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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恨羅衣掩詩句:唐代女性文人生存報告
導語


稱量天下文士:城樓上的上官婉兒


唐朝宮廷承襲了北朝習俗,女性的地位也很高,她們不但在后宮中活動,也可以參與外朝政策的討論。唐代女性中出現了武后、韋后、太平公主這樣優秀的政治家,都與這樣的宮廷文化有關。隨著女性活動范圍的擴大,她們的教育得到了更充分的重視,唐代后宮之中特別設立了一個叫作“內文學館”的機構,聘請精通儒學的學士,教授宮女讀書寫字和各類知識。武后執政之后,將“內文學館”改名“習藝館”,去除了“男外女內”的固化性別稱呼。“習藝館”中配備了十八名博士作為教師,分別教授經史子集、吟詠寫作、楷書篆書、道教經典、律令知識乃至算術下棋等各項技能。唐代皇帝普遍愛好文藝,宮廷女性們學習這些技能,一方面是提高文化修養,另一方面也可以陪同皇帝參與各種雅事。比如逢年過節,皇帝經常牽頭發動宮中成員集體吟詩唱和,這時候宮廷女性們在習藝館中學習的吟詠寫作就派上用處了。

接受了如此系統的培養,唐代后宮中成長的公主、妃嬪和女官們,不少都擁有相當的文學才華。唐太宗時的長孫皇后、高宗時的武后、中宗時的韋后以及太平公主為首的各代公主們都有詩文作品傳世,其佼佼者,甚至能使當時的文壇領袖都甘拜下風。比如高宗朝的著名女官上官婉兒,常常陪同高宗和武后出席宮廷文士們的集體賦詩活動,當皇帝和公主們才思枯竭時,總讓上官婉兒負責捉刀代筆,不但常常同時寫作好幾首,而且“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當時文士中以沈佺期和宋之問最為有名,兩人水平不相上下,難分軒輊。一次朝廷舉辦詩歌大賽,命群臣竭盡所能獻上優美詩篇,最終將從其中挑選出一首最優秀的作品譜寫成宮廷樂曲。當時應征上交的作品有一百多篇,而評委只有上官婉兒一人。上官婉兒獨自在高聳的城樓上飛快閱讀文人們的作品,并不斷將落選的拋下樓去,一時間紙片如雪飛落。底下的大詩人們只能懷著忐忑的心情,逐個撿起地上的紙張,辨認是否為自己所作。很快,上官婉兒手上的詩篇就只剩下沈佺期和宋之問的兩首,又過了許久,沈佺期的詩篇飛墜而下,上有評語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豪舉。”沈佺期看了心服口服,“不敢復爭”。而上官婉兒坐在城樓上,居高臨下快意品評天下才士的畫面,也為唐代宮廷才女們留下了最為光輝的形象。

無功利的閱讀:女學士與女博士


唐代科舉以考試詩文寫作為主,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能夠早日通過科舉做官,士族中的男孩通常在七八歲之前就要開始學習經書和文學。女性沒有這么迫切的壓力,并不提倡早教,但也有父母很早就開始督促女兒讀書的。比如唐太宗的妃子徐惠,出身于官宦人家,四歲就能通解《論語》和《詩經》,八歲就能寫作詩文。徐惠的父親曾命她模擬楚辭寫一首騷體詩,她一出手就是一句:“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不但體式合規,文藻優美,而且還以幽谷中的香木自比,表達了希望獲得知音欣賞的心愿。后來徐惠的這首作品傳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耳中,李世民即刻將她召入宮中為妃,她到了宮里之后依然“辭致贍蔚,文無淹思”,很得太宗賞識,她的父親徐孝德也因為女兒的緣故升了官。

到了中唐,又有一位叫作宋庭芬的士人,生了五個孩子,全部都是女兒。他并沒有為家業無人繼承而沮喪,反而盡心盡力教導五個女兒學習經藝詩賦,結果她們還未到及笄之年就都學會了寫作詩文。這五位文學少女的名聲很快傳到了唐德宗的耳中,德宗將她們全部召入宮中,陪伴自己和學士們吟詩唱和。后來五姐妹中的宋若莘、宋若昭、宋若憲因為文才卓異先后受到任命,執掌后宮的文字工作,皇帝也不將她們看作妃子,見了面都要尊稱一聲“學士先生”。
生長在士大夫家庭的女子,平時耳濡目染,都是經史詩賦,再加上家中擁有足量的藏書,即使父母不重視文學教育,也有不少自學的機會。陜西省長安縣出土的一尊《唐秘書省秘書郎李君夫人宇文氏墓志銘》中記載了一位宇文氏,她母親早逝,父親常外出做官,平時由族人撫養,并沒有太好的學習條件,但她出于對書本的熱愛,常常“獨掩身研書,偷玩經籍,潛學密識,人不能探”,避開族人偷偷自學經史文籍,等到族人發現時,她已經是“工五言七言詩,詞皆雅正”,成為一名堂堂的詩人了。她的父親回來后看見女兒如此好學,非常開心,常常對人夸獎宇文氏,說她至少應該許配給一位進士,才不辱沒了這份才華。
雖然女子依靠文學為家族帶來直接利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身為知識分子的父親,看見女兒與自己同樣愛好文史,心中總是欣慰的。洛陽出土的一尊《唐北平田君故夫人隴西李氏墓志銘》中記載了一位叫作李鵠的女子,她對讀書的愛好,已經到達了癡迷的態度,“雖眠食亦間以諷誦”,就算吃飯睡覺也是書不離手。李鵠的族兄弟們都覺得不理解,一方面擔心她過度勞累,一方面嘲笑她要做“女博士”,但李鵠的父母卻并不以為意,反而“日益憐異”,任由她縱情閱讀。最終,李鵠在古人的著作中尋找到了立身之道,“造次以古人為法”,最后以“懿行孝德”而聞名鄉里。
李鵠的堂兄弟們嘲笑她要做“女博士”,似乎認為女性讀太多書沒有什么實際價值。的確,在唐代的社會條件下,很少有女子能夠將自己的才學兌現為高官厚祿,但是她們的才學依然能在家族和家庭的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中國古代醫療條件差,人們的平均壽命普遍不高,如果家中父親過早去世,孩子的教育就要由母親全權負責。在另一些家庭中,男主人有幸得到了一官半職,那么等待他的將會是長年的游宦生涯,而奔赴四方做官的過程中常常是不能攜帶家眷的,在家庭中父親缺位的情況下,子女的教育工作依然會落到母親的肩膀上。這個時候,如果母親本身有一定的經學、文學修養,將會在子女教育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唐代著名書法家歐陽詢,六十八歲才生下兒子歐陽通,由于父子年紀相差太大,歐陽詢在歐陽通十四歲那年就去世了。這個時候,歐陽詢的妻子徐氏接過教育兒子的大任,親自輔導歐陽通讀書,還找來歐陽詢的字帖教導兒子臨摹,終于將歐陽通培養成與父親齊名的大書法家,他們的書法號稱“大小歐陽體”。又如中唐著名詩人元稹,八歲喪父,家境貧寒,母親靠親族接濟養活元稹,他每次看見鄰家的小朋友有父親的教導,很早就能接觸儒家經典,心里就愈發難過。最后還是元稹的母親“親為教授”,親自傳授元稹《詩經》《尚書》等經典的讀法,這才讓元稹在最困難的時期也能接受到優秀的教育,最后憑借努力考上了明經科,一路官至宰相。
如果歐陽通的母親不通書法,元稹的母親不懂經學,那么中國歷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一名落筆風生的書法家和一名才氣縱橫的詩人,唐代文化的光輝,也會隨之黯淡不少。
傍身或寄情:倡家的才女們
不管是宮廷中的女性,還是士大夫家庭的母親、妻子和女兒,都有學習經史文學的條件和熱情,但對她們來說,這些知識并非必須掌握,也不是完成自己社會職能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這些人群中掌握文學創作能力的依然是少數。但對于另一群女性來說,掌握經史知識特別是詩文創作的能力,卻能夠切切實實提高自己的名聲,幫助自己獲得更多的資源和地位,這群女性就是唐代倡家中的官私妓女們。
唐代的妓女,按照身份區分,有私妓、宮妓、營妓、教坊妓等名目。其中私妓屬于私人所有,其他妓女都屬于官妓,戶籍大多屬于“樂籍”,由官方統一管理。樂籍中人在身份上屬于地位低下的“賤人”而非“良人”,人身自由和權利都受到嚴格控制,活動非常不便,也常常遭人欺負。因此有許多妓女另辟蹊徑,聲稱自己是“女冠”(女道士),加入道士、尼姑的戶籍,這樣的話既可以獲得正規的身份,又可以免于賦稅,還可以獲得自由活動的空間——當然也有風險,如果她們頂著道士之名做妓女的事被人發現,就要罪加一等,接受更嚴厲的處罰。
官妓之中,以技能區分,有歌妓、舞妓、樂妓、飲妓等。其中對文學才能有要求的,就是飲妓。顧名思義,歌妓唱歌,舞妓跳舞,樂妓奏樂,而飲妓的主要工作則是陪人飲酒。這里說的陪人飲酒,并不僅僅是喝酒而已,還包括主持和參加各種酒席上的游戲。
唐代的酒席游戲,通常稱為“酒令”。看過《中國詩詞大會》的朋友想必都聽說過“飛花令”,這個游戲的核心是舉一字為令,參與者輪流說出包括這個字的詩詞,如果說不出就算告負。唐代的酒令與之類似,也是設立一套游戲規則,命令席上客人輪流按照規則行事,犯規者則以飲酒作為懲罰,是活躍酒席氣氛的重要方式。
武亦姝,《中國詩詞大會》
唐代是詩歌的時代,人人都以能吟詩作賦為榮,酒令中也有大量與詩賦創作有關的內容。比如《唐摭言》中記載,沈亞之在外出游玩時受一名后輩邀請,一起玩一種酒令游戲,規則是“書、俗各兩句”,也就是說兩個句子,前一句是經典中的原文,后一句是當時俗語,兩句之間必須意思連貫,用韻相同。后輩先舉令,說“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前兩句出于《詩經》中的《小雅·伐木》,后兩句是當時俗語。沈亞之當即答令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婁羅”——前兩句出于《詩經》中的《衛風·淇澳》,后兩句則是當時俗語,不但與上聯相對,而且“切磋”“琢磨”又和“欺客打婦”在意義上有所聯系,顯示了很高的文才,當然引得后輩嘆服。
飲妓們作為酒席氣氛的掌控者,自身要參與這種與詩詞創作有關的酒令,為了流暢行令,她們不但要熟悉各類儒家經典,還要有很強的詩詞寫作能力,才不至于在輪到自己時張口結舌,掃了大家的興致。有的時候,妓女還需要承擔酒席間的裁判工作,判斷在座的客人是否違反了酒令的規則,是否需要責罰,這樣的工作稱作“律錄事”,也就是酒席中的紀委干部,這種工作對妓女文才的要求更高,但也更容易獲得與席高官名士們的關注,因此妓女們為了生存,常常加倍努力學習文學知識。
《韓熙載夜宴圖》·曲終人散
才情更為高絕的妓女,可以利用酒令給席間客人們帶來更多愉悅。晚唐著名才女薛濤,身份也是一名官妓。據《唐語林》記載,有一天薛濤參加一個刺史舉辦的酒宴,酒令的規則是大家輪流背出《千字文》中的句子,要求句子中必須帶有與鳥獸禽魚相關的字眼。刺史先背了一句“有虞陶唐”,在座的人都知道他是將上古帝王“虞”當成水中游“魚”了,但礙于他是刺史,都沒有作聲。輪到薛濤時,她應令接道“佐時阿衡”,這個“阿衡”就是商湯時著名的賢相伊尹,也與鳥獸禽魚沒有關系,大家于是起哄起來,都要讓薛濤喝酒。薛濤無辜地說:“‘阿衡’的‘衡’字中間,還夾著一個小小的‘魚’字,刺史的‘有虞陶唐’里面,可是一個‘魚’字也沒有呀!”于是滿座大笑。薛濤的這個回答,既顯示出她對“千字文”的熟悉,又委婉指出了刺史的錯誤,還緩解了刺史出錯的尷尬,可謂“一石三鳥”。如果酒席上常有這樣一位聰慧之人,想必總會充滿快樂,難怪薛濤當時雖然居住西蜀,卻舉世聞名,成為各方諸侯和文士席上的常客。
薛濤(約768~832年),唐代女詩人,成都樂妓 。16歲入樂籍,與韋皋、元稹有過戀情。戀愛期間,薛濤自己制作桃紅色小箋用來寫詩,后人仿制,稱“薛濤箋”。
我們在唐代傳奇小說中常常看到許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其中才子主要是正在準備科舉的考生,而佳人則大部分都是妓女。張生與崔鶯鶯西廂結緣的故事,千年來一直膾炙人口,這個故事的原型,是唐代元稹所寫的《鶯鶯傳》,而據陳寅恪先生《讀〈鶯鶯傳〉》考證,故事的主角崔鶯鶯正是一位冒充富家小姐的妓女,而故事中崔鶯鶯用以邀請張生的有名艷詩“待月西廂下,近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則是妓女發揮自己的才情,用以打動張生的手段。
在另一篇有名的唐傳奇《霍小玉傳》中,妓女霍小玉傾心于李益的詩才,自愿委身良人,縱使遭到拋棄,也絕不怨恨。霍小玉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詩是“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這正與《鶯鶯傳》中“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異曲同工,可見利用詩句暗通款曲,已經是文人才子心目中與妓女開展愛情故事的通用手段了。唐代長安城中的妓女,以居住在城東平康坊中的倡家最為知名。據孫棨《北里志》記載,平康坊長年門庭若市,“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其中科舉考生與新晉進士等文化人是主力,這正是因為平康坊中的妓女“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話者”,與文人士大夫們擁有許多共同語言。
葉璇飾霍小玉,2013版《紫釵奇緣》
對于大多倡家女子來說,人生最好的結局是結識一位好丈夫,脫離樂籍,回歸平常生活。但是唐代的戶籍規定嚴格,身處樂籍中的妓女是不能和身份自由的良人婚配的,只有在獲得官方特赦的情況下,她們才可以脫離賤籍,與愛人正常結合。因此,長安的妓女們常常樂于和參加科考的進士交往,就是希望與這些有前途的年輕人締結良好關系,等進士們當上達官,再來營救自己。但是進士們在當官之后,為了自己的名譽著想,卻大多不愿重提與妓女交往的經歷,最后那些青樓女子空有一身才情,卻只能苦等終身,郁郁而終。
就算士子們有情有義,不愿拋棄舊愛,但士子無限前途與妓女卑微身份的落差,依舊會將兩情相悅的愛情導向悲劇。中唐有一位名叫歐陽詹的才子是韓愈的同榜進士,也是韓愈的親密朋友,可惜只活了四十出頭就英年早逝。而英年早逝的原因,正與一位妓女有關。
歐陽詹等待銓選時曾經在太原居留,在那里結識了一位才貌雙全的妓女,兩人吟詩作對,甚是相得。后來歐陽詹入京為官,臨走前答應將妓女接到京城一起生活,但入京之后諸事繁雜,一時沒有機會付諸實踐。那位太原妓女等情郎不來,以為自己已經被拋棄,悲恨交加,從此病倒在床,等到歐陽詹終于派遣使者來接她的時候,她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面對歐陽詹的使者,太原妓剪下了自己的一段頭發放在匣子里,并配上一首訣別詩寄歐陽詹,詩云:“自從別后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云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等到歐陽詹收到太原妓的頭發與贈詩時,愛人已經撒手人寰。歐陽詹讀著故人的遺詩,悲痛異常,不久之后便也與世長辭。他死之后,好友孟簡特別寫了一首長詩《詠歐陽行周事》歌頌這個故事,詩的末尾說“哀哉浩然氣,潰散歸化元。短生雖別離,長夜無阻難。”兩人雖然生時聚短離多,但死后終于可以相守于無盡長夜,雖然悲哀,也算是一個團聚的結局了。
本文節選自
書名:像唐人一樣生活
作者: 徐儷成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19-8
原標題:《自恨羅衣掩詩句:唐代女性文人生存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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