良在6月14日到達上海的上午，就與相當于上海市長（滬海道尹）的張壽鏞對時局及相關問題有過意見交流，由此我以為，張學良、張壽鏞的交誼應是起始于共御外侮的“五卅運動”，而圣約翰大學離校學生的愛國舉動及張壽鏞等人為爭取“教育利權”而創建光華大學的努力，都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張學良對興辦教育的理解。再者，俞信芳《張壽鏞先生傳》中也提供了一則極其重要的材料，足以說明張學良對光華大學創建的態度：

1925年6月16日，圣約翰大學離校學生善后委員會派張祖培、陳訓恕、費毓洪、李恩廉等為代表與許建屏、劉湛恩一起赴閘北張學良行署。先由行署高秘書接見，各代表當即陳述這次脫離約翰之經過，并籌設新大學之情況，請高秘書轉達軍長，予以援助。繼而張學良親自接見，略曰“諸位來意余已知悉，事出愛國熱忱，鄙人無不竭力援助”。之后，由張學良秘書高守仁函光華大學籌委會曰：“軍長對于建校援助計劃已有表示，允捐鉅款，已將該款儲存銀行，光華大學需此款時，即可提取應用。”

從14日接見張壽鏞到16日親自接見圣約翰大學離校學生善后委員會代表，張學良甚至口頭答應“允捐鉅款”支持光華大學的建校，足見他對創建光華大學的態度，以此可以推斷，張學良14日與張壽鏞見面時，極有可能已談及圣約翰大學離校學生情況及創建光華大學等事項。如此說來，可以肯定的是，在光華大學建校之始，張學良即抱積極支持的態度。盡管我們在回查光華大學校史后發現，張學良“允捐鉅款”的承諾在張壽鏞1930年11月寫信前并沒有兌現，回顧1925年下半年至1930年間東北大地上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如郭松齡兵變、張作霖被刺、東北易幟及蔣馮閻大戰等，可以推測，張學良并非故意食言，實是無暇顧此承諾。

之所以這樣說，有一重要理由是，張學良在其父去世后主政東北，頗有勵精圖治的遠志，而他對教育事業的關注尤為突出，主張通過興辦教育來培養人才、強大東北，并由此興盛國家。以東北大學為例，據《奉天通志》記載，1923年至1929年東北大學全年經費分別為四十三萬九千馀元、三十九萬七千馀元、四十七萬八千馀元、五十一萬七千馀元、七十九萬一千馀元、一百二十一萬馀元、一百三十三萬馀元。從中不難看出，東北大學的經費由1927年的七十九萬一千馀元，猛增至1928年的一百二十一萬馀元，這一大幅提升恰在張學良出任東北大學校長時。所以，筆者以為，正是張學良對東北教育大力扶持的實績，包括他在光華大學創建時所許諾的捐助，才使張壽鏞致信于他而重提舊議，請他捐助光華大學。

從信中內容來看，張學良雖然以“心長力絀，辱命滋慚”為由婉拒張壽鏞的募款請求，揆諸東北教育史，張學良所說倒也并非敷衍推托之詞。自1928年至1930年，僅東北大學一校，為建教學樓、體育館及圖書館，張學良就先后捐贈私款兩百三十萬元之巨（另一說是一百八十萬），其間還有東北地方上大量中小學及相關教育事業的捐助，由此可見，張學良信中所說的“只緣年來籌助教育事項，用款迥已超過個人收入”等等，確是實情。只是張學良信中所許下的“擬俟將來經濟差裕之時，再為設法襄贊也”的愿言，隨著來年“九一八事變”的突發與東三省的淪陷，也變成“此愿成虛”的一紙空言。這恐怕又是寫信者張學良與收信者張壽鏞始料未及的。

張壽鏞向張學良這樣的政要奔走募捐一事，也牽連出一個問題：光華大學的財政狀況到底如何，是與張學良所主持的東北大學類似，在歲入經費年年攀升的同時，又每每得到政府及社會賢達的大筆捐助呢，還是經常處于經濟困頓、入不敷出的邊緣，需要不斷四面求援、八方募捐始能生存？帶著這一問題，我們核查了光華大學財政狀況介紹的相關文獻，特別是對《光華大學十周年紀念冊》中《十年來之財政概況》一節中所提供的相關數據進行分類分析。據《十年來之財政概況》中數據所示，從1925年至1933年，光華大學這九年收入經費分別是三十四萬馀元、二十九萬五千馀元、三十三萬一千馀元、四十四萬七千馀元、五十一萬三千馀元、五十萬六千馀元、二十二萬八千馀元、三十一萬一千一百馀元、三十三萬六千馀元。從這一組數據可見，在1931年之前，光華大學的經費收入總體上穩中有增，處于平穩發展中，但到1931年則出現費用減半的局面。之所以出現這一困境，主要是因為1931年“九一八事變”對時局的影響，這一影響一直持續到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當時的光華大學大西路校區處于戰區而停課，至1932年4月始能賃校舍于愚園路而開學。所以，1931年下半年到1932年的上半年，光華大學學校教學及歲入經費受到極大損害，從以上財政列表中即可見一斑。

再者，上文言及東北大學發展時，除了歲入經費之充裕，還有張學良的大筆捐款。不過當我們檢點光華大學歲入經費明細，特別是關注到光華大學每年所得的社會捐款后，不覺涼意襲人！按光華大學《十年來之財政概況》數據顯示，1925年至1933年這九年中，光華大學所得的社會捐款分別是四萬四千七百三十一馀元、六千二百三十三馀元、六萬三千二百五十四馀元、一萬元、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一馀元、一百一十元、二萬五千九百元、零元、七千零四十七馀元，從這一組數據不難看出，光華大學所得的社會捐款除了建校之始（1925年、1927年）的兩筆較大金額的捐資之外，其他年份的所得幾乎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其中尤為刺眼的是1930年與1932年這兩年。1930年所得捐款為一百一十元，這一數字也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這一年年底張壽鏞會寫信給張學良募捐，想來也是財政緊迫下的無可奈何之舉。而1932年的社會捐助為零元，則又是當時歷史的真實寫照：身處“一·二八”淞滬抗戰后的上海，工商業處于非常時期，百業凋敝，甚至自身難保，遑論捐資支持光華大學的教育事業了。

既然私立的光華大學在社會捐助方面的收入只能算是聊勝于無，那么維持學校正常運行所需的大筆經費又來自何處呢？同樣是這一份《十年來之財政概況》告訴了我們答案，當然，這一答案對我們理解中國近現代私立高校的境況，理解光華大學，理解張壽鏞先生的情懷與堅守，都會有著別樣的幫助。

據《十年來之財政概況》所列十年收入明細表，我們發現，支撐光華大學教育的主要收入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學生的學費，1925年至1933年這九年中，光華大學所收的學費分別是八萬七千四百五十元、七萬七千六百七十元、八萬二千三百六十元、七萬八千零三十元、十萬四千六百一十元、十萬七千七百四十元、八萬四千四百二十五元、一百零九萬一千七百五十元、一百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五十元。這一部分收入基本用于支付教職工薪水，具體數額亦按1925年至1933年的次序列出：七萬九千五百六十九元、七萬五千六百九十七元、十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九元、十二萬四千九百六十七元、十六萬一千二百二十八元、十六萬九千五百五十七元、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七元、十四萬八千一百二十一元、九萬五千七百六十六元。學費的收入與教職工薪水的支出相比，剛開始還可以平衡，但是往后薪水的支出就要多于學費的收入了。與此同時，學校還有基礎建設的事項要開展。

如何解決這一資金短缺的大問題，在這《十年來之財政概況》的明細表也可看出端倪，那就是光華大學需要不停地向銀行甚至私人借款來維持學校正常運行，1925年至1933年這九年中，光華大學的借款分別是九萬七千九百三十三元、八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元、十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九元、一十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五元、七千八百零一元、三萬八千二百三十四元、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九元（需要說明的是，借款數據中有兩年金額并不多，我們比較捐款的列表后發現，正是因為這兩年有不菲的捐資，光華大學才不用向銀行過多借款，這一情況也足以說明光華大學之于借款的態度），盡管光華大學這一系列借款，今天已是一組側身于泛黃文獻中的毫不顯眼的數字，但當我們拂去歷史塵埃，細細品味這一組數據時，不禁百感交集：一所聞名世界的現代私立大學，從建立之初起，要維持其生存與發展，居然無從募捐，最終只能借款來艱難支撐，這是多么悲壯而又讓人莫名無語的事實！當然，光華人對其財政狀況早有深刻的認識，《十年來之財政概況》一文中有段文字就坦言光華一路走來的步履維艱：

私立大學之最大痛苦，為經濟之不易獨立。光華大學草創之初，幸賴各方之贊助，初步建筑得以告成。惟每年欲求經常收支之平衡，其勢有所不能；而各種必要之發建筑與設備，又非依次進行不可，牽羅補屋，力竭聲嘶。

以上之所以羅列與分析種種財務數據，正是為這段文字作注腳，從“私立大學之最大痛苦，為經濟之不易獨立”到“惟每年欲求經常收支之平衡，其勢有所不能”，直至最后“牽羅補屋，力竭聲嘶”，寥寥數語之內，承載著光華人創業歷程中怎樣的艱辛與沉痛，遠遠不是我當初打開張學良致張壽鏞這通信札時所能預想的。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面對“私立大學之最大痛苦，為經濟之不易獨立”的事實，張壽鏞先生持何態度？關乎此，他在《光華大學五周年紀念書序》一文中曾專題作答。他沒有回避“牽羅補屋”的財政困境及“力竭聲嘶”的艱辛，而是在《序》中筆鋒一轉地指出：

人生于世，惟志是視。志之所在，雖千回百折而必有以達其的。志稍懈焉，縱其基礎已立，而無善其后，則顛仆隨之矣，豈不大可懼哉！壽鏞因是而思，夫物質之建設難而實易，精神之貫澈易而實難。

言既至此，我們大體上可以明白，即便背負如此沉重的債務，光華師生為何還是義無返顧地“詠光華之歌什兮，來學子之莘莘”——斬棘披榛而百折不回的背后，是光華師生在創校伊始就立下的深沉純摯的愛國之志。正因為有“志之所在，雖千回百折而必有以達其的”之行相隨，作為“光華之父”的張壽鏞才說出意味深長的“夫物質之建設難而實易，精神之貫澈易而實難”這一席話。此語不僅可以表明他對光華大學財政困境的態度，更能體現他的人生境界與高度。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在光華大學校史上決不僅是一句傳誦人口的錦言，而是一部張壽鏞與光華師生以全副身心去踐行，并于當時與后世反復證明的偉大史詩。而今作為光華大學事業繼承者的華東師范大學，早已無復“經濟之不易獨立”的痛苦，在“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時，可能難有光華前賢那樣強烈的苦難體驗。正因如此，當我們翻開一頁泛黃故紙，意外地看到光華大學塵封于歷史深處的困窘與堅持，才更能感受字札間閃爍的光華。

我想，在我們屢屢為張壽鏞、謝霖、孟憲承、廖世承、呂思勉這些光華前賢“留芳型于天地”而塑像時，有責任去重溫這段讓數以千計的中國知識人刻骨銘心的歷史，讓光華的歷史與精神長存天地間，也許這才是紀念光華大學建校九十五周年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