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施藥一向是基督教的傳教事工之一，十九世紀初年開始對華人傳教后也不例外。第一位中國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前，曾接受短期的醫學訓練，來華后也在澳門開設過診所，雇用中國醫生看診。后來在東南亞的倫敦會傳教士如巴達維亞的麥都思、檳榔嶼的臺約爾等人，也曾借著醫藥輔助傳教。不過，這些都是短期或輔助的性質，而專注對華人進行醫藥傳教是從美部會派遣的伯駕開始的。兼具醫生與傳教士資格的他在1834年到中國，翌年在廣州十三行創辦眼科醫院（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這是所有基督教在華醫院的第一家。他又是1838年成立的在華醫藥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主要發起人之一，可說是引介近代西方醫學到中國的先驅之一。

但是，伯駕從抵達中國后至開辦廣州眼科醫院以前，曾先到新加坡開辦一家“華人眼科醫院與藥局”（Eye Infirmary and Dispensary for Chinese），為新加坡華人服務八個月之久。伯駕這段經歷迄今少有人討論，但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對于當時剛獲得醫生資格的伯駕而言，在新加坡懸壺以濟華人的經驗，是他在華進行醫藥傳教之前難得的實習機會。這不但有助于他在廣州開辦眼科醫院，也是基督教對所有華人醫藥傳教事業的開端，深具歷史意義。本文即探討伯駕在新加坡行醫與傳教的經歷，以及當地華人對西方醫術的反應。

伯駕到新加坡的緣由

伯駕是美部會派到中國的傳教醫生，何以在抵達中國后，又轉而南下到新加坡？

伯駕

1830年代初，基督教的中國傳教情勢有相當大的變化。以往二十余年傳教士困處廣州、澳門與海外東南亞，以等待中國開門的局面雖然依舊，但因為郭實獵一再突破中國海防登陸沿岸各處，又善于利用書刊宣傳“中國已經打開”（China Opened）的說法，在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傳教界掀起熱烈浪漫的向往，認為傳教活動應該可以擴及廣州以北之地。

在1830年代前期就讀神學院與醫學院的伯駕，正身處這一陣前往中國傳教的熱潮中，他在1831年10月申請成為美部會傳教士時，已表達前往中國的志愿并獲得美部會同意。而郭實獵于1833年在美出版的《中國沿海兩次航行記》（The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與美部會的月刊《傳教先鋒》（The Missionary Herald）及裨治文編印的《中國叢報》上，經常刊登關于郭實獵在中國的行動消息與書信內容，這都是伯駕熟悉而向往的事。因此1834年1月他在準備來華期間，才會向美部會提出“到中國東部沿海傳教”的要求，而對此有同樣期待的美部會也告訴他隨時可以進行嘗試。所以美部會在他出發來華前夕發給的“工作指示”中，對于他未來可能的駐地只提到天津、寧波等“中國境內便利之處”，而不提廣州，當地雖已駐有裨治文等三名傳教士，卻被美部會認為是“邊境之處”。

1834年10月26日伯駕抵達廣州后，和裨治文等弟兄商討自己的去處，弟兄們勸他留在廣州，學習官話與廣東方言，行醫并和華人相處。但是，一個月后郭實獵從北方回到廣州，伯駕和自己仰慕多年的這位不凡人物第一次見面，在日志中詳記對郭實獵的積極行動留下異于常人的深刻印象。郭實獵強烈主張伯駕如果想到沿海傳教，應該立即前往新加坡做好準備。伯駕本已決定接受裨治文等人的勸說留在廣州，郭實獵的意見讓他又動搖猶豫起來，重新考慮前往新加坡或留在廣州的利弊得失，并請教裨治文和大力協助他們的美國商人歐立芬（David W.C.Olyphant）等人后，覺得還是北上沿海傳教比較符合美部會和自己原來的期待。而到新加坡既可以自由學習中國語文，又能自由向當地華人傳教，有利于準備未來在福建等地的事工；若留在廣州，只能學習廣東方言，又不能和中國人自由交往。歐立芬也認為，廣州的傳教環境若不能開放一些，即使再增加一名傳教士也沒太大意義，因此贊成伯駕放眼于沿海傳教為宜。伯駕終于改變心意，接受郭實獵的建議，進行原來根本不在預定中的新加坡之行。

美部會接到他前往新加坡進行準備的消息，也表示滿意與贊同，認為若要證實郭實獵在中國沿海的成功，究竟純系他個人特質因素所致，還是別人也可能達到同樣的成就，甚至建立永久性的布道站，伯駕此舉確有必要。

伯駕的醫藥活動

1834年12月24日下午，伯駕抵達新加坡，面見先到五個月的美部會弟兄帝禮士（Ira Tracy）和本地的美國領事巴列斯特（Joseph Balestier）。翌晨參加圣公會牧師主持的圣誕禮拜，第三天由帝禮士和新加坡學院義塾校長穆爾（J.H.Moor）陪同，走訪一些華人，目的在覓雇語文教師，并傳播自己將在本地免費治病的消息。結果雇用了一名教閩南口語卻不識中文的吳先生（Go Seen Seng），從12月27日起教學，而看診則從1835年1月1日開始，地點在新加坡河南岸華人區的“馬禮遜之家”（The Morrison House）。這是1823年馬禮遜訪問新加坡期間購地建造的一棟兩層樓房產，準備開辦學校作為教室，或作為書局售賣基督教書刊之用，不過建好后并未實行，只委托穆爾代為管理。帝禮士到新加坡后不久租下，卻和位于河北岸的美部會布道站有一段距離。伯駕來后住在此地，開設眼科診所與藥局，還接受一些病患住院。此外，他也在此舉行主日禮拜，設布道站供華人義學之用。伯駕描述，馬禮遜之家位于牛車水市場之北一個街口的距離，包含約四分之三英畝的空地、廚房和馬廄。伯駕說自己相當佩服馬禮遜的智慧和前瞻，因馬禮遜選購了這處鄰近海邊、有益健康而又位居眾多華人之中的房地產。

伯駕免費治病的消息傳開以后，求診的華人開始逐日增加，1月16日為止的人數，合計只有30至40人，到2月10日則已大幅增加至200余人，死亡者3人；又過了三個多月，帝禮士于5月19日報導，平均一天診治45人次，合計則已超過600人；再到8月12日伯駕離開新加坡的一星期前，已為總共大約1000名華人治療過疾病，其中死亡者不到6人；等到他在8月20日離開時，診治過的病人合計已超過1000人。當時（1834）新加坡人口26329人，其中華人10767人，他們大部分居住于城區，1835年至1836年時城區華人有8,233人。因此曾經伯駕診治的病患，約占全部華人的十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左右，若再加上這些病患的家人、親友、鄰居等，則受過或知道有伯駕治病的人數比例當更數倍于此。難怪伯駕到達新加坡才只一個月，他的閩南語教師就認為，伯駕的大名在新加坡華人族群中已是家喻戶曉，他也經常成為人們談話時的主題。

伯駕能在短期內招徠大量病人上門的原因如下：

第一自然是他免費治病的緣故。當他初到新加坡向華人表示將如此做時，自己已經感到華人對此頗為高興；隨后病人接踵而來，而且經常是日出前就已在醫院門前等候就診，他也忙得很難在中午十二時用餐，有時候連晚上大部分時間也用于照顧病人。一開始伯駕不僅不取分文，連病人感謝的禮物也不收。一名病人由父母陪同送來兩只雞，他還請對方深切體認，他是出于對華人的真情友誼而不收任何酬勞；他同時在日志中說明，華人醫生慣于接受病人禮物作為酬勞，他不愿意在華人的心目中，自己和華人醫生的形象混為一談，因而不愿收受禮物。不過，后來可能是拗不過病人的心意，還是接受了各樣的土產、食品、水果。例如和帝禮士在訪問一艘潮州來的貿易船時，他因先已為船上一名病人診治多日，受到船長與船工的熱情接待，還不得不依對方要求收下橘子等物。

第二是伯駕的醫術。新加坡另有西人醫生，卻和華人沒有什么關系，而伯駕專以華人為診治對象，診治的病癥又不限于眼科，還包括刀槍傷害、口腔、皮膚、腫瘤、鴉片煙癮等不一而足，等于是華人和近代西方醫藥之間較為廣泛的初期接觸。伯駕在日志中記載華人對于西方醫學的初步反應，很少有人會拒絕內服藥物，但他們卻相當恐懼較為陌生的外科手術，連簡單的抽血也視為非常嚴重的事。一名眼睛長翼狀肉的病人，在伯駕為他動手術前兩度嚇得昏厥過去，有些病人則擔憂拔牙后如何能夠止血，至于害怕在眼前晃動的鉗子和手術刀更是常見。伯駕以醫術一一克服病人的恐懼感。一名叫希武（Hee Boo）的華人，三年前在福建一場戰爭中遭到槍傷，子彈留在手臂，傷口還有膿腫，遍請華人醫生都束手無策，伯駕在數分鐘內即取出子彈。伯駕為一名商人的牙槽突起進行手術時，還請幾名華人在場觀看他動刀的經過，讓華人對他的醫術大為驚服，反復驚嘆沒有華人醫生能有如此高明的醫術。像這些經伯駕治愈或親眼目睹他展現西方近代醫術的華人，他們對于西醫的新鮮經驗便成為伯駕醫術最好的口碑。

第三是伯駕的態度。他總是以“視病如親”的態度對待就診的華人。例如有艘潮州貿易船的一名船工染患嚴重的肺炎，伯駕將他接到家中就近照料，十天后不幸死亡，臨終前夕伯駕陪在他身旁連續看顧達數小時，其間伯駕還不禁想起自己九年前過世的父親；船工死后，伯駕更幫忙料理喪葬事宜，還提議由自己寫信，請船長帶回慰問死者在中國的妻子、兒女；船工臨終之際，伯駕還有些擔心船長等人會怪罪于他，結果對方滿口稱他為“功德之人”（meritoriousman），說即使是死者的父親也不會比伯駕做得更好。另一個例子是曾受雇于新加坡創建者萊佛士（Thomas S.Raffles）的一名華人畫工，伯駕見到他時他已經渾身是病，有白內障，雙肘腫瘤，兩膝無法直立，兩手也因風濕而難以伸展，已有三年不能行走，結果伯駕以馬車載他到醫院診治，路旁就有華人稱贊伯駕“至好心”。第三個例子是有天晚上伯駕前往一名華人家中為其男孩治病，離開后他自己也因不適嘔吐，累倒在帝禮士家中，稍后男孩家人慌張前來報信，說是男孩情況危急，家長已急得大哭，伯駕馬上一躍而起，顧不得等候轎子，即盡速步行趕往一英里外的男孩家中探視。以上三者并非僅有的例子，這些都能贏得華人對他的好感與信任。

前來求伯駕醫治的華人遍及各個階層。如有一位伯駕認為聰明可敬的和尚，雙眼已喪失部分視力，左眼還長了翼狀肉；伯駕決定立即為他手術，和尚也欣然接受。手術后伯駕問他痛否，和尚帶有哲意地回答說，如果你切到自身會不痛嗎？接著又說只是一點痛而已。伯駕送和尚一些書，包含《使徒行傳》和米憐（William Milne）的《圣書節解》《進小門走窄路》等書，并說自己將樂于閱讀和尚的書，但伯駕沒有記載是否收到對方的贈書。有一名窮困至極的華人住在長僅容身、寬則為長度一半的水邊木板隔間中，潮水漲時幾乎滿至地板，由于長時間暴露于潮濕不潔的環境中，而且衣不蔽體，導致多處皮膚潰爛，并已發燒達四星期之久。伯駕不忍心見他斷送生命，便帶他回醫院治療，一個月后恢復至可以四下走動，還生平第一次參加了主日禮拜。

1830年代新加坡水域的馬來海盜燒殺擄掠，極為猖獗，美國浸信傳教會的粦為仁（William Dean）與鐘斯（J.T.Jones）都曾受到嚴重傷害。而伯駕從新加坡到馬六甲途中，也遭遇過有驚無險的騷擾。他曾幾度為受海盜之害的華人治療，最嚴重的一次在1835年7月底，有五名華人同時受到槍傷，其中兩人傷勢嚴重到伯駕必須請西人醫生會診咨商。分別到第二、三天伯駕才找到兩人體內的子彈，并開刀手術取出，不到十天病人已可下床走動，病人及其親友也不停地感謝伯駕的救命之恩。這次海盜事件受害者較多，到醫院探視傷者的親友也超過五十人，可能因而傳播較廣。一位華人富商滄浪（Chong Long）聽說此事后，特地前來拜訪伯駕，問他是否就是傳聞剖開受害人腹腔取出子彈，多方照護而又不收任何報酬的那位“英國”醫生。

伯駕從1834年12月24日抵達新加坡，到1835年8月20日離開前往中國的八個月期間，除了4月底至6月初前往馬六甲的一個半月外，都在為新加坡華人免費治病。

伯駕肖像畫

伯駕的傳教活動

伯駕是合格的醫生，也是按立過的傳教士。對他和美部會而言，醫藥畢竟只是傳播基督教福音的手段或工具，他的目的不僅是通過醫藥治療華人的肉體，更在于拯救他們的靈魂，希望華人能接受基督教信仰，因此伯駕十分在意隨時傳播福音的機會。

對于新上門的病人，伯駕或帝禮士在問明他們識字后，都會給予一部傳教小冊，并要求他們仔細閱讀。例如被海盜槍傷的那位華人和不少親友都識字，伯駕因此供應他們不少圖書，也從置于桌上翻開的書認定他們確已讀過。伯駕特地聽了那位傷者在閱讀后敘述內容大意，還問對方是否愛耶穌，對方答說如果不愛就不會讀了。伯駕因而高興地覺得，傷者及其親友在一個多星期間已經受到了福音的影響。伯駕告訴傷者，如果因為被海盜槍傷而使得他認識福音，并進而使自己和親友的靈魂都得到拯救，那將是他畢生蒙受的最大恩典；伯駕說對方對此表示認同。這名傷者稍后也參加主日禮拜，但沒有進一步的信仰。除了供應圖書，伯駕通常會在病人向他說“感謝先生”之際，告訴對方應該說“感謝上帝”才是，并進一步說明自己是上帝差遣來治療他們的，而他們能夠治愈康復則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伯駕雖然忙于醫務，卻相當積極地舉辦華人主日禮拜。他初到新加坡時，只比他先到五個月的帝禮士對閩南語尚無把握，因此未曾舉行華人主日禮拜，伯駕更是才初學閩南語，必須通過翻譯才能和華人溝通，但他仍決定盡早在醫院中舉行禮拜。第一次于1835年2月8日下午舉行，伯駕直到當天早晨才出其不意地通知帝禮士主持，帝禮士盡管覺得時間緊迫而感到惶恐，也只能努力而為。屆時帝禮士先以閩南語祈禱，接著由他的中文教師代為宣讀經文，帝禮士再略作講解，有些聽眾還插嘴發表己見，最后大家同念馬禮遜所撰的祈禱文作為結束。盡管參加的華人不多，帝禮士也講得結巴不順，但伯駕當場想到自己從醫治華人身體出發，有可能導致拯救他們靈魂的結果，不禁激動得熱淚盈眶。

這項醫院中的主日禮拜第一次只有7名華人參加，多數是伯駕的病人；稍后他將禮拜時間從下午改成上午七時，以適合早起求診的華人參加，人數便陸續增多，到3月15日時已有50人左右。伯駕看到這么多華人穿著他們傳統的服裝，跪下崇拜上帝時，在他們幾乎削光的頭皮上，后腦勺的發辮一致垂至地面，形成一幅新奇的畫面，令他心中十分感動。此后參加禮拜的華人維持在50至60人，包括約20名義學學生、8至10名布道站雇用的印工與教師，以及大約30名病患等。除了帝禮士以閩南語主持禮拜外，伯駕的英文講道一直是由曾就讀馬六甲英華書院的何先生（Ho Seen Seng）為他翻譯。到1835年8月16日他最后一次參加禮拜，才以閩南語當眾祈禱，這也是他生平唯一一次以此種方言公開祈禱，因為幾天后他離開新加坡前往中國，即放棄閩南語而改學廣東方言了。

伯駕和帝禮士注意到有些參加禮拜的華人顯得非常虔誠，因此在8月初邀請他們到醫院給予特別輔導，共有18人前來，當場有5人請求受洗，伯駕和帝禮士準備接受對教義最有認識、觀念也較為正確的阿喜（Ah He）和齊琥（Chae Hoo）兩人。前者是伯駕的病人，其基督教知識來自閱讀傳教士分送的圖書；后者并非病人，但曾受雇于倫敦會的湯林（Jacob Tomlin）與美部會的雅裨理（David Abeel）兩名傳教士。伯駕和兩人進行個別談話考驗，但他自己隨即在8月20日離開新加坡，稍后才由帝禮士在1835年10月11日為齊琥一人施洗，齊琥成為新加坡歷史上第一位華人基督徒。齊琥不是直接因為伯駕醫療的結果而接受信仰，但確是在伯駕營造的環境下，參加醫院的禮拜而成為基督徒的。

后續醫藥活動

伯駕離開新加坡以后，美部會布道站并沒有停止醫藥活動，因為早在伯駕到達本地兩個月后，帝禮士已認為這是一項對本地華人健康有益的善工，所以他自己從1835年3月1日起開始學習醫藥知識并實地工作，準備伯駕離去后自己承擔其事。

1835年8月下旬起，帝禮士每天清晨從布道站前往醫院，為華人開藥，平均每天超過30人次，有時多達50人次以上。但是，醫藥畢竟是一門專業，帝禮士承認自己知識不足，各種醫藥存量也不齊全，經常得煞費思量如何給病人藥物為宜，以致每天上午八九點鐘結束這部分工作，要開始印刷或學校事工時，他自己卻已疲倦不堪了。在伯駕離開后整整三個月內，帝禮士累計為450名華人看診，包括成功地為8至10名鴉片煙癮者戒除惡習，其中還有人吸食已達二十年之久。帝禮士在1835年底最后一天報導，這一整年從伯駕開始總共醫治1300余人。他隨即于1836年2月5日補充，病人數目進一步達到1518人，包括約200名吸食鴉片者，還有許多的酒鬼。

帝禮士覺得難以獨自一人長期負擔醫藥事工，因此寄望1836年初新到的傳教士狄金森（James T.Dickinson）和阿姆斯（William Arms）可以分勞，兩人雖受過醫學訓練，對醫藥事工的意愿卻不大。三人以輪流值班的方式照料了三個月，結果這種輪班方式使得華人求診的意愿隨之降低；加以當時布道站正大舉從事最主要的印刷出版事工，而且又剛開始辦理寄宿學校，更乏人手兼顧醫藥方面，因此1836年6月底布道站的站務會議決議，自7月1日起關閉設在馬禮遜之家已經一年半的醫院與藥局。

結語

伯駕新加坡之行的目的，是學習閩南語和適應華人社會，以等候時機北上福建傳教。在學習閩南語方面，美部會當初表示贊成他前往新加坡的決定時，已經特別叮囑他要在語言上多用功夫；但實際上他卻投入過多時間與精力于醫療工作，沒有如一般傳教士在最初一兩年以學習語言為主，因而他在語言方面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果。他以出其不意的手法“強迫”帝禮士開口以閩南語講道，但是自己卻無法同樣做到，以至于主日禮拜時必須依賴翻譯講道，直到最后一次的主日禮拜，才以閩南語公開祈禱。甚至直到他離開新加坡一年多后的1837年，美部會秘書在寫給新加坡布道站的公函中，仍要其他傳教士以伯駕等人的語文能力不足為鑒：“一名傳教士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在第一年中不專注于首要的語言學習，必須心無

旁騖。”

在適應新加坡華人社會方面，伯駕則是相當成功的。他愿意走出位于殖民區的布道站而住進華人區，生活于華人當中，這是十九世紀前期新加坡所有傳教士中罕見的例外，提升了華人就診的意愿；加上他以進步的醫術和視病如親的態度免費為周遭的華人治病，因此較易于融入華人社會。當他上船離開新加坡回中國時，有些他治療過的病人特地陪伴他到船邊送行表示感謝，其中一位還說要買些東西好讓他在航程中食用。伯駕的日志顯示，他和華人間僅有的一次糾紛，是一名竊賊趁夜進入馬禮遜之家，偷走義學塾師價值40西班牙銀元的財物。嫌疑犯被捉進監牢后，其同伴竟找塾師麻煩引起斗毆，伯駕只好召來警察解決。兩天后，閩南人領袖“頭人”（Tow Lan）蔡土基（Ch’wa To-Ke）拜訪伯駕，為斗毆者請求原諒與和解；伯駕和帝禮士則借機申明自己來到新加坡的美意，以及所作所為的各項善工，誠為所有華人之友，因此絕不愿意見到華人有所敵意或破壞行為；對方承認華人中難免好壞都有，但保證此后不會再發生類似事情。伯駕與帝禮士又送對方圖書，并邀其參加主日禮拜。一場風波就在他既表明自己的立場態度，而又愿意息事寧人的處理方式下獲得解決。

或許令伯駕感到遺憾的是除了齊琥以外，沒有華人因為他的醫藥活動受到直接或間接影響而成為基督徒。也許八個月時間太短，不足以使較多的華人受到感召，也有可能是那些感激他治病救命的華人，參與主日禮拜跪下虔誠崇拜時，他們心目中的救主耶穌，就等同于觀音菩薩或媽祖以外又新增的一位西方神祇。

就醫療而言，伯駕的新加坡之行無疑很有收獲。不計前往馬六甲的那一個半月，他在六個半月期間為1000名本地華人治病，加上他離開后帝禮士后續的500多人，已有超過十分之一的本地華人對近代西方醫藥有了新鮮而深刻的體驗。而伯駕自己也等于完成了取得醫生資格后應有的實習經驗，誠如他自己所說，正是基于新加坡成功經驗的鼓勵，他在回到中國后兩個月即于廣州開設類似的眼科醫院。

相對遺憾的是伯駕離開新加坡后的三年間，美部會陸續派到當地的傳教士中，有多達五人具備醫生資格或受過醫學訓練，但他們不僅未能延續伯駕開創的醫藥事工，反而結束了華人相當能接受的這項活動。美部會的確無意在新加坡從事醫藥傳教，帝禮士的弟弟醫生史迪芬（Stephen Tracy）追隨其兄投身美部會成為傳教士后，在1837年初表達希望能派駐新加坡，美部會秘書安德森答復他，新加坡布道站已經定位為專辦寄宿學校與印刷出版，將不派遣和這兩者無關的人駐在當地。事實上美部會派遣傳教醫生到各地布道站，首要任務是照顧傳教弟兄的健康，行有余力才為當地人治病。但誠如安德森在答復史迪芬信中宣稱，美部會絕無意負擔既昂貴又費時的醫院，因為“治療肉體是偏離了拯救靈魂的主要目標”。美部會對于回到廣州的伯駕也是同樣的態度，雖然支付他的薪水以及一般傳教醫生必要的器具和藥品費用，但不負擔他設立和維持醫院的費用。

本文摘錄自《西醫來華十記》，蘇精 著，中華書局，2020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