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愛博（Albert E. Dien）已經從斯坦福大學教授的職位上榮休多年，卻停不下來，像正當年的學者一樣有著沒完沒了的研究項目。他住在離校園四英里的小鎮門羅公園（Menlo Park）臨近一條小溪的老屋子里，大紅的房門，客廳里沙發的坐墊也是大紅色的，四周都是中國傳統風格、顏色古舊的低柜和茶幾，墻上則掛著日本版畫。

餐桌上堆滿了書和資料，用餐只能轉到廚房的小桌——這里也就成了丁愛博的第一個書房。餐桌上大多是丁先生主持編撰的“劍橋中國史”叢書第二卷的相關資料，這一卷的內容為六朝史，老先生作為海外六朝研究的權威，自己寫了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兩章，另外還有30位學者的約稿。“此書前后花了近八年的時間，去年年末才出版，很不容易。”六朝（220-581）即中國通稱的魏晉南北朝，西方學者稱“六朝”，又與隋唐并稱“早期中古中國”，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政權頻繁交替的時期。雖然有西方學者將這段歷史比作歐洲的中世紀和中國的“黑暗時期”，但其實這是一個文化藝術迅速發展的時期，直接影響了隋唐文化。

丁愛博先生

在其六朝研究的經典著作《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中，丁愛博綜合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從政治、社會、文化、藝術等多方面描繪六朝社會。在史學研究中，歷史學和考古學始終是難以融合的兩個分支：傳統史學多以文獻為主要史料，而考古學家則傾向于微觀考察考古材料，或將其作為歷史文獻的參照和實物證據。丁愛博完美地結合了兩個治學傳統，是六朝史中第一個依靠大量考古材料全面考察這一時期歷史的學者。由于丁愛博的漢學家背景，他還具有比專門斷代史學者更開闊的視野，將研究領域擴展到傳統史家少有關注的社會史、文學史和藝術史。因此，他的《六朝文明》不但有政治社會制度分析，有歷來為考古學家重視的建筑、墓葬、佛教，還有音樂、兵器、交通工具、家具、服飾、飲食、燈具等日常器物，讓人耳目一新，非常細致和全面。

轉出客廳旁的邊門，院子里有一處單獨搭建的房間，這里曾經是前一任屋主的獨子居住的地方。“那戶人家有五個孩子，四個女孩，一個男孩，女孩們住大屋，男孩就住這里。”丁先生介紹。先生沒那么多孩子，這小屋便成了他的第二個書房。眼下他在這間書房里的項目是為一本法文中國歷史著作而寫的書評。雖然是篇小文章，卻也頗費功夫。各種文章資料擺放在電腦旁，隨時可用。

有些學者做完一個研究、書寫完付印后會把相關資料處理掉，在物理也在心理上告別一個議題。丁先生不，他留著所有東西：“誰知道以后會需要什么呢！”這些東西也堆滿了車庫——丁先生的第三個書房。各個墻面從頂到地面沒有一點浪費，整齊排列著完整的中國各大考古、文物、歷史研究期刊，間雜各式書籍、文章，或是某次旅行收集的博物館資料、畫冊和小紀念品。這里是丁先生研究粟特人的地方。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亞的古老民族，即中國古代所說的“胡人”。他們善于經商，從東漢到宋代一直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由于近年關于粟特人進入中國的出土文獻和考古實物——尤其是墓葬——不斷被發現，國際上出現了粟特人研究熱潮。從1962年開始丁先生就已經開始關注粟特人研究，至今已發表了四五篇文章。他將粟特人在中國的生活與中國當時的社會現實緊密結合，提供了獨特的視角。繼續做下去，丁先生有望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對粟特人研究做出更大貢獻。

很難想象這是一個已經九十多高齡的老人的世界。但看到他紅潤的氣色，甚至還有點孩子氣的面龐和笑，我們又會覺得一切非常自然：工作一直就是他的生活狀態。每天清早起床后，丁先生便開始讀書、做研究。直到最近幾年，先生一直工作到晚上十點。現在，八點鐘后他會停下來，和太太一起看看電視。如果學校有他感興趣的講座，他會自己開車去聽。圖書館也是他常去查找資料、數據的地方。每周一三五上午，丁先生堅持去體育館運動一小時。從2007年開始，他開始詳細記錄每次運動的情況，并附小圖注釋具體的動作：杠鈴130磅，20次；舉重60磅，20次；蹬自行車2英里；仰臥起坐100次。“我不寫日記，但對這樣的記錄卻樂此不疲。”這或許是歷史學家的職業習慣，認真、仔細和堅持，又或許是對身體的一種特殊意識。

丁愛博先生

當然丁先生的研究領域并不局限于三個書房的范圍：他在絲綢之路、敦煌、兵馬俑和中國的穆斯林等多方面都有涉獵和建樹。丁先生還是美國早期中古中國協會的創始人之一，也組織了全美第一個以六朝為主題的學術會議。正是由于他在早期中古中國研究領域的開拓性和突出貢獻，美國權威期刊《早期中古中國》(Early Medieval China)特別把2007和2008年兩卷獻給丁愛博。在題獻中，美國西密歇根大學熊存瑞教授和佛羅里達大學Cynthia L. Chennault教授寫道：“丁愛博具有國際聲望。是很多研究領域的先驅。他勤奮、博學、優雅、有幽默感。在使用證據時不遺余力、分析嚴密、闡述清晰有力。……但他卻是一個謙恭的人，在他身上完全沒有一點學術大家的自負和傲氣。”作為“劍橋中國史”叢書第二卷的撰寫者之一，熊存瑞教授對丁先生治學和為人的嚴謹有切身體會：“我的稿件丁先生仔細研讀，提了很多具體意見，與通常所見的叢書主編完全不一樣。”

丁先生的中文極好，在討論艱深的專業問題時也有近乎母語的純熟，這其中自然有丁太太的功勞。太太是臺灣人，娘家姓丁，也是一位學者，對社會心理學、中國文學很有造詣。“一結婚，太太就說家里必須說中文。這規矩實行了五十多年。”丁先生一貫的淡然語氣里透著些自豪。而這樁婚事也讓Dien先生（發音為“丁”）名正言順地成了丁先生——“中文名他跟我姓，英文名我跟他姓。”丁太太解釋道。就在親切的普通話和紅茶的溫潤中，丁先生談到了他數十年的中國情結和治學之路，對年代、名字甚至是細節都記得很清楚，時時陷入思考，好像當時的情景又重回眼前。

丁愛博與丁太太

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對中國研究感興趣的？

丁愛博：我出生在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上小學的時候學地理，我就想如果在地球上挖個洞，對面就是中國，多有意思啊！在書上讀到清朝的婦女穿褲裝、男人梳辮子，都讓我感到特別好奇。中學以后對中亞和元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華盛頓大學轉到芝加哥大學后，開始上歷史專業課，由于當時沒有中亞方面的課程，我選修了一年印度史課。印度史很難學，再加上我興趣也不大，第二年就開始轉學中國歷史。那是四十年代的事了。

后來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期間，跟著導師Peter A. Boodberg才確立了中亞、六朝的研究方向。我在伯克利待了十幾年，本科、碩士、博士學位都是在那里讀的，還在伯克利東亞圖書館做過圖書館員。那時伯克利真是人才濟濟：有唐代研究的大家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教授，中國文學研究有陳世驤教授，佛教研究有Ferdinand D. Lessing教授。除了中文，我還學習日文、法文、德文，也上過古突厥語、西藏語的課，算是有了基本的知識。

當時趙元任先生也在伯克利任教，我上過他一門“歷史語言學”的課，講的是唐朝的中古文。他用英文講課，用詞特別高深，很多詞我根本聽不懂。趙先生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有一次他到臺灣地區訪問，記者問他會不會說臺語。趙先生回答，現在我不會，但過一兩天就會了。記者當然覺得他太狂妄！但他們不知道，臺語和古漢語關系密切，唐代的語言都在他腦子里，臺語不會是什么難事。他那么聰明。

您在臺灣待了好幾年，生活在漢語環境對漢學家是否是必須的經歷？

丁愛博：現在每個人都會覺得生活在中文環境和文化中肯定對漢學家有很大的幫助，四五十年代的漢學界可不這樣認為。我1956年到臺灣時，已經學了十年漢語，卻一個字都不會說！事實上，我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甚至認為學習口語會對學習文言文和漢學研究帶來負面影響。他是一位知名的學者，也代表了那時的觀念。我學中文從《孝經》開始，從古漢語開始，再學現代漢語，只讀不說，和現在正好相反。到了臺灣，好不容易能開口了，聲調卻怎么也掌握不好。有一次我和朋友用中文聊天，他十歲的女兒在旁邊笑，因為我的發音實在太滑稽了。這件事到現在還記得，也促使我下苦功學好聲調和口語。

丁愛博一家

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是什么時候？

丁愛博：1980年我隨一個語言學團體訪問中國，到了北京、西安等幾個城市。那時候中國所有人都穿著類似制服的藍色衣服，偶爾能看到一些人穿卡其面料的衣服。尤其在王府井，人行道上走路的人很多，但絕對安靜，人們不說話也不笑，街上根本沒有車。現在當然完全不一樣了。

這些年前后去過幾十次中國了。除了學術交流和自己的研究項目，我還有機會帶一些學術團體考察、參觀中國的歷史遺跡。這可能就是現在說的“深度旅游”，我會詳細規劃路線，并舉行有關參觀遺址歷史的小講座。

印象最深的有哪些？您研究中有很多考古材料和發現，參加過實地考古發掘嗎？

丁愛博：中亞和絲綢之路一直都是我的研究領域，到敦煌也有20多次了。有兩次從北京坐火車，一直到新疆，再到蘇聯和彼得堡，考察絲綢之路的遺跡。洛陽有個古墓博物館，也給我留下很深印象。那里有搬遷復原的古墓群，我們可以走進去看，直觀感受到各個時代墓葬的變化。實地考古因為直到近年才對外國人開放，我沒有參加過中國的考古發掘。我只參加過一次在蒙古的考古隊，六個星期。這是一個相當艱苦的工作，當然其中也有很多樂趣，不過我可能還是更適合在書齋中看考古報告。

有文章說《六朝文明》是您集三十年之功完成的六朝研究力作。真的花了這么多功夫嗎？

丁愛博：差不多二十多年吧。八十年代初張光直教授擔任耶魯大學出版社“早期中國文明”系列主編，他找到我寫一本關于中國六朝文明的專著，我答應了。我的研究除了歷史文獻，還倚重大量的考古學發現，依據物質實物來構建一個時期的歷史面貌。那時候不像現在這樣資訊發達，只有散見于期刊或單獨發行的考古報告，查找起來很困難。我只有自己建數據庫，把所有我能見到的關于六朝時期的考古資料匯總、分門別類，方便查找。這個工作花了很多時間。我把一千八百多座墓葬的相關文物資料都輸入到這個數據庫中，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數據，我才能夠通過分析，得出一些關于六朝社會和文化發展狀況的結論。

能談談這本著作中文版翻譯出版的情況嗎？

丁愛博：這本書的譯者李梅田是很優秀的學者，以研究漢唐考古學為主要方向，現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他主動找到我，要翻譯這本著作。這是一本很難翻譯的書，有大量專業術語。李梅田英文很好，我們經常寫信交流，他的翻譯基本沒什么錯誤。

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由于涉及到大量歷史、考古專業詞匯的中英文說法，我曾想編輯一部這方面的專業詞典。后來發現已經有類似的考古中英對照詞典了。這也算是一件事做太久的副作用吧。

您還有下一個研究計劃嗎?

丁愛博：除了粟特人研究，我一直想寫關于中國科舉制度的文章。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中國實行了一千多年的進仕科考制度是從六朝開始的。相比漢唐明清等斷代史，魏晉南北朝一直是一個不太受歷史學家重視的時期，可能是由于太復雜、頭緒太多，也可能受到傳統中國大一統思想的影響。這其實是中國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時期，尤其在文化社會生活方面，比如佛教的傳入，又比如我們現在還在講的魏晉風度等等。另外，我也想翻譯《文選》的相關部分。

不過，比起我剛進入這個領域的時候，現在海外研究六朝史的學者已經不少了。那時候像《劍橋中國史》這樣的通史做不起來，因為有些斷代史的研究者特別少。現在西方很多40-50歲研究六朝的學者學問做得非常好。

您對年輕學者和學生有什么建議？

丁愛博：對歐美學者來說，我會建議他們學法語和德語，這對研究中古中國史很重要。如果是中國學者，我認為多多了解西方學者的動態會對他們有幫助。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史的時候通常會有與中國學者不一樣的視角和選題，這與他們作為中國歷史旁觀者的文化背景有關。學術應該是一個多向交流的領域。絲綢之路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來自中國、日本、法國、德國、美國的學者都對這個領域有所貢獻，已經成為一個學術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