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鋒龍 圖南 

來源：南方傳媒書院

6月1日，國際兒童節。

1949年11月，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莫斯科舉行理事會議，會議決定以每年的6月1日為國際兒童節。

它是為了保障世界各國兒童的生存權、保健權和受教育權，撫養權，為了改善兒童的生活，為了反對虐殺兒童和毒害兒童而設立的節日。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將6月1日定為兒童的節日。

談及兒童，可能是無拘無束的奔跑、共同游戲的玩伴亦或是寫不完的作業。

盡管有許多的憂愁煩惱，但是童年依舊是幸福的代名詞。可是有這樣一群孩子她們因長相可人而被批上了露骨的外套。

她們因聲音甜美做起了網紅，滿足網絡世界骯臟的幻想。他們被以增加社會經驗為名義完成超負荷的“工作”。甚至是一個尷尬的微笑都要反復上演供人娛樂。

奧地利的心理學家Alfred Adler曾經說過：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童年會影響一生人格的養成，可是當今社會依然不乏一些黑心的商人打著商業活動的名義肆無忌憚地侵犯兒童的權益。

全國兩會期間，民革中央提交一份《關于加強未成年人從事商業活動權益保障的提案》再次把公眾的視線拉倒未成年人權益保障的議題上來。

野蠻生長，未成年人參加商業活動的邊界在哪里？

提起未成年人權益被侵害，我們早已屢見不鮮，甚至逐漸麻木，喪失了對兒童保護的警覺。

一件件的暴力傷童案件讓我們意識到保護兒童權益已經刻不容緩。可是有一類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侵害卻更加隱蔽，往往要等到事態發展到極為惡劣的程度時才能引起公眾的注意。

這類侵害經常批著各種光鮮亮麗的的外衣美其名曰“童星造夢廠”“小網紅訓練中心”“童模培訓會”等各種旗號。 

再者，近年來各種小學、幼兒園舉辦的慶祝兒童節之類活動晚會，同樣也是在兒童的節日里滿足了成人，試問兒童節展現給成人花樣多彩的表演，是兒童們想看的節目嗎？

形色多樣的活動、炒作，終究會給未成年人帶來心理壓力。直播、童星、童模、被參加晚會等等，種種活動背后多少都有著成年人逐名逐利的企圖。這些在金錢、榮譽為誘餌的活動中，被剝削的，往往是無知的孩子。

許多成年人把對生活的期許安放到兒童身上，加上兒童待人都有一份稚氣。因此有關兒童的話題往往一開始就自帶流量。有流量的地方就是戰場，各種商業活動爭先恐后的向兒童領域進發。特別是近兩年隨著線上購物的興起帶火了一批靠拍攝未成年模特為生的廣告公司。

隨著流量和資本的涌入，以及行業規范的不健全以及地方監管的不到位，商業活動主體本身魚龍混雜...因此，當出現各種聳人聽聞，傷害到兒童權益的案件變多了，也就讓人麻木了。

總結未成年人涉及到的商業活動大致可分為童星和童模兩種。

相比后者，童星前期投入成本相對較大，后期收效慢，再加上各種不確定因素，導致真正能成長為家喻戶曉的童星是鳳毛麟角。

像王磊和TFBOYS團隊那樣走上專業化的道路則是難上加難，因此，多數急功近利的家長還是選擇把孩子送到童模培訓。

表面上模特要試穿各種亮麗的服裝，工作僅僅是拍照十分輕松。

但是化妝、拍照，甚至穿反季服裝等高負荷的勞動都讓一個成年模特感到辛勞，更別提孩子了。

身體上的疲憊已經難以為繼，心靈上的毒害才是對這些小模特小演員的最大傷害。從抖音上低齡孕婦成為網絡主播，到前幾年引起眾怒的兒童維密秀。

直播環境下成長的童年 何去何從

很難想象在刷“火箭”喊“老鐵”成長下的孩子會形成什么樣的價值觀。

很難想象還未發展成熟卻要迎合成人審美的小模特會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偏見。

放出“我年收入80萬”豪言的小網紅，雖然有著客觀的收入，但是怎么看都有著與這個年紀不相匹配的油膩。

也許，在商業的圈子里摸爬滾打之后，這些孩子的事業觀金錢觀都會早早成熟，但是成熟的背后又有多少數不盡的辛酸，這種成熟多少是殘缺的，不完整的。

商業活動“啃小”下變質的親情，請停止向孩子“吸血”。

盡管媒體多次曝光這種處在違法邊際的商業活動，但是在高額利益的誘惑下，還是有父母前仆后繼地帶孩子參加類似的商業活動。

據媒體報道，一般店鋪用的童模便宜時1800元/小時，貴的時候高達2000元每小時。按照每天六個小時計算也輕輕松松日入過萬。

孩子“工作”兩三年抵得過家長辛辛苦苦上班半輩子。面對高額利益的誘惑，多少家長把孩子當做賺錢的工具，全然不顧孩子正常的身心發展，乃至耽誤學業也在所不惜。

此前，在互聯網有一個熱詞叫做“啃老”指的是那些寄生在自己父母身上，喪失了正常的勞動能力的一群人。

今天“啃”的主體還是那么一群人，只不過“啃”的對象變成了自己的孩子。

在電影《寄生蟲》中，告訴我們這樣的道理，寄生的時間長了，就會喪失獨立的人格乃至喪失人性。父母“寄生”孩子，會是怎樣的結果？

一開始這些童模的父母可能會心痛孩子的辛勞，可是隨著不勞而獲的快感的增加以及金錢的侵蝕，他們便會逐漸喪失作為父母擁有的那份慈愛。并且利用家長的權威對孩子進行肆無忌憚的剝奪。

流傳到網上女童模“妞妞”，在網民心中，她是一個軟萌的小女孩。但在實際中，僅僅因為放下手中的拍攝道具籃子，就被母親踢踹。

這樣的案例僅僅是曝光在互聯網上的一小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人們的淡忘，又會有多少罪惡的鞭子抽向無辜的孩子。當我們進入未成年人小朋友的直播間，在孩子們表演的背后，在孩子們的眼神中，在鏡頭的背后，多少會流露出孩子們的恐懼。

成人的狂歡與變質的兒童節

的確，作為家長處于絕對的權威之中，享有監護人的權利。孩子本身處于弱勢之中，想要維護自己的權益，難度可想而知，更別提知道自己有權益這一回事了。

一切以“為了孩子好”，為了他以后著想，這種借口似乎成為了幾十年以來的偽命題，父母求“才”心切可以理解，但過度讓孩子的童年沾染直播、金錢、爭名逐利的惡臭氣息，必然是不妥。

面對深邃不見底黑洞洞的鏡頭，面對刺眼的閃光和直播評論區陌生的叔叔阿姨，三歲的童模“妞妞”怎么去跟三十歲的父母表達自己的恐懼，怎么和父母爭辯？

既然父母們“靠不住”，商家“沒良心”。那么要想保護兒童權益，也只能由國家出面動用法律的力量。

在兩會期間，有提案中提到“對法定代理人監護權的引導、監督和懲治”。促進對法定代理人的引導、監督和評價機制多元化。并且引導法定代理人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不得強迫工作、暴力對待、經濟剝奪、減損受教育權。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如果真的發展到懲治的地步，那么就要考慮是否剝奪其“監護權”了。

兩會期間另外一個關于“父母持證上崗”的提案也在激烈的討論中。在現實中，存在這樣一個問題：一些父母自己還沒完成從“寶寶”向“為人父母”的角色轉變時，就已經迎來了孩子。一個在年齡上成年的人，是否具有“教育子女”的資格？

如何“學會”做一個合格的父母，是當今社會的人們會面臨的，也是必須面臨的問題。

“童星夢”該不該做，孩子說了算。

因為有著市場需求，所以童模童星行業一直就有。倘若沒有適當的干預，這個市場就不會一直發展和繁榮下去。

但是，針對正規的童星培養和童模的拍攝，也沒有必要一棍子打死。既然不能從父母、商家需求端對孩子參加商業活動進行限制。那么，擁有未成年人是否參加商業活動決定權的主體只能是孩子了。

當然，決定權在孩子并不是簡單地詢問一句“你愿意嗎”。畢竟孩子的智力和決策能力有限，并不一定能做出對自身發展有利的決定。

如何為孩子做決定，前幾天的一條提案多少給了人民思考的空間。——以“兒童利益最大化”為原則。

以兒童利益最大化就是不僅要考慮兒童的負荷承載能力，更應該以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為根本宗旨。如果孩子在這方面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家長應該合理的引導，要讓孩子形成良好的金錢觀和世界觀。

如果孩子表現出反抗的情緒，并且性格特征不適合從事相關活動，一定要及時止損，別讓孩子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所以，成年人如何為孩子做決定，不僅僅是一句“你愿意嗎”的忽悠，更應該關注的是孩子的生理心理健康發展，是否允許成年人做這種決定。

法律觸及不到的空位 拿什么來補？

針對未成年人涉及到商業活動權益的保護，國家也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條文。比如，《未成年人保護法》、《廣告法》等法律涉及到關于兒童權益保護的內容。

但隨著成長環境、社會觀念的變遷，現實中存在著一些新現象，需要法律再次進行明細解說。譬如未成年人商業演出，未成年人直播，家長監護權教育等等，均需要再進行商酌。此外，關于未成年人商業藝演的具體規范，至今也無可參考的完整樣本。

所以，一方面急需從官方層面對相關法律進行完善。以后涉及到類似的事件也能有法可依，不至于出現定義模糊、管理職責不明的情況。

另一方面，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絕對不是僅僅制定一部法律這么簡單。我們也不能停留在不打罵不虐待就是保護的思維模式。這就需要我們對兒童身心發展規律和兒童年齡特征有著更清晰的認識。

作為家長，不能“只管播種，不管澆水”，成為父母的成本遠不止婚姻，家長是否需要持證上崗，是否需要對家長進行相應的培訓教育，也是整個社會需要反思的問題。

孩子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保護兒童從來就不只是一句口號。在各種變質的兒童節現象面前，成年人不應為了彌補童年的遺憾或者現實的世俗缺失，將壓力轉嫁到兒童身上。

兒童的禮物，不應是疲憊與壓力，更應該是快樂和童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