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鉉（916-991）曾說“后漢及今千有余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說文解字韻譜》序），他認為從東漢到五代末，擅長書藝者都是寫“草隸”的。檢索文獻，不難了解徐鉉此說的憑據，漢唐間關于“善草隸”的記載比比皆是，如“恒善草隸書”（《晉書·衛恒傳》）、“朓善草隸，長五言詩”（《南齊書·謝朓傳》），等等。雖只三字，若略加考議，或可窺南朝文化之一隅。

一、“草隸”還是“草、隸”

一個最樸素的問題：“草隸”是一種特定的字體嗎？抑或是草書和隸書的合稱？

在當下較易得的古籍整理本中，連讀“草隸”者居多，如此處理，用上述兩種說法都能講得通，解釋起來比較靈活。當然也有例外，周勛初先生團隊校訂本《冊府元龜》中就同時出現兩種句讀方式，如卷一九〇有“南齊太祖工草、隸書”，卷一九二有“草、隸、尺牘莫不奇妙”，在這兩處之外卻均作二字連讀，殊為奇怪。又比如黃大宏先生整理《八代談藪校箋》，其正編卷下第六十七條作“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清楚明白地將之視為兩種字體，但在處理涉及張融、蕭子云、蕭特的文字時，又均未讀斷。實際上，這些文句的語境都是相似的，對于“草隸”二字不同的句讀方式反映出點校者未能統一認識。

《史》《漢》并無此辭例，其首次出現當不晚于西晉。學界對于“草隸”的理解大致有三種，現條列于下。

一、“草隸”為偏正短語，意為草率的隸書。試舉兩例。陳直先生采金石文字為《史》《漢》補注，有云“敦煌、居延兩木簡，多屬于草隸書范圍”（《史記新證·三王世家》），并以居延出土“入南書二封”簡冊（即著名的“永元器物簿”）及西安南郊出土東漢《公羊》磚為典型（《漢書新證·藝文志》）；近年，橫田恭三先生撰文徑言“草隸”就是“草率的隸書”，可與章草、今草等概念并提，他還將“草隸”淵源上溯至戰國晚期，舉凡睡虎地M4、里耶J1出土的墨書字跡，只要草率些都可如此稱呼（《談草隸的產生及其真相》，2014）；

劉濤先生認為“草正”“真草”“篆隸”這些詞與“草隸”同類，均可看作不同字體的合稱（《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2002；《南朝書學新詞》，2019）；

三，“草隸”有時作并列短語，意與二同，有時卻可泛指書法藝術。此說以逢成華先生論辯最詳，他認為“草隸”之所以在晉唐時期發生詞義泛化，是由于此時隸書的實用性、草書的藝術性無可替代，且草、隸所指較入唐之后更為寬泛，楷、行、八分俱可被囊括其中，故語義自然發生泛化，進入日常語言（《“草隸”辨》，2017）。

我部分同意第三種說法。逢文所引之外，以下兩種史料似更確鑿。《南史·何敬容傳》載其：

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于草隸，淺于學術，通包苴餉餽，無賄賂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吝為時所嗤鄙。

此段將何敬容作為寒人掌機要之典型，不尚文義、貪吝見鄙。其中，“拙于草隸”正與常見的“善草隸”意義相反，又和“淺于學術”形成互文，若仍理解為狹義的草、隸二體，顯然于義有闕。唐元和十四年（819），劉禹錫云“篋盈草隸，架滿文篇”（《為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既已時近晚唐，且“草隸”與“文篇”相對，自然不會僅指草、隸書作品，其語義泛化是顯而易見的。此外，“草正”“真草”“篆隸”等均無類似用法，亦可佐證。

不過，我并不認為“草隸”在當時可以涵蓋書法藝術的全部，準確地說，“草隸”僅可代指日常書寫公私文牘的技藝。若某人善題榜、雜體、銘石一類，則需要特別說明。如《陳書·謝貞傳》：“（貞）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魏書·崔玄伯傳》：“（玄伯）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摹楷。”《北史·閻毗傳》：“（毗）能篆書，草隸尤善，為當時之妙。”北宋刻帖如《淳化閣帖》《大觀帖》所收錄者便以這類公私文牘為主，其與“草隸”稱謂相通可在兩《唐書》中覓得蹤跡。《舊唐書·蕭直傳》：“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新唐書·韋述傳》：“古草隸帖、秘書、古器圖譜無不備。”總之，語義泛化的“草隸”正是從狹義的草、隸二體發展而來，又與漢唐間日常書寫的特點密不可分。

至于第一種說法即“草率的隸書”，屬于望文生義。既然漢末以降“草隸”習見于文獻，為免歧義還是修正為宜。需要說明的是，北朝的日常書風在十六國時期與南方略有差異，待入北魏后，南朝化趨勢則愈發顯著，且北朝“善草隸”者也多集中在北魏之后，故“草隸”概念在文獻中并無南北之別。

二、何人善草隸

東漢末至唐初，正是“草隸”廣泛見于文獻的時期，如上所述，日常生活中流行草、隸二體是這一辭例多見、進而泛化的根本原因。

西域出土晉《急就篇》殘紙分別用正書和草書抄寫，四列一組相互參照，是當時學習書藝的范本之一。

這種正書雖隸筆少而楷意濃，但在稱謂上作“隸書”是沒問題的。受這類通行范本的影響，日常書牘也大多呈現類似面貌。這便是漢唐間基層社會書寫的常態。

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跡下名，至是報荅疏書，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南齊書·倖臣傳》）

書藝對寒人而言，只是一門工作技能。

此外，釋門中亦有善草隸者，書論往往闕載，而多見僧傳，如：

康法識，亦有義學之功，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過識，識共昕各作右軍草，傍人竊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眾經，甚見重之。（《高僧傳》卷四）

時宋熙有曇瑤者，善《凈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為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也。（《高僧傳》卷七）

順帶一提，紙張在東晉的普及是善草隸者數量增多的物質條件之一。前人多涉，今不具論，僅補看東晉裴啟撰《論林》曰：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

一“枚”箋紙尺寸幾何我并不清楚，但若以現存唐摹右軍帖如《孔侍中》《初月》等比照當相差不遠，容字在四、五行上下。即使尺寸不大，一次拿出“九萬枚”也是驚人的數量了，造紙產能可見一斑。晉人還喜為各類箋紙撰寫詩賦，今部分見于《初學記·文部》，這同樣緣于造紙術的極大發展。

三、學書兩徑：“門業”與“規摹”

那如何成為善草隸者呢？《顏氏家訓·雜藝》曰：

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玩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

《梁書·蕭子云傳》錄蕭子云答武帝敕曰：

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

以上兩則史料為我們指出在南朝學習書藝的兩種途徑，即“門業”與“規摹”。所謂“門業”，即在家族內傳承的學問，兩漢時許多家族累世無更改地傳習一經，便是典型的固守門業（胡寶國《兩漢家學的變化》，1995）。魏晉以降，門業概念略變寬泛，書寫作為技藝也能廁身其間。衛恒《四體書勢》載韋誕題榜事，當是書藝作為門業較早的記錄：

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誡子孫絕此楷法，箸之家令。

至遲在漢末，文獻對不同字體的區分及其功用已有明確表述，如鍾繇善“銘石”“章程”“行狎”三體，便是典型的功能區分。此處，韋誕令家中子孫不得繼承“楷法”，并非全盤摒棄書藝，而是特指帶給他心理創傷的題榜之法（唐張懷瓘《書斷》謂之“大字法”），由此可窺門業內涵之具細。隨著門閥政治漸趨成熟，東晉時，書藝作為門業便愈加理所當然。《建康實錄》卷八載：

（庾翼）善草隸書，子弟皆效之，后王羲之書盛，內外官重，翼甚不平。在荊州寄書于家曰：“兒子輩憎家雞，好野雉。”

庾翼對家中子弟慕習右軍書藝甚為不滿，其固守門業的形象躍出紙上。這同時說明，對于一流高門而言，書藝的傳授具有封閉性。此種傳統放之北朝亦然，《魏書·崔玄伯傳》載：

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并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

所謂“世不替業”意即守護門業頗為得力，于子孫而言是褒獎，對先人來說是告慰。入唐后，這一傳統仍不衰，《新唐書·魏徵傳》載：

（魏）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

又，同書《徐浩傳》載：

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

據此，則“門業”作為書藝學習之一途在時空上均有較大普遍性。與承繼門業者相對，社會上大多數人只能通過摹習他人書跡進行學習，這類記載隨著南朝寒人階層崛起而逐漸增多。摹習對象以鍾、張、二王為主，且愈往后，追隨二王者愈眾。《八代談藪》載齊建元（479-482）中事：

（張）融善草隸，太祖嘗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力避二王書風，正說明此時摹習二王書跡乃是士人常態。同樣的現象也見于北魏：

（拓跋順）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魏書·拓跋順傳》）

此《小學篇》當略同《急就篇》，皆為童蒙字書，前冠王羲之名，應指其字跡與王羲之風格相仿。拓跋順為北魏皇族，上行下效，則北魏士林的一般情形可知。

四、依附性技藝：“知識時代”下的書藝

胡寶國先生稱南朝為“知識至上的時代”，或簡稱為“知識時代”，士人恐懼因一事不知而被目為淺陋（《知識至上的南朝學風》，2009）。書藝并不屬于知識范疇，蕭衍謂之“一藝之工”甚確。史籍中或有因善草隸而受禮遇者，但終歸較儒玄文史一類卑下。這一點從兩則同出顏氏的家訓中可以看得比較清。《宋書·顏延之傳》所錄《庭誥》有云：

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于高聽，人見棄于眾視，則慌若迷途失偶，黡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默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顏氏家訓·雜藝》云：

然而此藝（指書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役使，更覺為累。……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學貧則“若迷途失偶”，草隸則“不須過精”，兩者尊卑立現。這并非顏氏一門的觀念，即便善書者如蕭子云、王褒，也都因書名掩蓋才學而抱憾不已。然而，真正獲得時人高譽的書家往往正是這些視草隸若雜藝的士族成員。難道他們受益于“門業”，確實具備更高的書藝水平嗎？不見得。南朝書藝最大的特點便是依附性，因權力和社會身份的差異，書家所得到的社會評價也大相徑庭。《顏氏家訓·慕賢》所載一事最切此義：

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跡，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簽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云嘆曰：“此人后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于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于揚州。前所輕者，后思一紙，不可得矣。

此事中，寒人書家丁覘書名只因蕭子云一語而變化，世人遂珍重其書，乃至“后思一紙，不可得矣”。這同時也說明，一般民眾并無書藝欣賞和品評的能力，只是一味趨從高門評議。翻檢南朝書論，讀者常因其玄學化的思維和駢儷的表達如墮云霧，難以獲得對書跡直觀的感受。此風因梁武帝蕭衍敕詔眾臣筆談，達至最盛。袁昂奉敕作《古今書評》品評善書者二十五人，皆設喻比擬，如“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讀之不難想見袁昂苦思辭藻、費力捉筆的畫面，末了，尚惶恐曰：“以圣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倒是筆談召集人蕭衍肆意品評，頗為自在。他先是辨偽：

《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第一）

再是指導：

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第二）

同時不忘表現高姿態：

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臣，非吾所謂無欲也。（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第二）

陶弘景對此回應積極。對于辨偽，他附和“《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對于指導，他贊嘆“若非圣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乃至“今奉此論，自舞自蹈”。可惜不論是袁昂所評的二十五人書跡，還是蕭、陶同觀的鍾王手卷，如今都是片紙難尋。惟賴地不愛寶，我們才得以寓目梁武普通年間的手書真跡。

是磚銘文雖出自無名匠師之手，但其書寫水平并不亞于一些唐摹宋刻的南朝法帖。甚至在其他各種載體之上，我們都能找到具有驚人美感的南朝真跡，即便史冊有載的著名書家也未必勝之。

“何乃書壞”四字告訴我們，至少老嫗并不能欣賞王羲之的書法，市人競購其書，也更可能只是慕名而已。對比前引丁覘事跡，書藝的依附性顯露無遺。甚至書論家在品評書藝時，直接以社會身份作為參照，如袁昂《古今書評》：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

庾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

徐淮南（希秀）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上風范，終不免寒乞。

措辭間士庶之別的意識十分明顯。所謂“南岡士大夫”，指六朝時居住在秦淮河南岸石子崗一帶的居民。這一人群在吳晉時雜糅南土著姓、僑居大族和一般居民，而在東晉之后發生大變化，世家大族紛紛選擇在秦淮河北岸置業，南岡遂逐漸變為“京邑貧士”與沒落士族的聚居地，這一轉變意味著南朝社會士庶隔閡的加深（孫齊《說“南岡士大夫”》，2015）。袁昂以此喻寒人徐希秀書跡，正應和書藝作為依附性技藝在南朝社會的真實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