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該向何處發力？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應該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另外一個目標——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一倍。

國家統計局測算，2017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人。這是改革開放的重大成就。但總體來看，我國低收入群體比重仍然較大。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橄欖型分配格局”第一次作為改革和發展目標被寫入黨的文件，它指的是中等收入者占多數，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占少數，類似橄欖型“中間大兩頭小”的收入分配結構。顯然，按照這一目標，我國4億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需要來一個倍增。

當前經濟形勢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這一課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愈發凸顯。受國際疫情和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我國外貿面臨困難增多，擴內需成為穩增長的重要抓手，而中等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貢獻率相對于其他群體來說更高，是拉動內需增長的主力軍。全國兩會期間，半月談記者采訪眾多代表委員，從六大方面為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獻計獻策。

務工人員展示剛領取到的現金支票 方喆 攝  

補短板：“提低”是關鍵一環

低收入人群是最容易出現新發貧困或返貧的群體，更是有望跨入中等收入者行列的關鍵群體。進城務工農民工、低收入農戶勞動力、就業困難人員、零就業家庭成員以及因去產能、疏解外遷而停產停工的困難企業職工，他們的收入水平在貧困線之上，卻距離中等收入群體門檻還有一段差距。想方設法增加他們的收入，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一環。

提供就業機會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赫章縣河鎮鄉海雀村黨支部書記文正友認為，雖然許多村民已經脫貧，但他們作為低收入群體，家底薄、經驗少，在持續增收上仍有困難。

“充分保障就業機會，是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根本。”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溫娟說。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濱海新區政協副主席蔡慶鋒認為，低收入群體大多擁有健全的勞動能力和較強的就業意愿，但由于多種原因，就業需求沒有得到有效滿足。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就要扶持像物業、保安、安檢、環衛、快遞等吸納低收入群體的企業，促進相關從業人員穩定增收。

民建中央常委、湖南省政協副主席賴明勇認為，低收入人群多從事服務業等替代性較強的行業，依賴工資性收入，這就使得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極容易受行業波動的影響。因此，保障相關企業的正常運轉，保障工作崗位的穩定供應，低收入群體穩定增收就有了依托。

賴明勇建議，利用現代化信息手段優化配置企業招工的崗位需求與民工的就業需求，引導低收入群體就近就業、快速就業、穩定就業，完善供需匹配。

保護勞動所得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秘書長王濟光認為，應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斷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

“尊重勞動，就要提高技術工人福利待遇和社會地位，讓技術工人能夠通過自身的人力資本獲得體面的薪酬待遇。”全國人大代表、山東華源鍋爐有限公司管子車間膜式壁生產線班長齊玉祥說，提高技術工人待遇是產業工人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渠道，要支持用人單位打破學歷、資歷等限制，將工資分配、薪酬增長與技能素質、實際貢獻、創新成果等因素掛鉤。

工人在上汽臨港工廠總裝車間生產線上作業 丁汀 攝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公交集團第三客運有限公司8路車隊駕駛員王艷說：“去年開始，我們車隊駕駛員工資全面與績效掛鉤，大家工作的熱情被調動起來，特別是年輕人，干勁更足了。”

“今后，還可以根據經濟發展和物價變化，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并督促企業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進一步優化完善分配調節機制。”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大足區委書記于會文說。

保證一線勞動者報酬應償盡償，對于保證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十分必要。全國政協委員、江西師范大學校長梅國平認為，保護低收入職工勞動所得，要健全工資支付保障機制，推行工資保證金、銀行代發等制度，加大對欠薪違法行為的處置力度，根治拖欠工資問題。

稅制調整也對工資收入帶來影響。“去年個稅改革就是看得見的利好。個稅起征點提高后，我們車隊100多名駕駛員，大約有一半都不用繳稅了。像公交司機等工薪職業者，相當部分是中低收入群體，新政策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王艷說。

如何完善再分配調節的稅收機制？梅國平認為，要逐步提高我國直接稅比重，積極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探索推進以家庭為納稅單位，加快收入申報、財產登記等社會征信系統建設。

增加財產性收入

增加低收入群體財產性收入，讓他們品嘗財富“大蛋糕”的甜頭，是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途徑。

“當前，在我國城市居民收入來源結構中，工資性收入占比很高，而財產性收入相對較低。”王濟光建議，在制定宏觀政策時適當考慮提高財產性收入的比重，通過拓展居民金融投資渠道，讓工薪階層有更多的勞動收入向財產性收入轉化。要健全資本市場，營造公開透明的居民個人投資市場環境。

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比重，也有很大的空間。2018年農民收入構成中，財產性收入僅占3%。

“受農村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場發展相對滯后以及農民金融知識相對匱乏等多重因素影響，當前財產性收入對農民收入的貢獻度依然較小。”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農信聯社黨委書記、理事長孔發龍認為，應把擴大農民財產性收入范圍作為促進農民生活富裕的重要支點，通過激活用活農村要素資源，讓農民的土地、房屋等成為可以抵押、轉讓、出租、入股的金融資產，推動農村“資產”向“資金”轉變。

強保障：減少奮斗的后顧之憂

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一方面需要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則需要強化保障。政府尤須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社保等方面著力，以更完善的民生與公共服務保障為援手，減少低收入人群尋求改變的后顧之憂。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大學商學院院長徐玖平說，目前，我國民生公共服務的保障還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立法供給不足，缺少綜合性的公共服務法律法規；現行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制度設計相對落后，權責不清；偏遠和不發達地區公共服務的日常投入難以得到有效保障，“補短板”任重道遠。

徐玖平建議，盡快立法保障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有效實施。采用剛性指標，增大財政對公共服務建設的投入，特別是城鄉基層公共服務發展緩慢地區要有所傾斜。此方面應納入人大的執法監督體系，使公共服務體系在建設標準、經費投入、運作管理、考核評估等方面得到可靠、可持續的保障。

同時，政府在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當有更大作為，尤其要擴大農村地區公共服務的覆蓋范圍，增加相關服務內容。各地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出臺一系列針對低收入人員的社保政策。如低收入人群中靈活就業人員的養老保險費可申請次年緩繳，不形成中斷記錄、不加收滯納金，并適當降低其社保費率。

此外，要落實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責任和考評機制。可根據各地社會、經濟和人口狀況，分類落實各級政府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責任，并建立考核評估體系，以保障人、財、物的投入，最大限度地統籌推進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均等化。

身在農村，全國人大代表、成都市溫江區壽安鎮岷江村黨總支書記陶勛花更真切地體會到農村在民生和公共服務保障方面的不足如何深刻影響群眾的獲得感。

社區公益服務中心的志愿者開展義診服務，為居民送溫暖 徐昱 攝

她認為，探索公共服務下沉機制，須因地制宜，有針對性地作出制度安排。“比如現在多種國家惠農補貼直接打到農民卡上，但留守老人等農村低收入群體想取錢用還是有困難，因為農村銀行網點不足。”陶勛花說，為了取幾百塊的補助，他們要進城排一天的隊。

在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剛剛摘帽的貧困地區群眾，也是值得關注的低收入人群。全國人大代表、江蘇軍曼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魯曼認為，關鍵要讓防止返貧預警機制的信號燈繼續亮下去。重點關注因病、因殘、因災、無勞動力家庭等“邊緣戶”，建立特殊群眾脫貧專賬，夯實幫扶責任，采取政策疊加和差異化幫扶政策予以傾斜支持。

由于貧困地區多重致貧風險疊加，還要落實兜底保障政策，對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標準2倍以內的符合條件的重度殘疾人、重病患者參照“單人戶”納入低保，同時加強臨時救助和其他社會救助政策銜接。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血液科主任楊林花特別指出，當前罕見病將部分家庭拖入貧困泥潭的情況時有發生。許多罕見病是遺傳病、終生疾病，高昂的治療費用令中等收入家庭都難以承受，遑論低收入人群。楊林花建議：應在國家層面出臺罕見病治療保障機制，盡力避免“因病致貧”的陰影籠罩低收入人群。

優引擎：以城鎮化帶富新市民

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人口城鎮化的過程恰是中等收入群體形成的過程。要做強做優新型城鎮化引擎，使相當數量的進城農民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新力量。

進得了城，還要扎得下根

“農民為什么會進城？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全國人大代表、天能集團董事長張天任說，如果為了進城而進城，那么進城的農民也只能游離在城市主流生活的邊緣，從事低端且不穩定的工作。

讓進城農民身在城市，更能不斷增收，融入城市，才是安居樂業的應有之義。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副會長祁志峰認為，須積極解決進城人員進了城、留不下的問題。要在住房保障、子女上學、職業培訓、休閑娛樂等多方面出臺政策，讓進城人員心里有依靠，生活更踏實。

“農民工都想成為城市中的一員。哪怕在城里買個小房子都可以。”全國人大代表、山東三箭置業集團有限公司油漆工班組長陳雪萍說，農民工安家問題實際上就是戶籍問題，沒有房產證，就不好落戶，沒有戶口，子女就沒法像普通市民那樣按劃片就近入學。

全國政協委員，陜西建工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張義光認為，讓進城人員安下心、扎下根，要解決兩個“未來”問題，即子女教育問題和養老問題。既要確保進城人員子女有學可上，阻斷代際貧困傳遞；又要讓進城人員的晚年生活有保障，讓他們享受和城市職工一樣的養老福利。

不少代表委員認為，分析一些國家的城鎮化教訓可以發現，不科學的城鎮化進程可能造成城市貧民窟的產生和貧富差距的擴大。中國要避免這種情況，必須解決好農民工融城問題。

“國外的城鎮化進程是自發的，沒有人管，也不好管。城市管理不到位，一些社區就成了貧民窟。”全國人大代表、南開大學農藥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席真認為，中國的城鎮化要發揮獨有的制度優勢，把這些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要進一步強化社區居委會的作用，配強配齊居委會力量，讓治理力量充分下沉社區，方便開展社區治理和公共服務。

全國政協委員、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李香菊認為，應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調整戶籍制度，實現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渭南市副市長高潔認為，完善城市公共服務要以人為本，通過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完善城市就業服務體系、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保證城市公共服務公平、便利。

“我國目前仍處在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特別是加快進城農民工市民化，無疑是未來20至30年中保持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說。

做實產業，促進就業

人口、產業、空間城鎮化，是城鎮化最基本的三方面內容。產業城鎮化，是城鎮化的最初動力。產業在城市的集聚，創造出大量的就業崗位；而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又會產生出巨大的市場需求，繼而推動產業的發展和進一步的集聚。二者實現良性互動，城市居民收入才會越來越高，逐步邁入中等收入群體。

“城鎮化不能有城無業。更好發揮城鎮化集聚效應，讓城鎮化為促進人民增收服務，關鍵之一是做強產業集群，做好產城融合。”全國政協委員、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認為，做大做強制造業集群、提升區域產業競爭力，是提升城市吸引力的重要因素。產業集群的韌性、柔性、適應性提升了，人才才能留得住，產業才能發展得好，人民才能穩增收。

“城鎮化要做到人口、產業、空間發展協調統一。中國的城鎮化要與工業化、信息化同步推進。”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大足區委書記于會文說，要在城市中保障足夠規模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而不僅是追求城市人口的數量。

“從2017年起，我們結合本地濕地生態移民安置和未來科技城產業工人安置需求，規劃建設了兩個新型小城鎮，安置生態移民近3萬人。”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寧河區委書記王洪海說，他所在的寧河區，產業與人口的集聚效應又吸附了一批大項目好項目落地，城鎮空間進一步發展，產業、人口、空間實現了協調互動。

目前，一些城市因為城區老化問題，資源集聚與催化效應受到遏制。“如果城市的中心城區面積狹小，基礎設施落后，載體功能不足，那么城市形象自然立不起來，輻射帶動作用也發揮不出來。因此，要完善城區規劃，加大老城區改造力度，釋放城市潛能。”王洪海認為，城市有了城市的模樣，商貿活動才能繁榮，才能帶動人流物流的效益轉化。

“從中國的現實國情看，中小城市仍然是城鎮化的重要載體，政府要注重培育特色產業，培養專業人才，幫助周邊農村人口就地享受城鎮化的紅利。”全國人大代表、湖南臨武舜華鴨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胡建文說。

提素質：一技之長助持續增收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一條積極途徑在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素質，令其有能力獲取更好的工作條件與收入機會。在這方面，代表委員也多有見解。

有了就業技能，收入才有保障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啟陽汽車集團董事長王麒說，扶貧先扶智，脫貧需興教，各行各業應該形成共識的是，教育有助于勞動者基本技能的提高。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更不應忽視員工職業技能培訓。企業應定期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推行技術等級認證，輔以相應的激勵機制，激發勞動者尋求提升素質的動力。

企業建立培訓體系，尚有章法可循，身在廣大農村的低收入群體，素質提升怎樣安排？來自基層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徐州市沛縣棲山鎮副鎮長、胡樓村黨總支書記王吉永的心得是“兩手抓”——一方面，愿意去當地企業打工的，聯系企業做好培訓；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靠年輕人來帶。

王吉永說，農村低收入群體往往年齡偏大，接受新技術偏慢，傳統的培訓上課方式行不通，通過干中學的方式潛移默化加以培訓更易奏效。胡樓村的經驗就是把青年能人請回來，以能人創業帶動村民就業，在穩定就業的氛圍中逐步發揮能人的示范效應，先讓大家安心有活干，再讓大家慢慢琢磨怎么干。

想方設法讓村中低收入人群擁有一技之長，也是全國人大代表、成都市溫江區壽安鎮岷江村黨總支書記陶勛花多年操心的一件事。“對于大部分農村低收入人群來說，他們未來的生活仍在農村。”陶勛花認為，整合當地現有資源，尋求有地方特色的技能培訓方式，開發居家靈活就業新渠道，對農村低收入人群增收具有重大意義。

“為什么收入低？在農村不外乎文化低、年齡偏大、有殘疾，在綜合考慮這些不利因素基礎上，我決定請老師來村里教授插花、貼花、鉤邊、花木編藝，一周到兩周就可以上手，這樣每戶至少一到兩人就有了固定收入。”陶勛花認為，相關部門應該重視居家靈活就業在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中的作用，整合資源，因地制宜為低收入人群做好就業培訓，這是農村低收入人群提升素質，增加收入的一條有前景的路子。

強化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

低收入人群的勞動技能和素養，與其收入水平直接相關，這凸顯出職業教育的重要。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大學國際教育交流學院副院長雙少敏認為，一方面，國家應該進一步推進職業教育改革，令職業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連接更緊密，同時完善助學制度，加大對困難學生資助；另一方面，應該讓職業技能培訓惠及更多勞動者，從大專院校到各行各業，從網下實訓到網上受教，要充分激活技能培訓的多元化空間，推動技能培訓及時更新、按需調整。

職業學院內教師在給學生授課 王全超 攝

全國人大代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副書記、州長孟海建議，從制度層面打通職業教育與職業培訓。職業教育發展要緊盯當地資源和優勢產業方向，同時把“企業進校園、課堂到工廠、實踐一體化”等人才培養模式落實到校企合作的每一個環節，使職業教育真正為學生的職業選擇奠基。

孟海認為，要引導鼓勵企業把提升勞動者技能水平放在顯著突出位置，將企業培訓體系升級為職業教育過程的有機延伸，從技能人才工作室、新型師徒制出發，逐步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以多元化創新探索，推進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建設。

全國人大代表、好醫生藥業集團董事長耿福能說，各地在積極謀劃產業扶貧的同時，可組織技術員乃至相關領域專家對村民有的放矢進行技能培訓。“從我參與扶貧的經驗看，村民們可能會逐漸形成一種正向攀比之風——為什么別人家賣的錢比我們家多，我是不是得問問專家自己的種植方式是否有問題。這樣的積極風氣會帶動大家珍惜脫貧成果，努力改變生活。”

此外，代表委員還建議，鼓勵發展民辦職業技能培訓，并考慮到未就業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新生代農民工、城鄉未繼續升學初高中畢業生、就業困難人員等群體的不同特點，因人施策，讓不同群體都有適合其基礎，符合其期待的培訓模式可選。

助雙創：打開更多機會之門

創新創業，是追求更體面收入、實現更高人生價值的重要路徑之一。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需要營造良好的雙創環境，讓人們主動改變人生命運的機會更多。

開掘富源，藏富于民促增收

“創新創業能夠激發民眾的活力，對于藏富于民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國人大代表、重慶豬八戒網絡有限公司董事長朱明躍說，中國的市場足夠大、民眾足夠多、擁有市場縱深的紅利，市場主體以億為單位，這為普通人改變命運提供了巨大空間。

一個創業小團隊激活的上下游產業，可能會帶動成百上千的人持續增收。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溫娟表示，近幾年，不少創業“菜鳥”小團隊邁出步伐，短短兩三年就從初創時的幾個人發展成幾十甚至上百人的規模，取得了很好的帶富成果。

強化創新創業的造血功能，不斷開掘新富源，促進人民穩定增收才有新動能。在改革開放大潮中，一大批小商販靠著自己的勤勞和智慧白手起家，從無到有，過上富裕生活。全國政協委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校長助理霍學喜說，如今，激勵創新創業，同樣有利于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群體。

注入活水，搞活金融降稅費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供銷合作總社一級巡視員李云才認為，政府要進一步細化支持小微企業、個體創業者的投融資政策，打通政策堵點。“不解決融資的困難，創新創業便如無源之水。”

“我們村脫貧了，但現在村里的養雞、食用菌等產業不穩定，還需要資金支持來引導產業升級壯大。”全國人大代表、貴州赫章縣河鎮鄉海雀村黨支部書記文正友說，目前他們非常希望建一個農貿市場，這需要更有力的、更精準的金融支持。

除了解決創業者融資難問題，還要降低稅費負擔。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大足區委書記于會文說：“減稅降費，放水養魚，魚兒才能活得好。”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張健建議，最大程度減免行政性事業收費，讓財稅支持精準對接需求。

“國家出臺的減稅降費政策是實打實的真金白銀，比如對小規模納稅人‘六稅兩費’減半征收，正激勵更多人投入創業大軍。”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財政廳廳長劉興云說，經營服務性收費項目過多，油、電、氣、融資等壟斷性要素成本較高降低了創業活力，這些問題未來要著重解決。

全國政協委員、江西師范大學校長梅國平建議：“清理規范中介服務項目和收費，對一些中介收費實行目錄管理，明確各項前置性評估、年檢收費。

充實后勁，扶植頭雁育幼雛

雙創大潮中，“頭雁”們的作用至關重要。張健說，敢闖敢干的創業者們發展得好，頭雁效應就更顯著，他們身后的勞動者們收入也就更穩定。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委書記許銳認為，政府要出臺多方面扶持政策鼓勵有創業意愿的人，進一步激活創新創業熱情。農村要抓住村里的能人，鼓勵引導他們發展產業，致富增收。

當前，越來越多的大學生走上了創新創業之路，成為創業路上的幼雛。但大學生創客也面臨不少困惑和阻礙。比如由于我國創客教育剛剛起步，導師隊伍參差不齊，課程專業性、實踐性不足，難以為大學生提供有效指導。

在一所大學生雙創孵化基地，同學們在分享創業經驗 郭緒雷 攝

全國人大代表、黃河科技學院校長楊雪梅說，這一問題導致部分大學生對創業政策了解不夠，方向不明，市場信息匱乏，創新能力欠缺，制約了大學生實現夢想。當前，迫切需要學校和社會多為大學生創客指點迷津、雪中送炭。

“應給予創業者在市場中探索試錯的機會，以寬容失敗的胸懷，解除創業團隊的后顧之憂。”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秘書長王濟光說。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濱海新區政協副主席蔡慶鋒建議，加快創新創業的產業生態鏈整合，在國家層面及時出臺助推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服務政策，為創新創業者提供更好的發展平臺。

優化環境，暖政尤須“放管服”

這些年，一系列扶持創新創業的政策密集出臺。“但在如何更加充分釋放創新創業活力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王濟光說。

朱明躍說，如果政府插手過多，牢牢抓住權力不放，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會居高不下。“對創業者來說，政府在合規的情況下勇敢放手，就是對行業最大的支持。”

當前，各地不斷探索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釋放更多改革紅利。“證照分離、只跑一次、一次不跑、一窗受理、容缺受理等創新性的服務模式，縮短了創業者的跑腿時間。”許銳說，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減少，讓創新創業潛能得到更有效的激發。

梅國平認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關鍵是要轉變政府職能，將“放管服”改革落到實處。要優化涉及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行政審批，消除部門之間職責交叉、重疊的現象；利用大數據，建立政府關鍵信息發布平臺，減少信息不對稱；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降低維權、打假成本，保護創新者的合法權益。

這些年，各級政府在簡政放權上成效明顯，而在“管”“服”上還存在薄弱環節。霍學喜認為，應繼續完善法律法規和行業規則，減少尋租機會，讓生產要素和資源在更加健全的法治環境中運行。

促升級：筑牢持續“擴中”根基

欲求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乃至倍增，不可不在經濟發展的總體格局層次擘畫，而這樣的構思與產業升級方略息息相關。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馬一德提出，當前，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能否在外部經濟環境總體趨緊、國內經濟存在下行壓力的大背景下，保持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為更大規模人群收入倍增提供更堅實的經濟基礎，需要我們對產業升級的路線選擇有更深刻的判斷。

他認為，新路線有3個關鍵詞：數字經濟、智能經濟以及品牌經濟。

——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是以互聯網技術為核心、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經濟形態。當前，我國經濟越來越呈現數字化特征，數字技術、產品、服務正在加速向各行各業融合滲透，對其他產業產出增長和效率提升的拉動作用不斷增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數字經濟領域及其相關聯的消費服務行業吸納了大量就業崗位，為社會基本就業提供了兜底性保障。

——加快發展智能經濟，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智能經濟是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基礎，以人工智能技術為核心，以經濟和產業各領域為應用對象的新型經濟形態。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特點，構建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形態，不斷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各級政府應將發展智能經濟納入相關規劃，綜合運用產業規劃和發展政策，為發展智能經濟營造優質創新生態。

——加快發展品牌經濟，深挖國內需求潛力。品牌經濟是以品牌為載體，統籌整合各類科技創新資源、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要素，牽引經濟市場化、集約化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發展品牌經濟，有利于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擴大消費規模、提升消費品質，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如果說“數字+智能+品牌”的路線圖是對產業升級的宏觀構想，具體到各產業領域，升級又意味著什么？

全國人大代表、好醫生藥業集團董事長耿福能認為，農業作為傳統產業，升級之道在于充分延伸產業鏈，打通種植、加工乃至產品研發各環節，這樣一來，農業就可以為低收入群體提供持續穩定的就業機會。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大學國際教育交流學院副院長雙少敏認為，工業領域的產業升級需要以理念創新和人才隊伍的充實為支撐，加大研發投入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全國人大代表、山西中鋁華潤有限公司創新工作室主任高丙偉對此的補充是，節能減排、清潔生產也很重要。

全國人大代表，亨通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崔根良則提醒，大規模人群收入倍增，改變數字并不算難，通過投資拉動就可以做到。但是收入翻番不等于福祉翻番，更不等于幸福感翻番。要想把收入倍增落到實處，讓幸福感隨之大幅提高，還需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多下功夫。如果只是簡單地通過投資拉動粗放型產業增長去實現數值上的收入倍增，那實際上只會拉大“幸福差距”。

（原題為《全面小康后，“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一倍”該如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