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漢人曹茜的習慣里，做完一套完整的消毒流程需要二十分鐘——

外套洗好掛在通風處，手機，門卡，帽子，鞋子，所有接觸過房間外空氣的物品都必須用酒精細細噴灑一遍。

“封禁”早已解除，憑綠色健康碼可以出入小區，曹茜卻不太想出門了。在七十多天的封閉期里，她曾滿心期待解封后的日子，“出門看看天，走在陽光下呼吸”。

解封之后，她懷疑自己留下了“后遺癥”：出門的愿望被對病毒的恐懼取代，她去過最遠的地方是小區門口賣菜的店鋪，封城期間的習慣仍保留著，她會提前囤好一周要用的物資，沒有需要絕不外出。

和解封前相比，湖北省心理咨詢師協會常務秘書長杜洺君接到的求助電話大約減少了80%。但她覺得，經歷了疫情，越來越多人關注自己和身邊人的心理狀態。她接到的電話里，不少咨詢者是為家人求助。

疫情打亂了人們的生活節奏。物理上的封閉解除了，心靈的創傷還需要時間來撫平。

“未解封”的心

解封后第一次出門，曹茜就感受到了緊張的氣氛。

下樓乘電梯，她徑直走上前，電梯里的人好像被嚇到，退后了一步。那是個和曹茜年紀相仿的女孩子，戴著口罩，曹茜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從她眼神里感到恐懼與戒備。

曹茜有些尷尬。停在電梯口，兩人對視了幾秒，女孩緩緩開了口：“要不你等下一班再上吧。”曹茜舒了一口氣，默默往后退。

她能理解女孩的心情，“估計像我一樣，很久沒有見到人了”。疫情也讓她對人群產生了焦慮。小區門口有三四家賣菜的店鋪，戴著口罩的居民在里面挑挑揀揀。進店之前，她在門口轉了一圈，“不知道該不該進去”。猶豫再三，曹茜選了人最少的一家。

緊繃感一直沒有消散，居民群里，總有人提及對外出的恐懼，“還是挺怕無癥狀感染”。以往在小區里碰到熟識的鄰居，曹茜總會熱情地打招呼，現在卻沉默著走開，“遇到人也不是太想講話”。有次取快遞排隊，每個人都隔著一米左右的安全距離，站在前排的阿姨突然扯著嗓子催促：“快一點，我不想在外面的空氣下面待著！”

即使離開了武漢，“后遺癥”也會留在一些人心里。艾麗在武漢老家過年，4月10日回到上海。剛下飛機，她就把手套脫了，她不斷提醒自己，外面的環境“是安全的”，但潛意識里仍會感到不安。在武漢時，她要做全套防護，口罩、手套、護目鏡一個不落，出門回來一定要洗頭。

她談到那種撲面而來的落差感：“就像是從一種生活，升級到另一種正常的生活狀態里。”丈夫來接機，問她要不要出去吃飯，艾麗無心理會，她只想趕快回家，回到一個相對安全和封閉的小環境里。

回到家，艾麗站在門口，有些不知所措。在武漢時，她進門要做全身消毒，可是上海家中沒有酒精，要怎么把外套消毒，不讓家里的環境受到污染？此時丈夫已經洗好手，問艾麗想吃什么，她一個字也聽不進去。直到在網上下單了消毒用的酒精棉片，艾麗懸著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些。

消毒成了一種維系安全感的方式。艾麗記得在武漢的那些日子，每次拿東西回來，她都要把包裝箱放在外面通風半小時。父母年邁，父親又突發腦梗，艾麗生怕消毒的環節出了什么岔子，“那個風險是沒有辦法去承受的”。

出門拿團購的菜是最緊張的，人們隔開一兩米的距離，還是不免感到惶惶。周圍多了三四個人，就有老人家尖聲叫起來：“好恐怖，怎么這么多人，我要走了！”

艾麗看著心痛，在她的印象里，武漢人就是大大咧咧，風風火火的。她沒法將眼前這個慌張、謹慎的老人和記憶里的武漢人聯系起來，就像是活了一輩子的性情都被“顛覆”了。

回到上海后，艾麗極力想掙脫武漢封閉生活的慣性。外賣或是快遞送上門，門鈴響了，艾麗要站在門口預演一遍，克制住噴灑酒精的沖動，心中默念三遍“不要消毒”。但這樣的克制讓她更加不安，連續幾天，她的夢里總會出現消毒用的酒精，白色噴霧揚得到處都是。

在武漢時，她對朋友們說，回來之后要安安穩穩地睡一覺，再約朋友們痛痛快快地哭一場。但真正回來后，她“非必要不出門”，朋友約她出去吃飯，也被她一口回絕，“為什么要出去，外面不是還很危險嗎？”

“他們是接受我的，但是我接受不了自己。”艾麗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調節到正常狀態。

咨詢師黃紅玲在武漢一家心理熱線做志愿者，解封后的一個多月里，訴說焦慮和恐懼的求助電話有許多，求助者普遍害怕出門，他們會反復洗手和消毒。有老人整夜失眠，跟身邊人念叨，小區里的公共設施都不要碰，“你怎么知道消毒得好不好？”有位媽媽收到學校寄來的新教材，擔心上面沾染病毒，一直藏在車庫里，不敢給孩子用。

黃紅玲解釋，反復洗手和消毒這類強迫行為，與人們長時間的隔離有很大關系。隔離期間，人的社交活動減少，導致價值感降低，跟家人的矛盾沖突也會引發負面情緒，如果本身就有強迫性人格特質，就容易累積成心理問題，并在解封后爆發出來。

隨著生活復位，大部分人可以憑借自身的心理復原力調節過來，但也有部分癥狀嚴重者無法復元。黃紅玲將此比作“石壓彈簧”，疫情過后，有的彈簧彈性慢慢恢復，有的壓下去就回不來了。

電話那頭，求助者的聲音時常帶著試探，“覺得說出來別人都會不理解他，不接納他。”這是“病恥感”的體現，一些人不會向家人或朋友坦露恐懼，只有在給咨詢師的電話里釋放自己的情緒。

這時，黃紅玲會告訴對方，情緒適應是需要過程的，感到害怕并不是丟人的事。“當他們覺得可以被理解的時候，壓力就會放松下來。”

等到和求助者建立了信任關系，她會告訴他們，外面的環境是安全的，消毒流程都經過檢查，通過這種方式給他們“確定感”。

失序的生活

對一些武漢人而言，“解封”只是開始。擺在眼前的，是被疫情攪亂的生活。武漢本地的豆瓣小組里，不少人訴說著失業或降薪的失落，“武漢人今年太難了”。

丁萌在武漢一家車企工作，疫情導致大量訂單延遲，公司出了降薪通知，后期可能會有裁員計劃。她的工資從五千降到了一千七，丈夫的工資也少了一半。家里有一對雙胞胎，老大患有輕度孤獨癥，丁萌租了房子給孩子做康復訓練，房貸兩千，房租三千，治療費用七千左右。發工資和付房租是丁萌每個月最揪心的時候，“看著錢唰唰地往外走，但是發的工資就一點點。”

她的生活被家庭和工作填滿，在家線上辦公，白天帶老大做訓練，陪老二上網課，工作往往在深夜進行。把孩子們都哄睡著了，丁萌才有時間拿出電腦工作，忙到凌晨兩點。想到兒子的孤獨癥和家里的經濟狀況，她無法入睡，失眠成了常態。

四歲的孩子還不能明白“病毒”是什么，也不理解母親的心事。丁萌每天帶兒子做一小時訓練，一字一句教他說話、對話。令她欣慰的是，兒子的孤獨癥近期有好轉，他會說“我愛你”，還會表達自己想要什么了。兒子拉她去蛋糕店，興奮地叫起來：“我要這個！”丁萌掃一眼標價，都要十五塊、三十塊一袋。她有些猶豫，轉念一想，兒子會用語言表達需求了，應該鼓勵他。“買買買！”丁萌嘴上應著，心中泛起一陣苦澀。

陳薇和家人也在經歷生活的停擺。她在旅行公司做客服，三月底，公司通知無限期停工。父母以前做點小生意，到周邊的小區擺攤賣家電，解封后的小區管控很嚴格，生意也做不成了，家里還有一個高三的弟弟，一家四口人的生活來源僅剩下陳薇每月幾百塊錢的補助。

陳薇察覺到父親情緒的變化。父親性格樂觀，一家人聚在一起總是有說有笑，獨處時才會流露脆弱的情緒。陳薇偶爾從房間出來，會看見他在客廳里走來走去，或是無精打采地趴在陽臺上，留給她一個沉默的背影。

陳薇很心疼。父母這陣子變得節儉起來，買菜前總會叮囑“不要買太貴了”。父親有次跟陳薇提起，想去別的城市找點事做，陳薇不同意。居民群里招人協助管理，父親興沖沖報了名，卻因為年齡太大被拒。他今年已經五十歲了，人家只要四十五歲以下的。

一家人都被卷入漩渦，不知何去何從，“以前好歹有個盼頭說4月8號，現在是心里沒底。”4月11日，陳薇接到通知，公司要退租了，讓她去辦公室清理物品。

這是她七十多天來第一次出小區。那天天氣陰沉，刮起很大的風。陳薇把衣服、文件、午休用的小枕頭都塞進包里，望著空空蕩蕩的桌面，她一時間有些難過，“怎么就成這樣了呢”。

陳薇很喜歡之前那份工作，用英語和不同國家的人交流，滿足她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心。她還想找一份需要用英語的工作，簡歷投了三四十份，只有一家公司給她發了面試通知，其余都石沉大海。

從臥室的窗戶可以看到馬路上的場景，一個人的時候，陳薇時常盯著窗外的車流發呆：“看著車一直走一直走，是不是別人都在往前，而我還沒有找到方向。”

后疫情時期的心理創傷

徐源被那段記憶纏繞著，揮之不去。她本就有抑郁癥，近來癥狀更嚴重了。

疫情剛開始時，她看著不斷上升的死亡人數，感覺喘不過氣，卸載掉微博，又重新下載，情緒反反復復。她總會想起視頻里追趕著靈車喊媽媽的小女孩，哭聲在她耳邊盤旋。

湖北省心理咨詢師協會常務秘書長、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杜洺君告訴記者，后疫情時期的心理問題更多與心理創傷有關，抑郁癥患者是需要關注的群體。“疫情讓他們抑郁的程度加劇了，相當于傷口再次被打開了。”

負面情緒積壓過多時，舊有創傷可能被激活。黃紅玲觀察到，一些人過往被遺棄、分離、居喪、親人重病的創傷在疫情中被喚醒了，隨之產生絕望、被拋棄感、抑郁和焦慮等情緒。

她接到過一位中年男性的求助。封城的日子里，他坐在房間里想起去世的母親，止不住地流淚。“好像覺得媽媽還活著，還在陪著他。”

哀傷背后是作為幸存者的內疚感，“他們都死了，我還活著，我是不是不該活？”

黃紅玲熟悉這種感覺。疫情初期，她也出現過“幸存者綜合征”，父母過世的陳年創傷重新被激活。剛封城那幾天，她不敢在朋友圈分享過年收到的禮物，好友在朋友圈分享精致的面點圖片，她又感到憤怒，“都發生災難了，你還在這里講究這么多”，她一度想屏蔽朋友圈。

黃紅玲找到自己的咨詢師，訴說自己這一周的種種情緒反應。咨詢師對她說：“你要知道，人活著沒有罪過。無論何時，人能感到活著的時候高興，本身是件很棒的事。”她終于哭了出來，內疚的感覺也逐漸消散。

許多人在疫情中離開了，留下一個個破碎的家庭。咨詢師譚詠梅曾在深夜接到一個求助電話，對方說睡不著，每到這個時間就想起疫情期間離世的父母。

電話那頭，來訪者不斷重復著對父母的內疚，“要是我送他們去大醫院”“要是早一點發現”“我怎么沒有想到呢”“都是我的錯”……

“很多東西我們盡了力，但還是無能為力。”譚詠梅告訴來訪者，不要責怪自己，你已經陪伴了他們最后的時刻。

也有許多來訪者會哭訴，沒能見到親人最后一面。那時，親人的遺體被送去火化，沒有機會告別，他們無法接受親人離世。

杜洺君會建議這些失親者自己選擇接受干預的時間，一個月到半年后。等到他們認為可以接受時，再來做進一步的哀傷輔導。

哀傷輔導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先讓求助者發泄情緒，接納事實，理清責任——而不是把親人離世的責任歸結于自身，之后再探討未來應該怎么做。

杜洺君對一位求助的老人印象深刻，老人的兒子感染肺炎逝世，談及未來的規劃時，老人說在有生之年一定替兒子照顧好孫子。“你能感受到他那份責任，他的生命的力量。因為生命只有一個方向，就是向前。” 杜洺君感慨道。

她覺得，疫情給人們帶來許多改變和思考。身在武漢，她感觸更深：因為封城的特殊經歷，大家更多看到，什么是健康，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親情。有夫妻雙方都被感染，劫后余生的，感情比從前更好；還有以前非常關注金錢、房子、車子的人，發現這些都不能給予自己安全感，從前追尋的很多價值都被打破了。

武漢在慢慢走出陰影，人們也開始在困境中努力重建生活的信心。五月初，陳薇和朋友去周邊的鄉村住了三天。鄉村生活慢悠悠的，晚上能聽到蟲鳴，那些聲音讓她心靜。回來之后，她每天瀏覽招聘網站的信息，一次性投出十幾份簡歷，“好好找一下，總會有路的”，她說。

如果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好天氣，陳薇會和母親下樓打打羽毛球，小區里的花都開了，風夾雜著花香撲面吹來，那時，她覺得熟悉的武漢好像又回來了。回到之前“那種平凡的生活”，這是陳薇現在最大的心愿。

（文中曹茜、艾麗、丁萌、陳薇、張玥、徐源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