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 學人Scholar

編者按：為慶祝余英時先生誕辰九十周年，香港《明報月刊》2020年第4期特辟“大師的風采——賀余英時嵩壽”專輯。其中，劉再復先生所撰《余英時與中國人文科學》一文高屋建瓴，對余先生所標示的中國人文科學的實績、境界，乃至其品行、悲憫情懷，皆有十分精到的論述。此處發布略有刪節。

我清清楚楚記得，二〇二〇年是三位同齡人九十誕辰的大好年月。余英時、李澤厚、許倬云，三人都是我的學術偶像，當代中國的文化圣賢。余英時先生誕生于一月，屬兄長。（學人按：此處刪去三十余字）李澤厚先生知道我在寫作慶賀余先生九十壽辰的文章，特囑我代為祝愿。他因年邁且早已封筆，就不另著文章了。

大學問家與大慈悲家

余先生當然是大學問家。二〇〇六年美國國會獎（二〇〇三年設立，每屆頒發給世界范圍內最杰出的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一人或二人）第三屆的獎項授予余英時先生與美國史學家法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九十一歲）。此獎仿照諾貝爾獎（獎金也是一百萬美元）。余先生榮獲克魯格獎之后七、八年即二〇一四年，他又榮獲唐獎——臺灣首次頒發的世界性大獎，可見他是眾望所歸，有口皆碑。

中國與印度的“重神話”不同，它“重歷史”即“重經驗”。歷史的經驗固然值得注意，但個人的經驗更可靠，更值得記取。我正是從個人的體驗中明白：余英時先生不僅學問好，而且做人做得好，即不僅學問偉大，而且心靈也偉大。屬于品學兼優的文化巨人。我知道他對國內常作批評，但他所作的一切，只是“明道”，即只是表明自己的價值觀（學人按：此處刪去二十余字）。

多數朋友只知道，余先生是大學問家，不知道他又是一個大慈悲家。出國之初，我用電話告訴他：余先生，這回我可斯文掃地了。他立即鼓勵我說，不是斯文掃地，而是靈魂頂天了！這句話像雷鳴電閃一樣，支撐我靈魂直立，并穿越了三十年漫漫的艱難夜空。他無所企求，也無所畏懼，說話格外率真！我到海外，從他身上得到最多的溫暖，每次科羅拉多州發生山火、水災、雪暴，一定會接到他安慰的電話。有一次，我正在鏟雪，他打來電話說：“你正在鏟雪吧！我這個電話就是要告訴你，不要自己鏟雪，可雇請年輕人幫忙，我們這里好幾個老人都因鏟雪而暈倒過去。”連我的妻子陳菲亞都感動地說：“我們在天涯海角里受苦，唯有比我們年長十二歲的余先生記住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開會期間，也唯有他和著名藝術家江青惦記著我和李澤厚先生的工作。他看到我發表在《明報月刊》上的文章，總是鼓勵。甚至看到我長女劍梅的文章，也寫信夸獎，讓小梅高興得很久。一九九三年我一家人到普林斯頓大學，在他家里住了一夜，他和陳叔平嫂夫人熱情招待我們，還說了貼心的話：“再復，上帝對你不薄，給了你兩個如此聰明美麗的女兒。”余先生什么都有了，關心我，沒有目的，無須任何客套，純粹是出于對大陸知識分子的悲憫。近十幾年，我勤讀佛經，不知道為什么，一提起慈無量心，悲無量心，就想起余先生。

記住胡適的名言

到了海外，我不想進入抗議運動，只想專心治學寫作。選擇之初，我生怕余先生不能理解。沒想到，我在電話里告訴他時，他卻滿腔熱情地說：“我支持你專心做學問，這才是根本。人家敬重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寫一些學術著作。”一九九一年，他給我回了賀年卡，鼓勵我應記住胡適的名言：“苦撐待變。”第三年我到他家作客，他還解釋道：“苦讀書，苦寫作，這種歲月也很難得。”在余先生的鼓勵下，我真的拼命讀書，拼命寫作，總是處于沉浸狀態之中。前三年我在香港，他還激勵我說：你一心一意寫作是對的。他幫助我，只給予兄長般的暖流，不干預我的生活，更不干預我的人生選擇。在與他的交往中，我只感受到他的大悲憫情懷。在他九十誕辰之際，我把十五年前用筆名發表于《世界日報》之《中國人文科學的實績、境界與光榮》一文，轉發于此（編者按：見附錄），以示慶賀。

附錄

中國人文科學的實績、境界與光榮

余英時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是一個為中國也為人類工作的人。他雖然立足于探索中國思想文化傳統，雖然富有故國情懷，但他的精神創造卻超越中國而且有人類性的普世價值……

美國《紐約時報》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兩位杰出歷史學者分享百萬美元的人文科學獎》為標題，刊登獲獎者照片并詳細報道了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余英時先生與九十一歲的美國著名史學家法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一起榮獲由美國國會圖書館設立的克魯格人文科學杰出成就獎。喜訊傳開之后，普林斯頓大學同仁立即集會慶賀，而海外華人學界也歡欣鼓舞。

克魯格獎全稱為JohnW. Kluge Prize，設立于二〇〇三年，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親自主持和督導，并要征詢兩千名以上的讀者和專家意見與推薦，全部過程極其嚴格。

設立此獎的意圖顯然是在補充諾貝爾獎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闕如；因此，立獎時便仿照諾貝爾獎，每年頒獎給史學、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杰出學者（也就是諾貝爾獎以外的學術文化領域的卓越貢獻者）一人或兩人，獲獎者可在全球范圍內選拔。

二〇〇三年此獎頒給波蘭裔哲學家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舉世公認的成就卓著，令評獎的第一炮就響徹全球。二〇〇四年頒發給法國哲學家里克爾（Paul Ricoeur）和美國史學家帕里坎（Jaroslav Pelikan），也屬于眾望所歸。二○○五年未頒獎，二○○六年是第三屆。因為余英時教授在當代世界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領域里，成就異常突出，本就走在人類思想精英的最前列，所以被選中并非偶然。

正如獎項發布公告對余先生的評語所說，他是當代“在中國和美國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也正如獎項第一主持人、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也是史學家）華林頓（James H. Billington）所說：“余博士的學術及其博大精深，他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與文化的影響力跨越了許多科技、時空和議題，已深深觸及重大問題和人性的真諦。”余英時先生的獲獎，再次證明克魯格獎的召集人與評審團很有眼光，很有學術水準，它被稱為“人文諾貝爾獎”并非虛傳。

余英時先生獲得克魯格獎，是他個人的光榮，更是中國當代人文科學的光榮。這是中國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盛事，它將銘刻于華裔人文智慧創造的功勛簿上。如此評價，一點也不過分。在近、現代史一直處于邊緣的位置，根本進入不了歐美人文研究中心地帶，根本不被西方學界看在眼里，正如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不被瑞典學院的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看在眼里。

余先生此次以自己超群的（不僅超中國之群，也超西方之群）、無可爭議的人文業績使西方學界刮目相看，確認在中國文化母體中誕生的中國血緣的學者擁有跨越科技、跨越國界、跨越時空的非凡智慧，確認他在西方學術中心地帶進入“重大問題和人性真諦”并獲得非凡的建樹。這種確認在一百年前，五十年前甚至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思議的。正是這種不可思議的確認，使余英時先生的成就帶有劃時代的標志性意義。它標志著中國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已進入國際史學研究與哲學研究的主流，它的思想成果并非枝枝葉葉，而是人類思想大樹主干的一部分，它也在支撐著今天充滿生機也充滿困境的人類社會尤其是人類的良知體系。

雖說余英時先生的成就是中國文化中國人文科學的光榮，但這并不意味著中華文化一定會產生余英時，也不是意味著這個歷史時代一定會產生余英時，當然，也不是到西方深造后就會產生余英時。這不是一種必然。反之，余英時的產生與歷史上其他卓越人物的出現一樣，是一種個案。余英時先生的成功完全是生命個體的天賦、精神加上后天不屈不撓的勤奮的結果，當然也包括他選擇的錢穆、楊聯陞等老師扶持的結果。

余先生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多災多難的時代，也是一個政治權力倒一切的時代。這個時代對于人文學術來說，不僅不是好時代，而且可以說是很壞的時代。但年僅二十歲的余英時卻幸運地走出政治陰影，奔赴香港新亞書院拜錢穆為師，攻讀五年后又跨洋過海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深造六年，更系統地鉆研中國國學原著，理清其數千年脈絡。由于他過人的才華和超人的勤奮，再加上國學與西學的雙重修煉，他在三十而立之年就進入“不惑”之境，完全打通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血脈。這之后的四十多年，他便進入一發不可收的精神價值創造時期，孜孜不倦，直到七十歲之后，還寫作了《朱熹的歷史世界》這部長達一千頁的歷史巨著。結束了學界只知朱熹乃是“心性”學之大成，不知其余的局面。余先生把朱熹的貢獻全面展現。四十年來，他的著作頻頻問世，讓人難以跟從其步伐。而其品質和功夫，又少有同時代的中國學人能夠企及。《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專著之外，還有大量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文章，及為師友、后來者所寫的序跋。余英時的書單，可以說是華人學者（包括大陸、臺灣、香港、海外）中最豐富、最有分量的書單。這個書單它涵蓋的學術蘊藏，體現并代表二十世紀下半葉至新世紀的今天中國人文科學的實績，當之無愧的最具代表性的實績。

余英時先生的名字與成就不僅代表著中國人文科學的實績，而且體現出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境界。這一境界首先是他個人獨立不移的學術立場與作風。他和他的老師錢穆先生一樣，盡管有自己的政治傾向，但從不拉幫結派，從不稱王稱霸， 從不自炫自售。“君子群而不黨”，他連“群”都沒有，只有“己”的耕耘，“己”的著述，“己”的聲音，比君子還君子，是徹頭徹尾、不黨不群的“單干戶”。但是，他并不是一個明哲保身的個人主義者，他雖不參加任何黨派活動，不立山頭，也不承擔任何天下“重任”，但他卻敢于面對天下，面對中國，面對一切人間黑暗，并敢言敢寫敢說真話，敢于進行坦率的政治批評與社會批評，絕沒有中國文人常有的酸氣、矯情，更沒有奴才氣。他是當今中國一個毫無奴顏與媚骨的真正知識人。由于他生性耿直，所以嫉惡如仇，見到WG這種“牛棚”現象和其他種種人間的不平現象，就憤而直言，說出他人說不出或不敢說的話。他說這些話，究其根本，是在替他精心研究的“士人”仗義執言，抗議權勢者對知識人的壓迫和對優良學統的摧殘。 他批評郭沫若等的依附權貴，又竭力肯定陳寅恪、顧頡剛、吳宓等的學術原則和關注他們的命運，無非都是在維護知識人的一點起碼的尊重。從表面上看，則是“很文化”、“很人性”。有些對人間黑暗從不置一詞的聰明學者，給余先生扣上“FG”帽子，無非是要借此抹煞余先生的巨大成就，并讓普天之下都來預設對知識分子和對中國文化的肆意踐踏的合理性。其實，在文化高度極權的條件下，余英時先生的人格才是中國最缺少也是最寶貴的人格。

但是，余英時先生榮獲克魯格獎，其根據卻不是他的社會政治批評，而是他真正富有原創性與建設性的學術建樹。只要閱讀余先生的論著，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奇特的文庫，其中沒有一篇空頭文章，也沒有一部是只炫耀學問姿態而不尋求真理的著作。余先生曾說：“真正的史學，必須是以人生為中心的，里面跳動著現實的生命。”（《史學、史家與時代》，見《余英時文集》第一卷頁九十）他這樣說，也這樣做。我們在他的論著中，看到的是歷史、現實、心靈的交融跳動，是學術與生命的連接，是活的史學不是死的知識材料。于是，我們會發現余英時文庫有幾個“三通”特點，也可以說是三者兼備的特點。除了“文、史、 哲”三通和“學、膽、識”三者兼備之外，進而還會發現，他的論述非常扎實，論據非常可靠，考證功夫很深，而在論證的過程中，不僅眼界非常開闊，而且心胸充滿理解的同情與慈悲，從而又呈現出“史德、史識、史實”三者的一致。如果更深一步，用更“內行”的眼睛觀察，又會發現余英時先生在大方法論上，致力于打通“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三大領域，而每一領域又是中國古代、中國現當代與西方人文史的三者并舉。讀余英時先生的名作是一種享受，因為他不僅是科學，而且是藝術──在復雜浩瀚的知識滄海中游刃有余的藝術，學問、思想、文采等三絕兼有的藝術。人文科學達到此一境界，實非易事。所以我們要說余先生不僅代表中國當代人文科學的實績，又代表著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境界。

余英時先生繼承了錢穆先生的優秀學統，又加以發揚光大。在地下休息的錢先生看到自己的學生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一定會感到欣慰。“長江后浪推前浪”，余英時先生在其導師手臂的推動下，不僅用中文寫作，而且用英文寫作，不僅在華文世界產生影響，而且在英語世界里產生影響。此次獲獎并非因他是中國人，他的成果需要兩千名讀者與專家的推薦，這其中大部分可都是美國人和西方學者。余英時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是一個為中國也為人類工作的人。他雖然立足與探索中國文化思想傳統，雖然富有故國情懷，但他的精神創造卻超越中國而具有人類性的普世價值。在人文科學被政治所奴役的時代里，在以西方史學哲學為「典范」的環境中，一個中國學者能如此燦爛的屹立于世界文化的面前，實在是中國人文科學的光榮。

寫于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國科羅拉多州

以上是我在余英時先生榮獲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獎時，用筆名“石峻”寫的文章，此時就不另寫了，只使用舊文章真實地表達我的無限敬意。敬祝余先生萬壽無疆！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于美國科羅拉多州

（本文轉載于公眾號“近代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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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劉再復：余英時與中國人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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