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斯坦因的美國之行，使其獲得了更多贊助人和媒體的關注，支持他繼續在西亞地區展開探險；泰晤士報的記者更稱其為“大英之子”，斯坦因成了全世界絲綢之路探險考古的旗幟人物。而自1932年開展的對伊朗的持續性考察，更讓七十多歲的斯坦因陸續獲得了很多歐美協會頒發的獎章和獎金。當然，對斯坦因來說，他更在意自己的考察行程，他還要繼續在歷山大東征的路線上繼續走。

伊朗政府在1928年委任法國學者高達爾管理田野考古工作，1930年頒布了古物保存管理法案，外國人在伊朗的考古調查都要經過審批備案，斯坦因的四次考察在伊朗政府當局都留有記錄。他在伊朗的考察有一個固定的團隊，其中有從印度帶來的助手和兩位仆人，而從第四次考察開始，同行者還有伊朗考古局派遣的一位年輕監察員——卡里米（B.karimi）。

斯坦因四次伊朗考察范圍示意圖（1932~1936）?邵學成

新的旅程和新的伙伴

1935～1936年，卡里米全程跟隨斯坦因在伊朗西部進行考古學調查，兩人的書信集最近也被學者研究公開。卡里米碩士畢業于德黑蘭大學歷史地理學專業，英法語都很好，在考察中負責照會、協調與沿途各個省政府的對接工作，也隨時向德黑蘭當局報告斯坦因的考察情況。因為有高達爾的介紹信，斯坦因最初親切稱卡里米為“機警勤奮的波斯青年”（a very alert and obliging young man），但斯坦因也明白這是伊朗政府派來監視其考古調查的人員。

正是有這位伊朗向導，斯坦因的第四次伊朗調查留下了大量資料。這位年輕人在報告中記述了斯坦因的工作狀態：

“斯坦因就像是一位和藹的、不知疲倦八十歲老人，從來不生氣不發脾氣。在發掘文物時，就像母親照顧孩子一樣。”“斯坦因每天早晨6點起床，工作到深夜才睡。每天如此。”“除了考古發掘外，斯坦因每天寫大量的信件給朋友們，一年幾乎寫了一百五十多封。”“斯坦因有很高的語言天賦，會說普什圖語、烏爾都語和克什米爾地區方言，他和仆人講話都說方言。”斯坦因在考察中還經常向卡里米學習波斯語，而且卡里米認為斯坦因說這些方言都不會帶有口音。

在卡里米的描述中，斯坦因在考察中固執地選擇一些偏僻的羊腸小路，認為這樣才會有更大機率獲得新發現。在考察中曾有兩次陷入了在山地中迷路兩天、沒有食物和水補給的困境。長時間在大雪山中宿營，斯坦因的身體終于扛不住了，患病后他折回胡齊斯坦省，被迫結束了第四次考察。斯坦因和卡里米相處愉快，但是斯坦因發現，相較于條件惡劣的田野帳篷生活，這位年輕人更喜歡優雅舒適的生活。

關于卡里米后來的情況，我們咨詢了德黑蘭大學研究近代史的Goodarz Rashtiani教授，伊朗學者能夠確認的信息也不多。根據已有的研究推測，卡里米有可能是鎧加王朝時的貴族王子，后來獲得政府獎學金，在法國索邦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但是關于他的資料很少，從文字資料可知的是，卡里米在伊朗考古局工作了八年左右，1942年被派往波斯波利斯協助美國芝加哥大學考古隊進行過3個月田野發掘監察工作。消失在歷史中的卡里米，后來并沒有成為一位考古學家。現有的信息顯示，卡里米經營過一所中學并擔任校長，以后就再沒留下什么記錄。

1950年，卡里米在德黑蘭國家考古博物館館長的幫助下，用波斯語出版著作，講起他與斯坦因的這次考察。書中圖版來源于斯坦因的書籍，一些考古發掘的細節也來自斯坦因，但也有一些自己的見解，還增加了很多關于薩珊和早期伊斯蘭時代的波斯語和阿拉伯文獻注釋，以及早期歐洲探險家對于蘇薩的調查成果，這些是斯坦因著作中沒有的。書中還有卡里米在波斯波利斯的工作記錄，這應該算是他在伊朗考古局全部田野工作的總和。總體來說，在當時的波斯語考古調查書籍中，算是比較綜合全面的一本書，而考慮到斯坦因于1943年去世，其第四次考古調查的英文報告已在1940年出版，卡里米這本書涉及的圖文是否獲得斯坦因的授權就無從得知了。

斯坦因第四次伊朗考古調查報告

第四次伊朗探險考古

1935年11月7日，斯坦因在德黑蘭辦理完考古調查審批手續，開始正式第四次考察。他于11月17日到達波斯灣，再次從海港西拉夫出發，翻越扎格羅斯山脈，向著北部山區開進。斯坦因從上次調查的終點波斯波利斯出發，向著蘇薩進發——這是阿契美尼德時期的兩個都城，也是亞歷山大東征的道路。

當時，芝加哥大學主導的波斯波利斯遺址考古隊（1935～1939）正在團長施密特（E.Schmidt，1897～1964）的帶領下，使用飛機對伊朗北部山區和其他主要古跡進行拍攝，尋找潛在的考古遺址。而斯坦因正在各種偏僻的、荒廢的道路中穿行，以步行或是畜力進行“探險”。兩支考古隊，一支在天上、一支在地上，以不同的方式，一起尋找著尚未被發現的遺址。

途中，斯坦因對薩珊的石橋和拜火教神殿等遺址再次進行調查。在胡齊斯坦省的伊澤（Izeh）地區，斯坦因調查埃蘭時期的巖刻——其實已經有很多學者對此進行過研究，但斯坦因還是被此處數以百計的石雕所吸引。

1936年1月18日，斯坦因抵達沙迷（Shami）地區。根據當地行政官員介紹，在六個月前，當地政府為安置半游牧民族進行基建時，意外發現了青銅巨像文物殘骸，最大的一座青銅像殘高194厘米，此外還發現了一些青銅小像，挖出后進行轉移。斯坦因在州長家看到了已經發現的青銅巨像，獲知出土地點的具體位置和相關信息后，立刻對發現青銅像的遺址進行發掘，在為期六天的考古發掘中，他終于發現一座帕蒂亞時期的神廟遺址，并基本探明這座神廟遺址的建筑布局。

根據報告記載，斯坦因在發現雕塑的地方布置一條探溝，發現了一個長方形圍墻（約12.5 x 23.5米）的遺跡，中央有一個用燒磚建造的建筑。斯坦因認為可能是一座神殿，神殿四周有類似回廊的大廳，神殿中央區域為露天。斯坦因將考古過程和發掘出土物詳細記錄，同時根據雕塑風格推測其年代，他認為這些宗教神殿從希臘一直延續到帕提亞時代，并具有近東地區普遍存在的融合主義風格，將希臘對神靈的崇拜與對神職人員的崇拜結合在一起。但是關于該地區的紀年，從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到帕提亞時期是誰統治這里，答案還不清楚，而這個問題依然困擾著今天的學者。

伊朗國家博物館沙迷出土帕提亞青銅像?左慧敏

斯坦因在這里的發掘收獲很大，他發現了一批青銅雕像和大理石像。根據早期挖掘雕塑碎片推斷，該遺址至少有七個大型青銅雕塑、六個較小的青銅和大理石雕像。新發現青銅人頭像殘片、特別是女性大理石雕刻明顯有著希臘風格，有可能是美神阿弗洛狄忒，這些文物可能是希臘化時期在該地區的遺存。同行的卡里米在20日就寫信向德黑蘭報告了這一重要發現，而斯坦因則在24日結束了對這一遺址的發掘。

除了帕蒂亞時期的青銅像，斯坦因此次發掘出的兩片面部的青銅殘片特別值得關注。后來，這兩塊殘片被帶回大英博物館，經過拼合確認是屬于同一人像的面部，卷曲的頭發、高鼻深目，可能是某位希臘化時期的皇帝。這位皇帝是帕提亞帝國在公元前141年占領該地區之前的某一位統治者，但是大英博物館的修復研究人員也無法斷定具體身份，后來，斯坦因又將殘片還回了德黑蘭博物館。

盡管這些考古發現意義非凡，但沙迷遺址還是很快就被考古學家們遺忘了，沒有人再去繼續調查。2012年，伊朗-意大利聯合考古隊重新到胡茲斯坦省進行考古調查，他們根據斯坦因于1936年拍攝照片，確定了斯坦因發掘的大致位置，但現在該遺址已被覆蓋耕種。斯坦因發掘的探溝位于一個土丘的外圍，該土丘的總面積超過6000平方米，進行整體發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現在周邊地區還有很多大型的石料散落在地表，在一些現代房屋的建筑墻壁中還可以辨識出一些古代石料，遺址風貌已經被破壞了。2015年德國考古局對遺址出土的希臘化面部殘片和其他青銅殘塊進行了3D建模還原，得到一個大概的人像模型，幾乎是和真人同一大小的青銅立像，這也是該遺址的最新研究。

伊朗國家博物館沙迷出土希臘化青銅頭像及復原像?左慧敏

我們一行人專門去觀摩這些文物，看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現在的沙迷是一座小城鎮，當年的遺跡已經完全回填。據同行的王樾老師介紹，沙迷地區可能是帕提亞帝國的一處重要根據地，該遺址地處山間平原，現在該地方傳統服飾也和斯坦因發掘的帕提亞青銅人像的服飾類似。

在沙迷的發掘之后，斯坦因繼續前往沙迷的西北地區，短暫停留后，又經馬斯吉德伊蘇萊曼，在2月17日到達蘇薩。

蘇薩遺址經過法國考古學者的幾代發掘，已經探明從新石器時代之后的地層，并且修建了供考古學者使用的蘇薩城堡（Chateau de Susa）。斯坦因在這里見到了法國考古代表團團長M. de Macqunhem，在其陪同下參觀最新的考古工地。在這里，斯坦因動情地回憶起他在1887年前往印度工作的旅途中，途經盧浮宮第一次見到蘇薩遺址的薛西斯宮殿出土文物時內心的震撼。

蘇薩考古遺址?左慧敏

斯坦因在這里歇息了兩天，借助蘇薩營地的圖書館閱讀了法國出版的報告。20日，他坐車繼續北上，去古代希臘歷史學家記載中的“波斯之門”。

21日，斯坦因到達盧利斯坦地區（Luristan），這里群山環繞，氣候濕潤。盧利斯坦山地文化有著典型地域特征，這里還保留很多傳統山地部落的漁獵民俗，出土的青銅器和陶器一直很有特點, 當時黑市上也在流通“盧利斯坦青銅器”，在世界很多博物館都有收藏，這也是上世紀30年代的考古學熱點。

斯坦因到來之前，戈達爾、赫茲菲爾德等考古學家都對此做過發掘研究，當地文物盜掘嚴重。芝加哥大學的斯密特在斯坦因到達前的兩個月曾帶領考古隊在這一地區進行大范圍考察試掘，但少有收獲。斯坦因認真踏查過以往考古隊的工地，對法國早期考古隊的粗放發掘提出批評，認為是不負責任的發掘。在當地長老幫助下，斯坦因又在附近的幾處山谷地區發掘幾處沒有被驚擾的墓葬，得到一批完整的墓葬材料，包括約在公元前1000年鐵器時代的陶器、模范殘片、首飾和青銅器。如今，這些出土文物陳列在伊朗國家博物館。

斯坦因的這次考察從海岸線出發，經過高原地帶進入平原地區，這幾個地區間溫差很大，還是游牧民族季節性遷移的路線。斯坦因一路上目擊了很多游牧民族轉場，也記錄了所見所聞，是一份珍貴的人類學記錄。

之后斯坦因繼續沿著扎克羅斯山脈向北進發，進入現在的克爾曼沙阿省。再經過薩凱茲，到達了塔卡卜洞窟，這里希臘化時期的銘文也是斯坦因關注的對象，隨后他到達了烏魯米納湖。

1936年9月6日斯坦因抵達此行最北端庫爾德斯坦的哈桑盧丘地（Hsanlu Tepe），這是一個約有150戶人家的小村子，當地村民經常去附近的山丘盜掘一些墓葬，獲取陶器和青銅器等售賣。斯坦因獲取這些現地信息后，在這里選擇幾處高臺遺址進行發掘。除去地表上伊利汗國時期遺存外，這一地區出土青銅器和陶器是大概屬于公元前1500千年鐵器時代的墓葬，出土的陶器幾何紋樣和希爾亞克B類型的陶器類似，應該是從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的遺址。斯坦因對這里的發掘很滿意，還想如果有時間會再來發掘，當時正值秋收季節，當地勞動力已經忙著秋收，發掘人員不足，斯坦因只好停止這里的發掘。

斯坦因在這里的發掘對他后來的研究有重要的啟示，之后從1956年到1977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對這個發掘點及其附近遺址組織了14個季度的考古發掘，擴大調查面積，不僅發現了早期農業文明的遺址，也發現了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人類在該地區活動的遺址，這里為伊朗北部鐵器時代建立了標準的地層，這些遺址直到現在還在進一步的整理。有一處被斯坦因認為是自然山丘而放棄發掘的遺址，后來被考古學家證明是一座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大墓。

斯坦因在伊朗仍然沒有忘記新疆，1936年9月27日，他途經克爾曼沙阿省，發現這里的灌溉系統和新疆的坎兒井類似，這種地下水渠解決了這一地區蒸發量大的問題。隨著秋天的到來，伊朗北部越來越冷，斯坦因在前往克爾曼沙阿省訪問貝希斯頓銘文的路上感冒生病，到哈馬丹時，病情進一步加重，不得已停止考察住在英國的辦事機構里養病。

之后斯坦因返回胡齊斯坦省，在這里和卡里米告別后從霍拉姆沙赫爾港口坐船返回英國。斯坦因將這次發掘中一半的出土品留給了伊朗國家博物館——伊朗國家博物館由高達爾主持設計，1935年籌劃，1937年正式開館，斯坦因發掘的這批文物一直都在博物館展廳陳列。

哈馬丹省的城市遺址?左慧敏

告別田野后的回憶時光

斯坦因的第四次考察參照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軍隊繪制的地圖和早期法國調查的遺址分布圖，主要是沿著扎格羅斯山脈的線狀路線為基礎，將沿途所有的遺跡都進行調查，平均每天都要考察新的遺址，團隊工作量是巨大的。特別是我們沿著這條路線考察，置身于山區復雜地形中，更能體會到要在崇山峻嶺中辨識出古代土丘遺址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這些無疑給考察增加了難度。

這次考察結束后，卡里米在1937年去法國出差，斯坦因邀請他到倫敦，與自己在家中共度一周，一起整理資料，回憶伊朗的考察細節，尤其是他們從設拉子前往烏魯米湖的這段行程——這是古代埃蘭文化的故地和波斯腹地連接的大動脈，也曾是亞歷山大東征和古代商貿的主要路線，在古代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很多地區都沒有文獻記載。

再次分別時，斯坦因將伊朗考察的照片集送給了卡里米，這也是兩人的最后一次見面。1939年11月末，斯坦因在克什米爾的帳篷中完成了第四次的伊朗考古報告，并于1940年出版，其中提到卡里米的幫助，之后，斯坦因再也沒有去過伊朗。

卡里米在其書中回憶起與斯坦因最后的離別：斯坦因傷感地告訴卡里米，“我的生命已經結束，也許我永遠都不會再見到你，但是我向上帝祈求你的成功。”

（伊朗考察受伊朗文化遺產旅游手工業部和伊朗國家博物館邀請，得到德黑蘭大學Prof.M. Esmaeili 、Prof.H.Fazeli、趙苑琪博士、陳彬彬博士和鳳凰衛視李睿老師幫助照顧、考察旅程受到上海稻草人旅行社鼎力協助深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