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郴障科技有限公司

澎湃Logo
下載客戶端

登錄

  • +1

《將無同》閱讀系列︱釋“善草隸”

南京大學考古文物系 張今
2020-05-30 09:11
來源:澎湃新聞
? 上海書評 >
字號

《將無同: 中古史研究論文集》,胡寶國著,中華書局2020年1月版,406頁,66.00元

徐鉉(916-991)曾說“后漢及今千有余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說文解字韻譜》序),他認為從東漢到五代末,擅長書藝者都是寫“草隸”的。檢索文獻,不難了解徐鉉此說的憑據,漢唐間關于“善草隸”的記載比比皆是,如“恒善草隸書”(《晉書·衛恒傳》)、“朓善草隸,長五言詩”(《南齊書·謝朓傳》),等等。雖只三字,若略加考議,或可窺南朝文化之一隅。

一、“草隸”還是“草、隸”

一個最樸素的問題:“草隸”是一種特定的字體嗎?抑或是草書和隸書的合稱?

在當下較易得的古籍整理本中,連讀“草隸”者居多,如此處理,用上述兩種說法都能講得通,解釋起來比較靈活。當然也有例外,周勛初先生團隊校訂本《冊府元龜》中就同時出現兩種句讀方式,如卷一九〇有“南齊太祖工草、隸書”,卷一九二有“草、隸、尺牘莫不奇妙”,在這兩處之外卻均作二字連讀,殊為奇怪。又比如黃大宏先生整理《八代談藪校箋》,其正編卷下第六十七條作“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清楚明白地將之視為兩種字體,但在處理涉及張融、蕭子云、蕭特的文字時,又均未讀斷。實際上,這些文句的語境都是相似的,對于“草隸”二字不同的句讀方式反映出點校者未能統一認識。

《史》《漢》并無此辭例,其首次出現當不晚于西晉。學界對于“草隸”的理解大致有三種,現條列于下。

一、“草隸”為偏正短語,意為草率的隸書。試舉兩例。陳直先生采金石文字為《史》《漢》補注,有云“敦煌、居延兩木簡,多屬于草隸書范圍”(《史記新證·三王世家》),并以居延出土“入南書二封”簡冊(即著名的“永元器物簿”)及西安南郊出土東漢《公羊》磚為典型(《漢書新證·藝文志》);近年,橫田恭三先生撰文徑言“草隸”就是“草率的隸書”,可與章草、今草等概念并提,他還將“草隸”淵源上溯至戰國晚期,舉凡睡虎地M4、里耶J1出土的墨書字跡,只要草率些都可如此稱呼(《談草隸的產生及其真相》,2014)

陳直先生理解的“草隸”(左:居延出土永元器物簿局部;右:西安南郊出土東漢《公羊》磚拓片)
二,“草隸”為并列短語,意為草書和隸書。這一解釋當出于對梁庾肩吾《書品》序中如下字句的解讀:
以奏事繁多,篆字難制,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勢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

劉濤先生認為“草正”“真草”“篆隸”這些詞與“草隸”同類,均可看作不同字體的合稱(《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2002;《南朝書學新詞》,2019)

三,“草隸”有時作并列短語,意與二同,有時卻可泛指書法藝術。此說以逢成華先生論辯最詳,他認為“草隸”之所以在晉唐時期發生詞義泛化,是由于此時隸書的實用性、草書的藝術性無可替代,且草、隸所指較入唐之后更為寬泛,楷、行、八分俱可被囊括其中,故語義自然發生泛化,進入日常語言(《“草隸”辨》,2017)

我部分同意第三種說法。逢文所引之外,以下兩種史料似更確鑿。《南史·何敬容傳》載其:

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于草隸,淺于學術,通包苴餉餽,無賄賂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吝為時所嗤鄙。

此段將何敬容作為寒人掌機要之典型,不尚文義、貪吝見鄙。其中,“拙于草隸”正與常見的“善草隸”意義相反,又和“淺于學術”形成互文,若仍理解為狹義的草、隸二體,顯然于義有闕。唐元和十四年(819),劉禹錫云“篋盈草隸,架滿文篇”(《為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既已時近晚唐,且“草隸”與“文篇”相對,自然不會僅指草、隸書作品,其語義泛化是顯而易見的。此外,“草正”“真草”“篆隸”等均無類似用法,亦可佐證。

不過,我并不認為“草隸”在當時可以涵蓋書法藝術的全部,準確地說,“草隸”僅可代指日常書寫公私文牘的技藝。若某人善題榜、雜體、銘石一類,則需要特別說明。如《陳書·謝貞傳》:“(貞)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魏書·崔玄伯傳》:“(玄伯)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摹楷。”《北史·閻毗傳》:“(毗)能篆書,草隸尤善,為當時之妙。”北宋刻帖如《淳化閣帖》《大觀帖》所收錄者便以這類公私文牘為主,其與“草隸”稱謂相通可在兩《唐書》中覓得蹤跡。《舊唐書·蕭直傳》:“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新唐書·韋述傳》:“古草隸帖、秘書、古器圖譜無不備。”總之,語義泛化的“草隸”正是從狹義的草、隸二體發展而來,又與漢唐間日常書寫的特點密不可分。

上海博物館藏宋拓《淳化閣帖》(左:王羲之《鹽井帖》;右:沈約《今年帖》)

至于第一種說法即“草率的隸書”,屬于望文生義。既然漢末以降“草隸”習見于文獻,為免歧義還是修正為宜。需要說明的是,北朝的日常書風在十六國時期與南方略有差異,待入北魏后,南朝化趨勢則愈發顯著,且北朝“善草隸”者也多集中在北魏之后,故“草隸”概念在文獻中并無南北之別。

二、何人善草隸

東漢末至唐初,正是“草隸”廣泛見于文獻的時期,如上所述,日常生活中流行草、隸二體是這一辭例多見、進而泛化的根本原因。

西域出土晉《急就篇》殘紙分別用正書和草書抄寫,四列一組相互參照,是當時學習書藝的范本之一。

西域出土《急就篇》殘紙

這種正書雖隸筆少而楷意濃,但在稱謂上作“隸書”是沒問題的。受這類通行范本的影響,日常書牘也大多呈現類似面貌。這便是漢唐間基層社會書寫的常態。

漢唐間日常書跡舉例(左:走馬樓東吳木牘(肆?1763)局部;中:郴州西晉簡(1-3)局部;右:南京城南出土六朝簡)
雖然大量刀筆吏都會寫草隸,但能得到“善”或“工”評語的人并不多。蕭梁為南朝中最崇尚文教的一代,作于此時的《書品》自陳“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實際為一百二十三人),并將他們分為九品,人名之后系之以論。所謂“九品論人,七略裁士”,其體例略同鐘嶸《詩品》、謝赫《畫品》。《書品》采錄范圍較廣,帝王(如魏武、宋文)、士族(如鐘會、王導)、寒人(如徐希秀、孔敬通)、女性(如衛夫人、傅夫人)、道士(如陶弘景、識道人)皆在其列,而且從品第上看并沒有明顯的士庶之別,其品評相對公允。就收錄人員的時代而言,漢末到東晉幾乎被高門士族壟斷,劉宋以后則大量涌現寒人書家,這與寒人階層在此時開始崛起有關。有些寒人書家被士族成員顏之推譏諷為“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顏氏家訓·雜藝》),張景仁與紀僧真為其中典型:
(張景仁)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省。(《北齊書·儒林傳》)

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跡下名,至是報荅疏書,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南齊書·倖臣傳》)

書藝對寒人而言,只是一門工作技能。

此外,釋門中亦有善草隸者,書論往往闕載,而多見僧傳,如:

康法識,亦有義學之功,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過識,識共昕各作右軍草,傍人竊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眾經,甚見重之。(《高僧傳》卷四)

時宋熙有曇瑤者,善《凈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為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也。(《高僧傳》卷七)

順帶一提,紙張在東晉的普及是善草隸者數量增多的物質條件之一。前人多涉,今不具論,僅補看東晉裴啟撰《論林》曰: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

一“枚”箋紙尺寸幾何我并不清楚,但若以現存唐摹右軍帖如《孔侍中》《初月》等比照當相差不遠,容字在四、五行上下。即使尺寸不大,一次拿出“九萬枚”也是驚人的數量了,造紙產能可見一斑。晉人還喜為各類箋紙撰寫詩賦,今部分見于《初學記·文部》,這同樣緣于造紙術的極大發展。

三、學書兩徑:“門業”與“規摹”

那如何成為善草隸者呢?《顏氏家訓·雜藝》曰:

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玩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

《梁書·蕭子云傳》錄蕭子云答武帝敕曰:

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

以上兩則史料為我們指出在南朝學習書藝的兩種途徑,即“門業”與“規摹”。所謂“門業”,即在家族內傳承的學問,兩漢時許多家族累世無更改地傳習一經,便是典型的固守門業(胡寶國《兩漢家學的變化》,1995)。魏晉以降,門業概念略變寬泛,書寫作為技藝也能廁身其間。衛恒《四體書勢》載韋誕題榜事,當是書藝作為門業較早的記錄:

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誡子孫絕此楷法,箸之家令。

至遲在漢末,文獻對不同字體的區分及其功用已有明確表述,如鍾繇善“銘石”“章程”“行狎”三體,便是典型的功能區分。此處,韋誕令家中子孫不得繼承“楷法”,并非全盤摒棄書藝,而是特指帶給他心理創傷的題榜之法(唐張懷瓘《書斷》謂之“大字法”),由此可窺門業內涵之具細。隨著門閥政治漸趨成熟,東晉時,書藝作為門業便愈加理所當然。《建康實錄》卷八載:

(庾翼)善草隸書,子弟皆效之,后王羲之書盛,內外官重,翼甚不平。在荊州寄書于家曰:“兒子輩憎家雞,好野雉。”

庾翼對家中子弟慕習右軍書藝甚為不滿,其固守門業的形象躍出紙上。這同時說明,對于一流高門而言,書藝的傳授具有封閉性。此種傳統放之北朝亦然,《魏書·崔玄伯傳》載:

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并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

所謂“世不替業”意即守護門業頗為得力,于子孫而言是褒獎,對先人來說是告慰。入唐后,這一傳統仍不衰,《新唐書·魏徵傳》載:

(魏)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

又,同書《徐浩傳》載:

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

據此,則“門業”作為書藝學習之一途在時空上均有較大普遍性。與承繼門業者相對,社會上大多數人只能通過摹習他人書跡進行學習,這類記載隨著南朝寒人階層崛起而逐漸增多。摹習對象以鍾、張、二王為主,且愈往后,追隨二王者愈眾。《八代談藪》載齊建元(479-482)中事:

(張)融善草隸,太祖嘗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力避二王書風,正說明此時摹習二王書跡乃是士人常態。同樣的現象也見于北魏:

(拓跋順)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魏書·拓跋順傳》)

此《小學篇》當略同《急就篇》,皆為童蒙字書,前冠王羲之名,應指其字跡與王羲之風格相仿。拓跋順為北魏皇族,上行下效,則北魏士林的一般情形可知。

四、依附性技藝:“知識時代”下的書藝

胡寶國先生稱南朝為“知識至上的時代”,或簡稱為“知識時代”,士人恐懼因一事不知而被目為淺陋(《知識至上的南朝學風》,2009)。書藝并不屬于知識范疇,蕭衍謂之“一藝之工”甚確。史籍中或有因善草隸而受禮遇者,但終歸較儒玄文史一類卑下。這一點從兩則同出顏氏的家訓中可以看得比較清。《宋書·顏延之傳》所錄《庭誥》有云:

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于高聽,人見棄于眾視,則慌若迷途失偶,黡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默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顏氏家訓·雜藝》云:

然而此藝(指書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役使,更覺為累。……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學貧則“若迷途失偶”,草隸則“不須過精”,兩者尊卑立現。這并非顏氏一門的觀念,即便善書者如蕭子云、王褒,也都因書名掩蓋才學而抱憾不已。然而,真正獲得時人高譽的書家往往正是這些視草隸若雜藝的士族成員。難道他們受益于“門業”,確實具備更高的書藝水平嗎?不見得。南朝書藝最大的特點便是依附性,因權力和社會身份的差異,書家所得到的社會評價也大相徑庭。《顏氏家訓·慕賢》所載一事最切此義:

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跡,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簽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云嘆曰:“此人后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于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于揚州。前所輕者,后思一紙,不可得矣。

此事中,寒人書家丁覘書名只因蕭子云一語而變化,世人遂珍重其書,乃至“后思一紙,不可得矣”。這同時也說明,一般民眾并無書藝欣賞和品評的能力,只是一味趨從高門評議。翻檢南朝書論,讀者常因其玄學化的思維和駢儷的表達如墮云霧,難以獲得對書跡直觀的感受。此風因梁武帝蕭衍敕詔眾臣筆談,達至最盛。袁昂奉敕作《古今書評》品評善書者二十五人,皆設喻比擬,如“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讀之不難想見袁昂苦思辭藻、費力捉筆的畫面,末了,尚惶恐曰:“以圣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倒是筆談召集人蕭衍肆意品評,頗為自在。他先是辨偽:

《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第一)

再是指導:

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第二)

同時不忘表現高姿態:

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臣,非吾所謂無欲也。(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第二)

陶弘景對此回應積極。對于辨偽,他附和“《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對于指導,他贊嘆“若非圣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乃至“今奉此論,自舞自蹈”。可惜不論是袁昂所評的二十五人書跡,還是蕭、陶同觀的鍾王手卷,如今都是片紙難尋。惟賴地不愛寶,我們才得以寓目梁武普通年間的手書真跡。

南京獅子沖南朝墓出土“普通七年”刻劃銘文磚及其拓片

是磚銘文雖出自無名匠師之手,但其書寫水平并不亞于一些唐摹宋刻的南朝法帖。甚至在其他各種載體之上,我們都能找到具有驚人美感的南朝真跡,即便史冊有載的著名書家也未必勝之。

南朝真跡三例(左:南京博物院藏東晉《分檀博達經》局部;中:大同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風榜題之一;右:鄧縣學莊南朝墓出土墓磚側面墨書題記摹本)
除了對權力的直接依附,依靠社會身份獲得高譽的士族書跡也會成為其他階層競相追慕的范本。右軍為老嫗書扇事,頗為人們熟知:
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值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為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答。(虞龢《論書表》)

“何乃書壞”四字告訴我們,至少老嫗并不能欣賞王羲之的書法,市人競購其書,也更可能只是慕名而已。對比前引丁覘事跡,書藝的依附性顯露無遺。甚至書論家在品評書藝時,直接以社會身份作為參照,如袁昂《古今書評》: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

庾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

徐淮南(希秀)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上風范,終不免寒乞。

措辭間士庶之別的意識十分明顯。所謂“南岡士大夫”,指六朝時居住在秦淮河南岸石子崗一帶的居民。這一人群在吳晉時雜糅南土著姓、僑居大族和一般居民,而在東晉之后發生大變化,世家大族紛紛選擇在秦淮河北岸置業,南岡遂逐漸變為“京邑貧士”與沒落士族的聚居地,這一轉變意味著南朝社會士庶隔閡的加深(孫齊《說“南岡士大夫”》,2015)。袁昂以此喻寒人徐希秀書跡,正應和書藝作為依附性技藝在南朝社會的真實處境。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劉威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1
    收藏
    我要舉報
            查看更多

            掃碼下載澎湃新聞客戶端

            滬ICP備14003370號

            滬公網安備31010602000299號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反饋
            顶级赌场官方直营| 百家乐官网群到shozo网| 大发8888下载| 百家乐娱乐城备用网址| 百家乐官网群柏拉图软件 | 赛马会娱乐城| 百家乐定位胆技巧| 优博百家乐官网yobo88| 爱赢娱乐城资讯网| 威尼斯人娱乐城lm0| 百家乐怎么看大小| 太阳城百家乐官网注册平台| 济州岛娱乐场小伊| 威尼斯人娱乐城首选802com| 赌场百家乐试玩| 太阳城百家乐口诀| 百家乐隔一数打法| 百家乐官网必胜绝| 中国百家乐官网澳门真人娱乐平台网址 | 电动扑克| 六合彩今天开什么| 威尼斯人娱乐城003| 真人百家乐的玩法技巧和规则| 利赢百家乐现金网| 来博百家乐现金网| 百家乐官网规则| 百家乐号论坛博彩正网| 百家乐三路秘诀| 百家乐返点| 万人迷百家乐的玩法技巧和规则| 贝博百家乐的玩法技巧和规则| 世嘉百家乐的玩法技巧和规则| 宝马会百家乐的玩法技巧和规则 | 24山方位 子孙 文昌| 罗马百家乐官网的玩法技巧和规则 | 大发888玩法技巧| 大发888娱乐大发体育| 大发888娱乐城动态| 网球比赛比分直播| 百家乐官网靠什么赢| 网上赌百家乐官网可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