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2日，復活節，歌唱家博切利（Andrea Bocelli）矗立在空無一人的米蘭大教堂前，一曲“恩典”（Amazing Grace）從米蘭傳到倫敦，紐約，全世界……仿佛，同一時刻，人們齊聲念想親近美好的公共空間。新冠肺炎疫情來臨，我們頓時失去社會公共空間。失落，才知道它如此美好！疫情帶來的另一個后果是日益空曠的摩天辦公大樓。隨之而來的挑戰則是員工社交需求、組織團結、集體文化心理認同等一系列與公共空間有關的管理問題。除了辦公樓，超市、學校、飯店、體育場所，這些商業公共空間都需要重新想象！

回溯公共空間的歷史，它的意義遠不止親近美好或工作場地，它是塑造現代社會商業關系的原始力量之一。相對于教會和王室，“公共”體現的是現代市民社會的權力關系和集體文化心理情結。

1599年，莎士比亞演出公司在倫敦城外修建“環球劇場”，為普通人演出莎士比亞編寫的戲劇。之前，平民要么看教會的宗教儀式，要么觀王室推薦的道德劇目。在莎士比亞的劇場，平民第一次以自己的興趣愛好自愿購買商業演出。既然平民觀眾是衣食父母，莎士比亞和他的同行必須考慮到觀眾的偏好來編寫劇本和編排演出。莎士比亞劇場，它是商業社會關系為基礎的公共空間出現的經典標志。歷史上類似的標志還有公共交易市場。1531年，安特衛普貨物交易市場永久化。現代史學者把它當作現代市場經濟出現的另一個公共空間標志。之前，王室朝堂（Royal Court）象征中世紀的公共空間。朝堂中，國王展示與附屬臣民之間的社會關系。伊麗莎白一世曾規定，任何“公共”事件和解釋均屬于王室特權。16世紀后期，公共空間才慢慢不屬于王室專有。因此，像劇場和市場這樣的公共空間遠不止是一個物理存在的概念。它代表著社會權力和地位從宗教和王室的領域向商業市場的轉移。在歐洲，這個轉移經歷了300年。社會從中世紀逐漸進入現代。

因此，“公共性”被許多學者當作“現代性”（Modernity）的一個重要特征。加拿大學者亞奇寧（Paul Yachnin）曾領導一組學者研究，在1500-1800之間，歐洲社會“現代性”是怎樣構建形成的。經過5年研究，他們的基本結論是：現代社會的基石是“公共性”。其中，公共空間是現代社會的人構建集體文化心理情結的重要形態。按照莎士比亞的說法，私人只能是寂寂無名，公共才能著名，有公眾名望才算個人物。后來，在《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把公眾和人的意識關系進一步推論為：完全的私人只是吃喝等死的動物，公共性是人存在的必要條件。直到今天，在西方軍隊里，列兵（Private）仍然指的是沒有官銜，沒有權力的新兵蛋子。從私到公，從無名到著名，它保留著現代社會形成初期人們對“公共性”的向往。公共性定義著人的社會關系和心理屬性。

以此觀之，我們可以不夸張地說，新冠肺炎疫情撼動現代社會關系和集體文化心理根基。它不僅暫時關閉公共空間，也動搖了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文化心理定勢。醫學上，我們已經做好了與疫情長期斡旋的思想準備。同時，我們顯然還需要認真思考，長期失去公共空間后，商業社會的形態和精神將出現怎樣的變化。

對疫情造成的問題和限制條件，設計思維更傾向于把它當成一個創造活動的變量。歷史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研究指出，現代市民社會本身就是通過社會想象（Social imaginary）形成的。少數賢人首先想象出言之灼灼的概念，然后傳播落實到社會實踐，最終演變為言之鑿鑿的社會現實。既然如此，辦公空間莎士比亞化就是一個值得想象的新概念。

既然現代辦公建筑凝聚了社會管理思想，那么重新想象辦公空間，也需要新管理思想。

1906年落成使用，由著名建筑師賴特（Frank Lloyd Wright）設計的紐約拉金辦公大樓（Lark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大概可以被視為現代辦公建筑的開始。后來，辦公空間設計經歷多次變化。不過，辦公設計的兩個主要特征沒有改變：1）開放的空間設計。2）辦公空間為溝通、協同和控制的三大管理活動服務。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廢了開放空間設計的功效，并影響傳統辦公環境下的3C管理（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疫情可能激發新的辦公空間設計，從而為新3C管理服務（Casting, Curating, and Celebration）。

新3C基于兩個重新想象：1）辦公可以分解為活動模塊（Activity Chunks）。讓所有可以有“社交距離”的模塊遵守降低傳染性，提高溯源性的原則，抗擊疫情。2）辦公活動模塊之間的系統整合可以用戲劇舞臺演出的思維，在辦公室的公共空間內完成。這是對辦公空間最經濟，最能升華社會關系體驗的利用。它在時間和場所方面的可控性與防疫原則一致。

一念一世界。在這個新概念下，我們重新審視行政辦公的目的。它是流暢地完成一系列創造商業價值和用戶體驗的事件。把設計和完成事件當作一場舞臺劇，人們在辦公室的公共空間高強度集中完成三大行政管理任務：派角色和排演（Casting）；像博物館策展一樣，安排道具和事件流程（Curating）；新舊事件完成和交接之際，慶祝成功（Celebration）。這新3C行政管理活動升華了辦公室公共空間的初心。辦公空間“莎士比亞化”，那是因為它讓辦公的公共空間改頭換面，更好地為新3C管理活動服務。我們建議新的辦公空間劇場化，策展化和慶典化，因為它們與公共空間的歷史精神一脈相承，毫不違和。

辦公空間的一個側重點是行政管理。讓我們來分析行政管理為何可以想象為巡回排演，藝術策展，和集體慶典。

行政管理就是巡回排演（Casting）。管理者不斷派角色，編劇本，對臺詞，走臺步。行政組織分工的精髓在于分配好角色，扮演好角色。角色可以單獨背臺詞，但必須同臺串角色。遠程和居家辦公可以背臺詞。串角色還是在辦公空間完成最有神韻。在突出體驗經濟價值的市場中，行政管理者需要超越早期對應商品生產的波特價值鏈功能部門思維，更加關注價值體驗的全部流程是怎樣栩栩如生地展現的。從設計價值體驗出發，產品和服務應該升華為表達價值和實現體驗的媒介。媒介的活性和表達效果只能通過組織成員生動地演繹出來。每位成員應該成為自己任務崗位的“戲精”，理解每個商業項目都是一組事件，一場演出。

行政管理就是藝術策展（Curating）。藝術策展人和藝術家之間是一種原創和表達原創的關系。例如，同樣一批達利（Salvador Dali）作品，有的策展人可以擺放出超現實主義，有的能突出藝術商業化的策略。像藝術策展人一樣，行政管理者可以把辦公空間，甚至廠區化為價值展示和體驗的舞臺，把產品和一切現場物件變成道具。參觀過華為的朋友一般會走過像博物館一樣的產品演示館。那是華為花了大價錢從美國同行那兒學來的“工業藝術策展”能力。

行政管理就是集體慶典（Celebration）。把慶典當作行政管理的核心任務，儒家的禮樂文化是典范，現代組織管理也不例外。韋爾奇（Jack Welch）強調，策略確定后，文化是保障，董事長就是慶祝體現文化精神的策略事件的啦啦隊長！玫琳凱（Mary Kay）是另一位深得集體慶典激勵效果的企業領導人。她的粉紅色卡迪拉克是所有銷售人員年終大會上夢想的獎品。因此，辦公公共空間莎士比亞化，通過高亢的集體慶典活動，它能讓組織成員所夢想的社會表現和集體心理歸屬到達巔峰。現代人潛意識中都駐扎著一個演員的欲望。當工作表現和工作表演合為一體，現代人獲得最高的自我實現。慶典是則是自我實現的高潮時刻。屆時，任何因為社交距離而造成的疏離感都會煙消云散。

1517年，教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做了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把反對羅馬教皇的95篇檄文張貼在各個教堂的大門上。馬丁·路德利用公共空間開啟了新教。他永遠沒有想到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發生之間的關系。新冠肺炎疫情敦促我們重新想象公共空間。讓我們也設計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也許它能開啟社會新篇章。

（作者鮑勇劍為加拿大萊橋大學迪隆商學院終身教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項目特聘教授，本文原題為《疫后，辦公空間莎士比亞化》，此為刪減版，長篇原文請看《管理視野》第23期，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