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澎湃研究所“中國家庭”專欄母親節特別策劃。

四川閬中，地處四川盆地北部，是南充的縣級市。花園村，距離閬中市60公里，村子千余人。自改革開放以來，這里和大多數中國農村一樣，年輕人外出打工，兒童與老人留守。

1993年春節剛過，陳述瓊暫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務農生活，北上打工。那一年，她37歲。在此之前，她的生活軌跡沒有超出四川。

與陳述瓊同時離鄉的還有，她的妹妹陳恩華。不過，比姐姐小12歲的陳恩華沒有北上，而是選擇南下廣州。

1990年，一部講述六個從鄉村到廣州打工的電視劇《外來妹》紅遍大江南北。此后幾年，大批農村女性離開家鄉進城打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段成榮曾撰文指出，流動人口真正大規模的出現是從1990年開始。據統計，1990年流動女性為949萬人，占流動人口比例為44.45%。

“當時看到大人們整理行李，就很想跟他們一起出去看看。”看著兩個姑姑外出打工的陳會蓉，當時只有13歲。

2008年，兩代人相聚北京，她們有個共同的身份：家政工。雖三人在親緣上是姑侄關系，但在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主任梅若看來，她們仨一樣熱情、爽朗，不像姑侄，更像姐妹。

陳會蓉（左一）、陳恩華（中）、陳述瓊（右一）。攝影：莫力。本文圖片均由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提供。

打工

1993年3月，在外出打工親戚的鼓動下，陳恩華和丈夫決定南下到廣州打工。那時大女兒才一歲多。“很舍不得孩子，但是在老家，務農賺不到錢”。

慢車、站票、中轉，折騰了三天，陳恩華和丈夫才到廣州。“沒有心思去看大城市，那時候就是愁啊，怕找不到工作。”

陳恩華先在飯店打了一段時間零工，后來到鞋廠工作——包裝鞋子，一個月基本工資480元，加班補貼算下來平均一個月600元。

陳恩華說，到廣州的前半年，晚上經常哭，“從來沒有離家這么遠，也想女兒。”

大姐陳述瓊外出打工的理由很簡單，“孩子讀書需要錢”。也是在1993年春節后，她和一個發小結伴到北京，在熟人的介紹下，開始做家政工。

1983年，中國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朝陽家務服務公司成立。此后，全國各省市都推廣了北京經驗，以中介形式推進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進程。

在廣州打工兩年期間，由于經常生病，再加上想孩子，陳恩華決定返鄉。“我回到老家，家里覺得我像鬼一樣，瘦得不行。”

回到老家，陳恩華沒有想到日思夜想的女兒竟不認識自己了，“心里特別難過，后來每到女兒升學的那一年，我都要回老家陪她。”

1996年春節后，在北京做家政的姐姐陳述瓊介紹了一份住家阿姨的活兒給陳恩華：350元一個月。“我想著在家種莊稼也賺不到錢，就屁顛屁顛到北京了”。

第一個雇主家里是三代人同居：一對80多歲的老夫妻，一對中年夫妻——兒子殘疾，兒媳患了絕癥，還有一個孫女。家里請了兩個阿姨，16歲的小姑娘照顧年輕夫婦，陳恩華照顧老夫妻，負責洗衣服、做飯、做衛生。

“決定做住家阿姨了，就做好受委屈的準備，死豬不怕開水燙，能湊合就忍一忍，實在太為難，我就不干了。”

雖然同在北京，但因為每周只有一天休息，陳恩華和姐姐陳述瓊半個月見一次面，她們會和老鄉約好逛公園、拉家常。

1996年下半年，陳述瓊回老家后，陳恩華在姐姐之前的雇主家做起了住家阿姨。這家老夫妻是高校教授，小夫妻都在外企工作。

“這家人特別好，但就是懶得出奇，我連他們一家人的內衣都洗，后來與他們相熟了，每次休息回家，看到滿屋子亂七八糟，還有一堆的衣服，我就發火，他們很委屈，對我說，要不以后休息就別出去了，一回來就發火。”陳恩華說到這時，笑個不停。

陳恩華之所以敢對雇主這么說，是因為“他們一家人很尊重我，沒有任何歧視。”當時，住家阿姨月收入是500元。“比我兩年前在廣州的收入還少，但是，我做得開心。”

“我老公，或者親戚來，都住在雇主家。雇主家女兒與我同齡，有一次開玩笑說，我們同齡，以后退休了她和她老公養老金有七八千元，我們四個人結伴養老。退休金能養活我們四個人。我就負責做家務。”

1998年，雇主家的女主人因病去世后，陳恩華又回到了老家。而在老家呆了一年多的姐姐陳述瓊，“因為沒有好的收入”又返回北京繼續做家政。

這一年，她們的小侄女陳會蓉年滿18歲，中職畢業，“但啥也沒學到，從小就看著家里人外出打工，所以也想著出去看看。”

由于是家里的獨生女，父母擔心陳會蓉年紀小，在外會學壞，于是托親戚相了門親事。當年，比自己大三歲的老公同意入贅，在定親后，兩個人結伴南下廣東打工。

家里的三個女人，為了生計，往返于城鄉之間。據統計，上世紀末，流動女性接近5000萬人，幾近流動人口的一半。

初到番禺，和大多數外出打工的年輕人一樣，陳會蓉在一家大型制衣廠找了份工作，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忙起來沒日沒夜”，一個月平均工資在500元-600元。后來，她和丈夫先后在鐘表廠、玩具廠工作，但收入始終沒有過千。

2000年，由于第二家雇主女兒的強烈要求，陳恩華帶著才三個月的兒子又回到了北京。“兒子快到一歲了，她要生孩子我也幫不了，孩子又鬧，我就又回老家了。”

五六年前，雇主家女兒打電話請陳恩華幫忙做晚飯，但是因為距離較遠，而且手上的活兒也滿了，陳恩華便拒絕了。“我特別內疚，就不好意思再聯系。以前，我還把我閨女過繼給她，她還把兒子過繼給我。”

2001年臨近春節，在外出打工三年后，陳會蓉和丈夫回老家辦婚禮。之后，大女兒出生，陳會蓉和母親留在老家帶孩子和做農活，丈夫和父親外出打工。“雖然我在農村長大，但是從小沒有干過農活。”

2003年春節才過，看到村里返鄉的親朋，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陳會蓉決定北上打工。“出門打工的頭一個晚上，我還再給女兒喂奶，第二天，我就收拾包袱去了北京。”

相聚

陳家兩代女人在北京相聚了。

初到北京，陳會蓉和陳述瓊的女兒一起去職業介紹所找工作，一開始在飯店做服務員，“沒有干多久，感覺規矩比較多，別人在吃，你在邊上站著，還要微笑，別扭。”后來她們在一家位于地下室的足療店找到做收銀員的工作，“老板說收到假幣，自己賠，那些花花綠綠的紙幣，我們哪能辨別出真假，這份工一天也沒有做。”

輾轉了幾份短工，最終在2003年“非典”前，陳會蓉和大姑、小姑一樣，做起了家政工。“當時聽說非典要封城，我又想孩子，擔心封城了不知道啥時候能回去，就趕在封城前，回了老家。”

2017年6月10日，北京朝陽區費家村的出租屋內，陳家兩代人的家庭聚餐。

兩代人再一次在北京相聚已是2008年冬天。陳會蓉沒有想到，“家政工也沒有想象中的安全。”

第一份住家工作，陳會蓉就遇到了性騷擾。雇主是一對60多歲的夫妻，身體都有不同程度的毛病，老太太問題嚴重些，老頭子閃到腰，但不影響正常的活動。陳會蓉沒有想到老頭會對自己動手動腳，“我不能接受，找他們家孩子理論，他們家孩子還不相信，后來我錄了音。”

陳會蓉想討回公道，她和嬸娘一起去找雇主討公道。嬸娘要讓對方賠償，“我堅決說，我要的不是賠償，是賠禮道歉。”雖然最后雇主沒有道歉，也沒有賠償，但是陳會蓉認為，他們承認了事實，對自己來說就夠了。

此后，陳會蓉不再接家里有老頭的住家活兒。梅若說，一些年紀較大的家政女工，只要干活給錢就行，在雇主家受點委屈都很正常，甚至一些老人動手動腳也就忍忍算了，因為年齡大了不好找工作。但是年紀輕一點的，就不能接受，她們更希望與雇主建立一種平等的關系。陳述瓊的想法也佐證了梅若的觀察，“像我們這種沒多少文化又沒有特長的人，有活可干能賺到錢，遇到一些尖酸刻薄的雇主，能忍就忍。”

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蘇熠慧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不同年齡的家政工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不同。年齡大的家政工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更低，可以獲得的工作資源越少，市場議價的能力也較低。

陳會蓉說自己的住家經歷沒有小姑的好，“可能是我運氣不好，沒有遇到好人家。”

2009年底，陳恩華將最后一家雇主的孩子帶到2歲多后就不再做住家阿姨了。“年紀大了，住家夜里休息不好”。

2017年6月10日，北京朝陽區費家村。陳恩華（左一）與侄女陳會蓉逛夜市。

從2002年到2009年，陳恩華先后在兩個雇主家帶了三個孩子，最小的一個孩子從出生7天就開始帶了，月收入從600元漲到了1800元，而2020年住家阿姨的月平均收入在7000元左右。

陳恩華做了13年住家阿姨，只換過三個雇主。她說，“每個雇主對自己都非常好。我既然做了，就做好，讓雇主放心。要和雇主建立起信任，她才會把孩子交給我。”

但大多數的家政工與雇主之間較難建立穩固、持久的信任關系。蘇熠慧認為，家政工與雇主之間是“類家人”關系，這種關系既親密又有張力。親密是因為家政工的工作要提供情感慰藉和照料服務，但雇傭關系是商業和經濟導向的，與親密存在張力，使得信任關系較不穩定，存在一定的邊界。

煩惱

2016年，在老家辦完丈夫喪事后，陳恩華聽說可以補繳社保，等到了50歲，能領到養老金。因為之前給丈夫看病幾乎花了所有的積蓄，陳恩華當時并沒有心動。

回北京后，干了三個月的活兒，攢了快3萬元，陳恩華心里開始打補繳社保的主意。2016年底返鄉，她到村里詢問后知道，自己需要補繳16年的社保合計10萬元多一點。陳恩華向外甥女借了6萬，并承諾第二年一定還清。

當時，丈夫去世不到一年。“農村人買社保，還是借錢買社保，很多人不理解，當時連我女兒都不太能理解我。我姐也說我，不給孩子買房子，借錢給自己買保險。但是，我用自己賺的錢買，借的錢也不用孩子還，而且自己有養老金，也是給孩子減負，所以我沒把村里人的冷言冷語放在心里。”

2017年底，陳恩華還了外甥女的借款。2018年，在補繳社保一年多后，陳恩華開始領退休金，一開始只有900多元，現在有1000元。“有了養老金，我心里踏實多了。至少吃飽的飯錢有了。”

2017年北京大興大火后，面對上漲的房租，已過六旬的陳述瓊決定回老家。“做了好些年家政工落下一身毛病。”回到老家后，陳述瓊腰腿毛病不斷，“農村人又沒有社保，現在最大的煩惱是沒錢”。

養老是擺在家政女工面前的一大現實難題。蘇熠慧認為，很多家政工無法像陳恩華那樣補繳社保。有些家政公司有給家政工上社保，但很多家政工仍然是商業保險。2019年南京大學劉林平教授團隊在南京、無錫、廣州和佛上發放的1007份問卷顯示，僅有10.23%被調查的家政工參加職工社會保險。

2017年底，陳恩華花了30萬在閬中市里買了一幢130多平方米的復式房，“我想以后和兒子一起住，房子要大一些。當時考慮到還貸的壓力很大，就一次性付清，我自己出了14萬，剩下的錢都是借的。”

2018年回北京后，陳恩華又要開始拼命找活干。疫情前，陳恩華的一天是滿滿的：

6:30-9:00，在一家幼小銜接機構搞衛生，月工資3000元。

10:00-12:30，到一個雇主家燒飯，月工資2400元。

13:00-17:00，在一個雇主家做衛生，月工資3500元。

17:00-18:00，到早上那家幼小銜接機構洗碗。

18:30-19:30，到一家公司做保潔，月工資1400元。

去年，陳恩華還了買房借的錢，本想著今年可以賺點裝修錢，沒想到碰上了疫情。正月初五，陳恩華從老家回京，幼小銜接機構沒營業，開旅行社的那家雇主因受疫情沖擊也不再雇傭陳恩華。

陳恩華在為裝修錢發愁。80后的陳會蓉也有中年危機。

2018年，陳會蓉結束了六年的分居生活，與丈夫離婚。“他對家里幾乎沒有貢獻，賺不到錢，也不關心孩子。”“孩子如果判給父親，我擔心兩姐妹的關系會淡了，我自己是獨生女，所以希望她們倆好好的，離婚協議上我堅持將兩個女兒判給我。”

陳會蓉的大女兒已滿18歲，去年女兒學習化妝，花了9萬元的學費，“那時候，每個月的工資一發下來就給她匯去。”小女兒跟著父母在老家讀初中。梅若說，家政女工幾乎所有的收入都花在家人身上，特別是子女教育。

2017年，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在天津做了一次小樣本問卷調查。從199名受訪者的數據分析看出，家政工收入所得分配前三是孩子、父母、家庭開支。

3月7日，陳會蓉從老家回到北京，一直在找活兒，截至發稿，仍賦閑在家。

“現在上有老，下有小，我又只身一人，壓力很大，但是家政工這份活，我也在猶豫要不要繼續干下去。”

陳恩華的大女兒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她說自己的年紀大了，等賺到裝修的錢就回老家，“給別人家帶了十多年的孩子，以后給自家閨女帶孫子去。”

已到不惑之年，陳會蓉想做點改變，但是“年紀大了，要考慮的事情特別多”。

2017年5月21日，北京朝陽區費家村出租屋內。每次家庭聚餐，陳會蓉當仁不讓是主廚。

陳會蓉的廚藝不錯，家里人建議她回老家開個小餐館，“但是那點積蓄投進去，血本無歸，今后的日子咋辦呢？”

她又想著和小姑陳恩華一起回老家開滴滴，“買了車，萬一接不到什么單子呢？”

“沒有依靠的人，做什么事情都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