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嘆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羃?，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頹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

其中的第一人稱“吾”當然是作者李華。李華生于開元三年（715），幼時為開元十年前后。他于洛陽南市，閑逛“帽行”之時，突然觀察到帽行所賣之帽，貂帽多，帷帽少。看到這樣的著裝變化，當時守舊的人已經在感嘆風俗不再淳厚。

李華的觀察大致符合史書的記載。在武德、貞觀年間，宮女騎馬外出，全身都要被羃?遮蔽。被遮蔽的形象如下圖：

彩繪騎馬戴羃?仕女俑

但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間，這種遮蔽的情形就出現變化，“皆用帷帽施裙，到頸為淺露”。正因為“到頸淺露”的帷帽逐漸取代了“全身遮蔽”的羃?，所以這種著裝風俗被認為“深失禮容”。唐高宗統治時期曾專門下詔強調“自今已后，勿使如此”。但詔令的申禁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到唐中宗神龍末年，包裹全身的羃?“始絕”。

彩繪騎馬戴帷帽仕女泥俑·唐（吐魯番市阿斯塔那187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李華人到中年，曾在首都長安西市閑逛，突然發現帽行里沒有帷帽賣。社會上出現了男扮女裝、女扮男裝的情形，所謂“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如果此時再有戴帷帽、羃?的婦女，必然被視作是異類，會有人用瓦石投射攻擊她們。看到這樣的著裝情形，李華頗有不解，進而又感嘆說“顛之倒之，莫甚于此”。

李華在街頭“細膩”的觀察依然能被《大唐新語》的記載所印證，“開元初，宮人馬上始著胡帽，靗妝露面，士庶咸傚之。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開元天寶之際，婦人“領巾覆頭”“露髻馳騁”已十分常見。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記載長安三月春光明媚，游春仕女或乘車跨馬，紅裙相連制成帷幄，無拘無束，盡享春日。根據《虢國夫人游春圖》的描摹，其中不乏女扮男裝、頭戴幞巾的宮女。

服裝，作為顯著的社會符號和標志，具備劃清性別的界限的功能。而服飾在性別上所刻畫出的分界線，絕不僅是兩性在外觀上的區別，它更意味著表象之下的價值與能力，以及在社會中承擔的角色。性別間的易裝行為模糊了兩性外觀上的區別，無異于顛覆了社會最基本的規則——禮法。李華出身趙郡李氏，這樣的名門一般世代言行守禮，所以他從社會當中流行服飾看出的是“頹風敗俗”。他記錄自己的觀察，寫信給兩個外孫女，是希望她們作為名門之后，應當誠遵訓誡。

以上是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李華的觀察。當時都城長安的普通百姓能從服飾看到什么？讓我們把目光投向另外一個人——東城老父賈昌，他也是一位在日常生活中留意服飾變化的長安居民。開天之際社會當中文與武的遽變、升平與動亂的置易、胡風與漢俗的改換，東城老父都通過對“服飾”的觀察，有著敏銳的判斷。東城老父曾經在街道上通過“首飾靴服之制”看到了胡風，表達他對長安少年有“胡心”的擔憂：

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靴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

老父的這種觀察符合唐人對安史之亂前后“貴游士庶”的服裝的描述。《舊唐書》記載：“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亦重；又有線靴。開元來，婦人例著線鞋，取輕妙便于事，侍兒乃著履。臧獲賤伍者皆服衫。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兆于好尚遠矣。”

攪動大唐盛世格局的安祿山的服飾是怎樣的呢？《安祿山事跡》透露出一些信息。在安祿山起兵叛亂前，他“潛于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于下，邀福于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

安祿山身材肥胖、身著胡帽、胡衣、胡靴，他擅長跳胡旋舞，常常往來于長安與河北之間。《安祿山事跡》說他“常經龍尾道，未嘗不南北睥睨”。這說明安祿山乘騎于道，所著“胡服”一定會讓路旁的觀者看到。

唐陶彩繪胡人騎馬俑及其局部·唐（張士貴墓出土現藏陜西歷史博物館）·騎馬胡俑滿臉絡腮胡，身著胡帽、胡服、胡靴，面向狡黠。

等到“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史家遂認為“胡服”流行已經預兆著這場動亂。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下說：“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為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戎矣。”史書中有關安祿山的描述。不禁讓人想起唐代胡俑形象。

復據《東城老父傳》記載，經過安史之亂，賈昌年老行動不便，他伏臘日休息，拄杖出行，四處觀望，發現穿白衫的人數卻不滿百人。進而感嘆：“難道天下之人，都去當兵了嗎？”老父賈昌之所以發出這樣的疑問，是因為平民穿白衣，士兵著皂服。他回憶起他開元年間閑逛街頭的所見所聞。彼時，街頭熙熙攘攘的人群多著白衣而少穿黑衣。以致有人禳除病患需要用黑布的時候，重金求購卻不得，后來竟然用制作幞頭的“黑羅”代替。天寶之后，兵額劇增，長安城中的士兵亦多，所以街頭的著裝風尚也有所改變。老父通過服飾的變化對中晚唐武人增多的情況有著準確的觀察。

身處唐代官場的人頗為看重官服，他們通過官服可以迅速判斷不同官員的等級。宋代學者洪邁在《容齋隨筆》當中曾寫過一條筆記叫“唐人重服章”，他所舉的例子都是杜甫、白居易的詩歌：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暗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系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蹔假為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掛緋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須”“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發映朱紱”。至于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飛”。

在杜甫、白居易等人詩歌中經常可以看到有關章服的內容。這說明他們身處唐朝官場熟知服色代表的意義。服色即意味著官品等級，被著入衣服令：

唐代官僚服制等級表

周唐革命時，有一位名叫傅游藝的官員，因為積極支持武則天革唐為周，被火速提拔，連升數級，成為宰相，被人們稱作是“四時仕宦”：

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游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游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勖、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并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游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當時人通過傅游藝一年之內“青、綠、朱、紫”的官服變化，就可以感受到傅游藝的升遷之快。

舉以上幾個例子是要說，無論是李華還是東城老父，抑或詩人白居易，他們通過服飾可以感知到很多社會信息。穿戴某種服飾究竟意味著什么？這需要我們將服飾還原到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去認識。服飾作為人的裝飾保暖必備物品之外，內涵多種社會信息。相比于博物學家，歷史學家去研究服飾史的使命就在于需要從服飾變遷的歷史上看到更多的政治、社會信息。最簡單的問題便是：什么力量驅動服飾變遷？

研究中國古代的服飾，歷代“輿服志”是值得重視的內容。其實，正如“百官志”所記那樣，王朝史中有關輿服制度的敘述，是對王朝秩序整齊劃一的構建，并不能等同輿服實際運作的常態。近來，閻步克先生曾就《周禮》六冕制度對歷代冕制的影響，有過系列探討，尤其他就服飾禮制與政治權力的學術回顧與若干認識，給研究者不少啟發。不過，學者們多重視的是輿服制度所暗含的“等級”。但是，除等級外，服飾配件與飾品有時也是政治運作的一種表征，傳達著文化、社會地位、職業、道德與宗教關系、婚姻狀態等社會信息。如果將一個時代比作一個鮮活的個人，正像一個人具備某種性格一樣，這個時代也有某種“時代格”。此種時代格，都會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日用物品上。在共同的時空或者文化語境中，人們可以通過這些“物品”辨識出相關的文化訊息。如果不同的團體對于同一件服裝解讀出不同的涵義，則可能因為他們沒有處在同一知識和經驗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