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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道土味東北，你根本不懂黑龍江
原創 曹吉利 新周刊
格外讓人唏噓的是，一代人離開故鄉來到黑龍江，下一代人又在離開之后回憶起作為故鄉的黑龍江，那些關于抵達的懷想，總是發生在出走之后。
是游人如織的冰雪世界，高聳的圣索菲亞教堂，還是由燒烤、啤酒組成的夏夜，以及漠河短暫的冬季白晝，還是綿延無盡的森林，漸漸蕭條的煤礦，抑或是那些坐落在回憶中的工廠。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很多人還找不到地圖東北角的小城綏芬河，甚至想不起哈爾濱之外的任何一座黑龍江城市——除了去年因為低房價被熱議的鶴崗。
巨大的地理尺度加上每年都在減少的人口，當公眾的目光從江城武漢移向黑龍江，也很容易感受到這種截然不同的空曠凜冽的氣質。
從三月底到四月初，短短半個多月時間，數千人經綏芬河由俄羅斯入境，其中確診病例和無癥狀感染者累計達數百例，占黑龍江全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和疫情壓力相對應的，是口岸城市綏芬河戶籍人口才不過七萬。在新聞報道里，一棟遠離城區的辦公大樓被改造成了方艙醫院，因為四月初的綏芬河，氣溫還在冰點之下。
近日，一段“牡丹江康安醫院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絕食”視頻熱傳。對此，牡丹江海林市電視臺呼吁患者們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互聯網時代，我們總是喜歡用簡單的詞匯描述一個地方，當網友用喊麥指代東北的精神氣質時，大概也忘了，黑龍江也是蕭紅的故鄉。
大多數黑龍江之外的人，對于這個廣袤省份的認知，常常破碎、單一甚至割裂，但對于生長在這里的人們而言，生活卻是連貫的，所有未來都在當下埋好伏筆，而一切當下又都是過往的回響。
黑龍江的遙遠，首先是地理上的。
從首都北京到哈爾濱，有一千三百多公里車程，比從北京到武漢的距離還遠，而從省城哈爾濱到綏芬河，還要近五百公里，駕車需要大半天時間。
這種地理維度上的遙遠，讓黑龍江在關內人的審視中，多了幾分陌生感和新鮮感——
冬天擺在路邊出售的馬迭爾冰棍，據說比俄羅斯還要好吃的哈爾濱紅腸，看上去黑黢黢的凍梨，龐大的工廠遺跡，甚至鶴崗白菜價的房子，都讓那么多人隔著屏幕嘖嘖稱奇。
在過往的時光中，黑龍江也是游離在主流視野之外的邊疆之地。
仍舊以綏芬河為例，今天的我們，甚至很難給這座城市的歷史標記一個準確的起點。1903年建成的中東鐵路設置了綏芬河站，這座小小山城成為中俄“黃金通道”上的一環，由此興旺起來。
而在此之前，我們能找到的有關綏芬河的記載寥寥無幾。
類似的還有去年“走紅”的鶴崗。依靠資源而興，與雞西、七臺河、雙鴨山同為黑龍江四大煤城的鶴崗，建城歷史也很短。不過話說回來，即便是省會哈爾濱，和眾多關內城市比起來，也是年紀輕輕的后輩。
因為嚴格限制農民移民關外開墾，在清末放松封禁之前，整個東北地區幾乎都處在地廣人稀的狀態。根據《黑龍江通志》統計：從乾隆三十六年至嘉慶十三年，整整三十七年間，偌大的黑龍江，民戶也僅從3.5 萬增加到 13.6 萬。
而從清末到民國的移民大潮，讓“直隸、山東游民流徙關外者，趨之若鶩”，在闖關東的路上，無數人帶著生存的希望，跋山涉水，來到遙遠而寒冷的黑龍江，開墾、扎根、定居。
而在滾滾移民潮中抵達這里的，還不止是關內的中國人。近一百年前，朱自清曾在《西行通訊》中描述他所見的哈爾濱，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關系與關內城市不盡相同：
“道里純粹不是中國味兒。街上滿眼是俄國人，走著的，坐著的；女人比那兒似乎都要多些。據說道里俄國人也只十幾萬；中國人有三十幾……這里的外國人不像上海的英美人在中國人之上，可是也并不如有些人所想，在中國人之下。中國人算是不讓他們欺負了，他們又怎會讓中國人欺負呢？……這樣倒能和中國人混在一起，沒有什么隔閡了。”
中國人、外國人，農民、商人，他們從四面八方而來，在這塊空白的土地上，寫下最初的冒險精神。
1976年，黑龍江省組織的文藝調演上，姜昆和師勝杰合作了一段相聲《林海紅英》。當時，兩個年輕人都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不同的是，姜昆插隊之前來自北京，而師勝杰就是哈爾濱人。
節目反響熱烈，后來兩個人又到北京演出，姜昆就此留在中國廣播藝術團，成了相聲大師馬季的徒弟，而師勝杰因為政審問題，只身回到北大荒。
人生總在不經意中分叉。
要是仔細算起來，師勝杰自己也是哈爾濱的“二代移民”。他父親師世元原本是天津人，五十年代參加曲藝團，舉家定居哈爾濱。師勝杰正是受父親的熏陶走上了曲藝之路，也是因為受父親的影響，與南下的機會擦身而過。
前年，姜昆探望病榻上的師勝杰，留下“笑傲江湖，直面人生，揮灑幽默，大道勝杰”的贈言。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同時想起多年前，那兩個懷揣期待從北大荒趕往北京的年輕人。
作為一個移民省份，黑龍江人的故事幾乎總與抵達和出走相關，當我們詫異于今天黑龍江人口流失時，也不該遺忘僅僅兩三代人之前，他們的先輩才從千里萬里外跋涉而來。
民國時有學者判斷，黑龍江超過九成人口都是移民，著名學者陳彩章更進一步指出這些移民的構成：“移往東三省之人口，80%為山東人，次之為河北及河南人。”
如果撥開歲月的風塵，仔細梳理黑龍江人的家族史，總能分辨出清晰的歷史分層。從闖關東時期的開墾農民，到開發北大荒時的插隊知青，從建設大慶的石油工人，到中俄貿易興旺時的南方商人，在各個歷史時期，黑龍江迎來一撥又一撥陌生的面孔，又見證他們成為地地道道的“黑龍江人”。
作家肖復興有過在北大荒插隊的經歷，他筆下的黑龍江，條件艱苦但是生機勃勃：
“豪爽的北大荒人，怎么可以沒有酒喝呢？尤其在冬天的火炕上，白雪紅爐，關東煙，烈性酒，老毛嗑兒（葵花子），是那時的標配……在我的記憶里，別的隊上的知青要想吃魚，就去七隊找同學。他們的魚梁子主要的任務就是打魚，經常是整麻袋的往隊上送魚。”
北大教授孔慶東祖籍山東，他的父親是解放后來到哈爾濱的工人，在《想念父親》一文中，他描述了整個家族“闖關東”的情形：
“在黑龍江的富錦縣，盤踞著我們家相當大的勢力。大人們說到‘富錦’，就像說家里的一個買賣似的，他們會說‘我到富錦住幾天’，‘到富錦那邊要點錢’什么的。在哈爾濱和鶴崗，也有零星的幾家親戚。”
任曉雯在短篇小說《馬朝陽》里，講述了最初一代上海工人建設大慶的經歷：
“當年家境困窘，他主動奔赴大興安嶺，又響應油田招工，繼而在那里成家。”
而格外讓人唏噓的是，一代人離開故鄉來到黑龍江，下一代人又在離開之后回憶起作為故鄉的黑龍江，那些關于抵達的懷想，總是發生在出走之后。
人來人往，只留下緩緩流淌的河流，一望無垠的黑土地，漫山的森林煤礦，還有寂靜的工廠。
今天，主流話語對于這個遙遠省份的描述，總是充滿這樣或那樣的黯然。
2014年，正是選秀節目遍地開花的時候。在某檔歌唱節目，一位中年男選手自彈自唱，用一首張學友的《秋意濃》打動了臺下的評委韓紅。
據歌手介紹，自己2008年獲得了黑龍江省預賽第一名，但最終去北京參加青歌賽的人，并不是他。韓紅聽完感慨，那屆青歌賽她就是評委，但她沒能見到這位失落的黑龍江青年。
雪鄉宰客事件被曝光之后，企業家毛振華一段指責哈爾濱亞布力管委會的視頻也曾流傳網絡。在視頻里，毛振華情緒激動：“我們一個正常經營企業，動不動就拿執法機構來威脅我們，今天查這個，明天查那個……天天找我們麻煩，他們沒有為我們辦一件事情。”
2017年7月，遠在加拿大的歌手曲婉婷發布一條微博：“媽媽的案子，從去年7月19日開庭至今快一年，還沒最后宣判……”
曲婉婷的母親張明杰曾任哈爾濱市發改委副主任，在2016年因犯貪污罪、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受審，轟動一時。
在音樂軟件上，曲婉婷的代表作《我的歌聲里》評論區點贊最高的幾條評論，都是網友憤怒的發泄。
根據官方發布的《黑龍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19年末，黑龍江常住總人口3751.3萬人，自然增長率為－1.01‰，總人口比上年減少21.8萬。
而相應地，在沿海發達省份，我們輕易就能聽到東北口音，找到東北餃子館，嘗到地道的鍋包肉。
2018年，有傳聞哈爾濱將在三亞設立警務站，關于“東北人登陸海南”的話題再一次被翻出來。據統計，在海南生活工作的黑龍江人就達三十萬，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哈爾濱。
黑龍江女作家遲子建，在一篇名為《候鳥的勇敢》的小說里，仔細描述了這種現象：
“冬天到南方避寒，夏天回到瓦城消暑。對于候鳥人來說，他們的世界總是春天的。能走的和不能走的，已然在瓦城人心中扯開了一道口子……能夠在冬季避開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嚴寒，在南方沐浴溫暖陽光和花香的瓦城人，要有錢，也得有閑。”
1999年，哈爾濱人黃宏在小品里對著全國觀眾說了一句：“咱工人要為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算是在二十世紀的尾巴上，為白山黑水的東北留下一句注腳，讓很多東北人至今提起來還有點傷心。
“南來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鶴崗的……”下崗潮席卷東北，這段講述下崗工人在街頭擦鞋、招攬顧客的《二人轉》也隨之風靡。
多年后，鶴崗的名字再度為人們所知，是以一種更加怪誕的方式。
2019年，先是在貼吧“流浪吧”，一名來自舟山的海員直播了自己千里迢迢北上鶴崗、用幾萬塊買下一套房子的經歷，隨后，一篇名為《流浪到鶴崗，五萬買套房》的文章在網絡上流傳，“鶴崗房子白菜價”的說法不脛而走。
中國人的情緒又一次被房子挑動起來，不過這次不是因為昂貴，而是廉價。
人們蜂擁向這座中國東北角的城市，有漂泊不定的人帶著幾萬元積蓄想來尋找一個家，有炒房客好奇地來這里觀望，還有網紅迎著新聞熱點前來，隨手買下一套房子，準備抽獎送給粉絲。
但在當地人看來，這顯然不是一種光彩的走紅方式。在紀錄片鏡頭里，鶴崗老人自己都對城市缺乏信心，他們疑惑地詢問購房者：“你們來這干哈呢？”
2017年和2018年連續兩年，鶴崗的GDP都不足300億元，作為一座地級市，這比沿海發達地區的一些區縣甚至鄉鎮還要低。
2019年，黑龍江人均GDP已跌至全國三十多個省區中的后幾位。
最近，中國人民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國內城鎮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317.9萬元，區域間家庭資產差異顯著——東部地區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最高，為461.0萬元，而東北地區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最低，僅有東部地區的三分之一左右。
當然，考慮到此次統計中，“家庭資產以實物資產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的結果，以及鶴崗們的低廉房價，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東北家庭們究竟差在何處。
但我們分明又不能只從經濟指標出發，去給做出如此多貢獻的黑龍江扣上一頂“落后”的帽子——
這里曾是中國重工業的支柱，不僅加工產品，還培養人才，哈工大至今都還是全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
石油、煤炭、木材……黑龍江豐厚的資源供給全國，以伊春為例，二十世紀后五十年里，這座小城生產了全國十分之一的商品木材；
2019年，黑龍江全省糧食產量超過七千五百萬噸，連續九年位列全國第一，曾經的北大荒真正變成了肥沃的北大倉。
八十多年前，地理學家胡煥庸在黑龍江和云南之間劃出一條直線，也就是后來我們熟悉的“黑河-騰沖”一線，用以區分中國的人口、資源、經濟分布。
幾十年來，中國人的腳步越走越快，沿著這條線兩側，衍生出無數關于地域的爭執。但一個地方的生活，并不完全由數字構成，更不能只用經濟指標概括。
就像聽到了時代這盤磁帶的B面，不帶偏見，不帶俯視，不帶預設，在經濟不夠亮眼的北國，同樣充滿值得尊重的城市精神，和值得關切的人的歷史。
正如哈爾濱人賈行家在一次演講中所說：“在轉折里，有的人注定會被送到風口，送到浪尖；有的人會被送去水底，甚至在石頭上撞得粉碎……我一直很偏執地記錄這些人，甚至到了他們自己都忘記自己的時候。”
所以，不要直到疫情發生，我們才想起黑龍江，想起那里有許多人來來往往，想起他們朝朝暮暮的生活，和他們從過去一直走向未來的足音。
原標題：《只知道土味東北，你根本不懂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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