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的超殺能力讓自身脫離了簡單的武器范疇，成為一個具有“鴉片般魅力”的強有力政治符號，核力量一向被有核國家視為國家安全的支柱和基石。

多少核武器才能保證國家安全是業內外研究和討論的熱點。冷戰是核軍備競賽最為激烈時期，尤其是美蘇兩國，投入了大量資源研制和部署各種類型核武器。核彈頭數量多少才夠？美蘇冷戰核競賽能帶來一些啟示。

軍備競賽與核武器數量

核武器的數量多寡一直以來是擁有核武器國家之間關注的焦點，一種導致增加核武器數量的情形是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圍繞核武器出現了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往往與軍備競賽相關。安全困境是指當一個國家基于自身安全目的發展某類軍備后，其他國家會感知到自身安全受損，由于誤判而相應地發展軍備維護自身安全，進而使得先發展軍備的國家安全受到了損害。雙方或多方訴諸針對彼此的手段來維護自身安全，反而使得所有國家更不安全。彼此把對方提升軍力的行為視為對自己帶來安全威脅，競相發展軍力以自保，進而陷入由安全困境引起的軍備競賽。

安全困境的出現，往往與所提升軍力的作用有關。例如古時，一個國家強化軍事防御能力，修建堡壘、城墻，這類軍事能力防御特征明顯，其他國家感覺不到對自身的安全威脅，進而不會出現安全困境。如果一個國家發展機動作戰的軍力，例如騎兵，對方國家尤其是鄰國會感知到較為嚴重的被入侵的安全威脅。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現代軍事武器的攻防特征不再涇渭分明。理論上看，實際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基于自身安全目的對核武庫加大投入建設，會對其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帶來刺激，別國會認為自身戰略安全受損，進而相應的投入資源發展核武庫，兩國陷入圍繞核武器出現了安全困境，并進一步導致核軍備競賽。走出安全困境需要兩國彼此了解對方增加軍備的目的，有效的溝通是降低對對方安全威脅感知的可靠方法。但是縱觀人類歷史，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還沒有出現過因為安全困境的出現而進行軍備管控、軍備控制的成功案例。相反，把核武器用于爭霸目的而追求核武器數量的競爭狀況出現在了人類歷史中。

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對核武器數量的競爭性追求最典型的即是美蘇兩國冷戰期間的核軍備競賽。美蘇爭霸導致對核武器數量近乎“狂熱”的追求，兩國把核武器的數量看做冷戰爭霸的實力標志之一，越多越好，越多越彰顯實力之強、制度之優越，兩國投入了大量的資源擴充核武庫。1967年，美國的核武器數量達到31255枚（件），是冷戰時期的最高峰，蘇聯則在1986年以45000枚（件）核武器達到了冷戰峰值，美蘇兩國核武器的數量已經大大超過了相互確保摧毀的數量。除了數量，質量方面，美蘇兩國在冷戰中后期研發了眾多型號核武打擊平臺，例如美國的“俄亥俄”級戰略導彈核潛艇、B-2型戰略轟炸機、“民兵”-3洲際彈道導彈，俄羅斯的SS-25“白楊”、SS-18“撒旦”、圖-160戰略轟炸機等，上述武器至今仍是美俄兩國核武庫的主力裝備。

冷戰結束后，俄羅斯的國力已不如蘇聯，美俄兩國一度開展了積極地核裁軍。1991年，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提到，蘇聯是唯一一個可以用物理手段將美國消滅的國家，美國不能忽略這一事實。因此，要繼續與蘇聯的“核后代”俄羅斯開展核軍控，避免俄羅斯核武器無法管控從而變為新的戰略對手。此外，也要關注如何解除其他蘇聯原加盟共和國的核武裝，避免出現新的實際擁有核武器國家。而俄羅斯也有現實的需求。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處于困難時期，一方面貧弱的國力無法維持核武庫的建設，另一方面，俄羅斯也需要緩和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以便更好地獲得美國的援助和支持。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至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美俄兩國的核武器數量呈下降趨勢。

生存能力帶來更佳威懾有效性

至于美俄兩國核武器是否“夠用”，這要考慮核交戰模型（又稱核對抗模型）。核交戰模型是分析交戰雙方的戰略武器性能、目標防護特性、對方國家人口和工業城市的分布、戰略防御能力等指標后，得出如何運用核武器達到對目標國家毀傷最大化。2004年，我國學者曾對美俄兩國的核交戰模型進行了分析研判。其得出的結果是按照2002年的美俄核武庫數據（當時美俄剛剛進行了《莫斯科條約》談判），即便美國對俄羅斯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按照美俄兩國當時的核武器數量、目標防護特性等指標，美國能夠摧毀俄羅斯80%左右的戰略核力量，而俄羅斯剩余的20%戰略核力量進行戰略核反擊，仍然能夠對美國造成難以承受的損失。按照這一模式，當時國內學者對2012年美俄的交戰情形進行預測，得出的結果是即便美國發動對俄羅斯先發制人的核打擊，俄羅斯仍有250余枚核武器可以生存下來用于對美核報復。且美國在2012年還不具備一次性攔截俄羅斯250余枚核武器的導彈防御能力，所以，俄羅斯在2012年依然能夠對美國構成有效戰略威懾，美俄存在戰略穩定性。

我國學者2004年的分析推斷是基于美俄在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數量背景下做出的，當時美俄各自擁有接近6000枚部署的核武器。從國內學者對俄羅斯在美國先發制人核打擊下能夠生存下來的核武器的數量判斷中可以看出，對固定陣地的井基彈道導彈的毀傷概率在89%至92.5%，而機動彈道導彈則是77%至89%。機動性帶來的生存優勢較為明顯。

海外學界的研究展示出，2020年美國的核武器數量在5800枚，包括1750枚處于部署狀態，其中400枚部署在陸基洲際彈道導彈上，900枚部署在戰略導彈核潛艇的潛射洲際彈道導彈，還有300枚部署在戰略轟炸機部隊，150枚戰術核武器部署在歐洲。此外，還有2050枚處于分離狀態，即通俗理解的從投射武器上拆卸下后儲藏的核武器。另外還有2000枚處于退役和待拆解狀態。俄羅斯則擁有總量達6372枚核武器，這其中處于部署狀態的約為1572枚，拆卸后儲藏的有2740枚，退役和待拆解狀態的有2060枚。也即是說，美俄兩國目前隨時可用、可以發動核打擊的核武器在1600枚上下。

2020年美俄兩國實戰部署的核武器數量都有所下降，但是俄羅斯更加注重對機動性高、生存能力高的核武器予以投入。俄羅斯近年來的戰略武器發展方向就體現出對生存能力的重視。一方面，俄羅斯研發了新型 “薩爾馬特”洲際彈道導彈用于替換井基發射的SS-18、SS-19洲際彈道導彈，維持戰略威懾的基本結構。另一方面，俄羅斯自1997年起開始構建以SS-27“白楊”-M、SS-29“亞爾斯”為骨干的機動洲際彈道導彈打擊體系，發展了955型“北風之神”級戰略導彈核潛艇和配套的“布拉瓦”型潛射彈道導彈。此外，俄羅斯還研發了一系列“新概念”戰略武器，2018年普京在國情咨文中提到，俄羅斯研發了可攜帶核彈頭的無人潛航器，核動力巡航導彈，高超聲速武器等。這些類武器的共同點是：基于深海潛航、核能持續性的動力和速度優勢等導致被偵測發現的可能性降低，進而降低了被攔截的可能，生存能力得到了較大提升。

俄羅斯在1997年出臺了第一份《俄聯邦國家安全構想》，2000年對這一文件進行了簡單的修訂，其中尤其強調核武器的威懾作用，強調俄羅斯核武器用于“現實威懾”，將優先發展戰略核武器作為首要任務。在俄羅斯看來，戰略核威懾能力的建設，雖然只占到國防發展的一部分資源，但是帶來的國家安全的效益確實絕對性的，能夠確保俄羅斯與美國平起平坐，遏制軍事沖突的發生，維護國家的絕對安全。對俄聯邦國家安全構想文件的具體落實和闡述，則體現在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文件中。1993年，俄羅斯公布了第一部軍事學說文件，2000年和2010年，俄羅斯相繼出臺了后續的軍事學說文件，其中對核遏制能力的重要性持續提升，把核武器用于遏制大規模侵略，擴大為不但遏制大規模侵略，也遏制針對俄羅斯發動的地區戰爭，《俄羅斯聯邦2020年前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也對核武器對大規模戰爭和地區戰爭遏制能力做了進一步的闡明。

俄羅斯對美核威懾能力的有效性取決于兩個指標，其一是數量夠用、其二是質量夠用。前者是核威懾能力的充分但不必要條件，即數量固然關鍵，但是核威懾的有效性更需要核武器具備可靠的生存能力，如果沒有可靠的生存能力，單純在老舊核載具上增加數量，只會讓對手更傾向于實施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舉例來說，增加的核彈頭依然搭載在老式的戰略投射武器、譬如井基發射的洲際彈道導彈上實現多彈頭，這會誘使對手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因為井基核武器往往具有特別的地理特征，位置固定，對手可以較為輕易地鎖定己方的井基戰略核導彈，且摧毀一個固定陣地的戰略核導彈能夠摧毀更多的核彈頭，更有效的削弱己方核打擊能力。

后者即質量指標才是核威懾力有效性的必要條件。提升戰略打擊武器的生存能力，例如發展先進的公路機動戰略導彈、發展戰略導彈核潛艇等武器，可以有效減少對手的發現概率、減少對手對己方戰略威懾能力的損傷，同時又能保持足夠數量的戰略核打擊武器在對手先發制人核打擊下生存下來。此時即便數量上相對落后于對手，但是生存能力的提升保住了可觀的核反擊力量，這種質量帶來的威懾效應能夠更好地威懾住對手不進行核軍事冒險。

戰略威懾的有效性取決于能力、使用能力的決心和對手的感知這三者的乘積。這其中，使用能力的決心是國內領導層所決定的，戰略能力是客觀實力所決定的，對手的感知主要來自于自身戰略能力建設的水平，即這一水平能否讓對手察覺到無法使用第一波次核打擊解除核武裝，進而讓對手降低使用核武器的動機。在美國不斷進行核擴軍、推進反導系統部署和降低核門檻的舉動之下，有效的戰略威懾能力需要讓美國感知到其軍事能力無法有效壓制其所謂對手的戰略反擊能力，打消核軍事冒險的機會主義思路。不可否定，核武器數量增加對增加核威懾能力的增加起到了客觀促進作用，但是核武器質量的提升更有必要。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后，研究軍備控制與國家安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