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封鎖”的目的卻并不是禁止人們通行、阻斷病毒的傳播——政府禁止車輛在道路上行駛，是為了將道路“開放”給市民，好讓他們在疫情肆虐期間仍能安全地進行戶外活動。

紐約街道上寫有“保持社交距離”的警示牌。新華社 圖

4月27日，紐約市政府宣布計劃封鎖全城總計161公里的馬路，禁止車輛通行，用于市民在疫情期間能有足夠的空間在路上保持“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

當日，紐約市總計COVID-19確診病例達156100人，死亡11708人，另有5228人疑似因COVID-19致死。

根據目前公布的封路計劃和之前政府對相關政策的討論，紐約會在全城各個區域選擇多段公共道路設置路障禁止機動車穿行，且或將調配警力用以確保司機們遵守規定。封路期間，行人和自行車可在原機動車道上行走或運動，相當于增加了城里“步行街”的數量。紐約計劃在五月內完成對總計64公里的各段道路進行封鎖，并將最終目標定在161公里——紐約全市封鎖道路的總長度加起來相當于從上海到杭州的距離。具體哪些道路會被封鎖將在接下來陸續公布。

“封路”這個詞早在疫情最初在中國出現以來，就一直在各個城市、各個地區被報導。但在紐約，“封鎖”的目的卻并不是禁止人們通行、阻斷病毒的傳播——政府禁止車輛在道路上行駛，是為了將道路“開放”給市民，好讓他們在疫情肆虐期間仍能安全地進行戶外活動。

作為一名在紐約的中國人，從一月就開始關注國內疫情。現在紐約已成為了全球疫情的風暴中心，每天呆在家里望著窗外，看著在馬路上玩耍和活動筋骨的男女老少，會不自覺地想問：作為政府，紐約為什么一邊號召市民要盡量呆在家中，一邊又要提供城市空間讓大家在戶外活動呢？作為個人，我到底應不應該在疫情期間外出曬太陽呢？個人的行為又將如何與他人、集體的行為來調和呢？

紐約市民在公園休憩。新華社 圖

牛津大學哲學教授Alison Hills在《衛報》上發表評論文章分析該現象，題為《“能否在公園曬太陽”現在已是一個倫理問題》。Hills指出，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個人選擇和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對該矛盾的不同理解會支持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以及兩者之間的多種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并對“疫情期間能否在公園曬太陽”這個問題作出不同的回答。

第一種觀點以密爾（John Stuart Mill）為代表。在自由主義、效益主義的世界觀中，倫理道德的終極目的是要追求最大的幸福。在疫情期間，遠離他人、不染病是最基礎的幸福；在此同時，如果其他人都呆在家中，而你自己可以出門曬太陽不影響他人，那么你就是在已有的基礎幸福上又增加了額外的幸福。用博弈論的邏輯來說，如此曬太陽讓你更好的同時，并未讓其他人更差，因此曬太陽是正當的行為。

第二種觀點以康德（Immanuel Kant）為代表。康德認為最重要的倫理問題并不是“我是否可以這么做”，而是“如果每一個人都這么做，那么會怎樣”——在他看來，正當的行為應是符合普世規范的。疫情期間每個人都出門曬太陽顯然不是社會可以承擔的，所以這時候出門的人，其實是或有意或無意地指望其他人能盡量呆在家中；曬太陽的人將自己特殊對待，這樣從道德上來說有失公平。倫理道德在這種框架下并不只是利益得失的問題，而是公平與尊重的問題。

第三種觀點以馬克思（Karl Marx）為代表。個人的選擇得放在社會的大背景下來看，而社會背景往往并不是個人可以選擇的。對于不同的人來說，居家隔離是非常不同的體驗。堅持隔離本就不容易，但對于那些房子小、缺少陽臺花園、多人共同居住和有孩子的人來說，一直呆在家里會是更加艱難的挑戰。事實上，居家隔離加劇了社會中已有的種種不平等。對于疫情期間外出者的評價，不應脫離對他實際情況的理解。

不同的社會面對疫情會制定出不同的措施。在同一個社會中，隨著疫情的發展，政府和民眾的舉動也會發生改變，映射了Hills在《衛報》評論文章中所總結出的不同世界觀。

紐約布魯克林 作者拍攝
在美國，當各個州的政府陸續出臺罕見的限制措施后，四月間各地相繼出現了針對政府的集體抗議活動。抗議者舉著牌子、高喊口號、甚至揮舞著手中的槍支，反對政府因為疫情而限制居民出行以及禁止商業運營的政策。抗議者的行為除了部分受到美國右翼保守勢力宣傳攻勢和資金支持的影響以外，也代表了一部分人本身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隨著疫情的發展，自由主義對普世規則的反撲以及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個人與集體之間的較量，同時也更體現了一個基本事實——社會大多是多元的，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人常常會在同一個地方共存。

回到紐約最新的抗疫政策——封路。很多中國人在整個疫情期間親身經歷或是目睹了親人朋友長期居家隔離的痛苦以及城市片區內大規模封鎖對日常生活所造成的不方便。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抗疫期間像紐約這樣為市民創造更多的戶外活動空間是令人感到詫異的。理解這種政策背后的道德難題，需要我們分析社會中的公共性和多元性。

紐約作為一個多元的全球大城市，本就是矛盾的綜合體。它是一顆長在美國這顆自由主義大樹上的果實，但它也同時是全美政治上最激進（支持勞動人權和社會進步）的大城市——這里聚集了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擁有多個豪宅的億萬富翁以及無數的窮人和弱勢群體。紐約用封路的方式向市民提供更多的戶外活動空間也許既是對屢禁不止、天天出門的自由主義者們的一種妥協，也是對在這座貧富差距巨大的城市中生存的弱者們的一種關懷。

事實上，通過進一步觀察紐約封路政策的具體實施細節，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座城市對自由主義和社會關懷等多種世界觀的綜合考慮。

早在疫情暴發的初期，紐約州長和市長就多次在每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批評在公園聚集的人們，并嘗試通過拆掉籃球框和關閉游樂園等措施來不鼓勵市民去公園。但直到五月初，紐約公園人滿為患的現象仍能成為《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人們外出活動的愿望在這個社會的文化和政治環境中是無法被徹底禁止的，那么政府就只能想辦法讓外出活動的空間變得更寬敞、更安全。這次紐約封路計劃的實施是從大型公園周圍的道路開始，公園局是交通局的合作伙伴，將公園旁原本機動車行駛的道路改造為“步行街”。所以說，封路第一階段的實際效果正是增大了城市中公園的面積，讓公園里的人們可以保持安全距離——這其實是承認了市民哪怕是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仍有去公園散步的自由和權利。

紐約布魯克林 作者拍攝

同時，紐約將通過在線申請和調查問卷的方式，讓社區和社會組織參與到封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來。在交通局的網站上，人們可以遞交申請、提出自己認為應該被封鎖的道路。該申請的設計簡潔，使用門檻低，這給了更多的市民和組織發聲的機會。在公園相對較少或是人行道狹窄的高密度區域，疫情大大限制了人們的活動空間，現在有了參與式決策，人們或可通過這次封路的機會，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戶外活動空間資源。

但紐約“封路”的政策，說到底其實是給城市提出了另一個層面、更深刻的挑戰：當疫情肆虐時，這座多元的城市能否形成一個團結的整體（solidarity）去捍衛這座城市的公共性？

城市是一個每個人都能保持其差異性的地方，但城市也是各種思想和文化進行碰撞和融合的地方。在平常狀態下，城市的公共空間和公共活動給了不同的個體展現自身、觀察他人并或直接或間接地互相交流的機會。在公共空間內——尤其是街道上和公園中，紐約不同的人建立起了“紐約人”這個共同的身份。

疫情的到來幾乎徹底抹去了紐約所有公共場合內的實體社交和經濟活動，但以“公共”為基礎的價值觀及行動仍然存在且是這場抗疫的關鍵，因為在未來，當疫情被控制之后，城市的復蘇將取決于社會中的信任——這既有市民對政府的信任，也有政府對市民的信任，更有市民之間的相互信任。自由主義者也好，馬克思主義者也好，無論你的價值觀是什么，能夠生活在同一個大城市的基礎在于人們對公共領域和制度的基本信任。有了信任才有合作；若是信任喪失，疫情結束后整個社會將難以調動所需的大量資源來重建經濟。

紐約最新的封路政策，在政府所有的公共衛生和社會經濟政策中，是屬于相對“輕量級”的一環，但其對城市公共性的影響以及信任的建設和維持將會至關重要。事實上，紐約決定大規模地封路，正是響應了這里市民一個多月以來的呼聲——早在疫情暴發的初期，多個組織以及市議會就提出封路的倡議。那么接下來，該政策的具體實施能否持續地順應民意并平衡各個不同地區的利益？這將繼續考驗市政府的能力及其和市民之間的關系。同時，當天氣變得越來越好時，政府又能否相信市民會在盡量堅持多居家隔離的基礎下在戶外空間中保持安全的社會距離呢？市民在決定自身外出頻率的同時，能否互相尊重、體諒、將個人的行為放在公共的利益下來進行考量呢？

紐約“封路”若是成功，疫情結束后人們或將因為擁有了足夠且安全的戶外活動空間而得以保持身體和心理的健康，并在整個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收獲更多的公共信任；若是失敗，疫情或將變得更加難以控制，并因此消磨社會中的公共信任。

在全美其他城市，如波士頓、明尼阿波利斯以及奧克蘭，類似的封路政策也已實施。對于受疫情影響的各個城市來說，將更多的城市空間“交到”市民手中能否幫助維持甚至加強城市中的認同感、歸屬感和建立在公共性之上的價值觀？政府和市民能否配合？疫情期間針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政策，將這三層信任以及其挑戰和機遇全都一齊暴露在了陽光下。 

（作者：羅雨翔，城市規劃和經濟咨詢師，現居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