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就在一個月前，筆者的同學圈里還流傳著一張留美中國博士們相互打趣的拼圖。拼圖由四張一模一樣的油畫組成，油畫的內容是趴在桌上奮筆疾書的使徒保羅。讓大家會心一笑的是油畫邊的配文：研究生(grad student)、保持社交距離的研究生 (grad student social distancing)、隔離的研究生 (grad student in quarantine)、解除隔離的研究生 (grad student after quarantine)。圖片輕微惡搞，但是內涵豐富，一來，這無非是博士的自嘲群像：生活單調、缺乏社交，整天浸泡在自己的世界里與博士課題作斗爭；二則，這一類貼圖是留美博士生們窘迫生活的真實寫照：即使被隔離了，還是要硬著頭皮干活。連疫情這種洪水猛獸，似乎都影響不到與世隔絕的博士生們。3月初的美國高校即將迎來春假，想來大家心情不錯，都對學期中長達十天的修整充滿期待。放在當時，誰能想到一個月以后，很多人已經笑不出來，只能無奈的歪一歪嘴角了呢。

疫情如何在北美肆虐，當然無需贅述。媒體與網絡上充斥著真真假假的信息，引人熱議。但是關于疫情對于北美高等教育界的沖擊，報道不算太多。上一波熱議，還停留在對大學慌亂之中清理學生宿舍的討論，近十余天來，則是對留學生歸國正當性的你來我往。但是這些討論，主角多是本科生、甚至年齡更小的未成年留學生們，至于因為各種原因選擇留在北美的博士生與博士后群體，似乎并沒有吸引太多關注。本文作者在美東地區費城的一所大學研學中國歷史，在即將踏入職場的當口遭遇了新冠疫情的狙擊。這里便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談一談留美博士們不知于何處安放的未來與前景。

“Money talks”與“Hiring freeze”

在號稱追求真理、放眼人類文明的美國高等教育界，即使不能說錢是萬能的（money talks），沒錢也是相當麻煩的事情。作為新冠伊始便早早關閉的社會單元，美國數以千計的大學和文理學院很快陷入了財政緊張。雖然3月末美國國會已經允諾，擬撥款140億美元幫助那些不得不關閉校園的高校挺過危機，大量高校仍感捉襟見肘。來自學生們的錢首先便指望不上了。不少學生或主動、或被動的搬離宿舍，那么他們便沒有了繼續支付住宿費的理由。與此同時，學校不得不對 “膳食計劃” (meal plan)進行退款：這是一筆針對不少本科生，尤其是低年級本科生的強制收費，要求他們必須在校內餐廳解決伙食問題。眼看著疫情好轉遙遙無期，有的調查問卷甚至顯示有高達百分之二十的學生在考慮是否回到學校繼續秋季學期。如果他們選擇延緩回校，那么高校預算中這一部分學費的收入也就泡湯了。在全社會經濟停擺的情況下，甚至會有不少學生因為家庭經濟狀況的考慮，不再回到課堂。

高校財政收入的另外兩大部分，國家財政撥款及私人捐款，同樣不容樂觀，原因無需多言。不少高校視作創收項目的暑期夏令營，在現下看來，也是基本無望。但與此同時，高校仍需定額支付教職員工的薪酬，保障學校基本設施的運轉，以及購買大量電子書及線上教學軟件使用權限。源不能開，流無法節，高校財政壓力陡增，難怪普遍認為國會的撥款是杯水車薪。在這樣的危機之中，不少高校的人文精神值得肯定。有的高校繼續承認臨時工程合約的有效性，即使停了工，仍然愿意支付工人直到六月的相應薪酬；亦有高校深切體察博士生們的生活不易，愿意為此前并不享受醫療保險的博士生家屬承擔特定時期的醫療保險。不少教職員工也表達意愿，提出自降薪水，或是放棄加班津貼，以協力共克時艱。

Hiring freeze 是近來見諸紙端的一個高頻詞，直接翻譯過來，大概可以稱作“招聘凍結”。大量高校都發出或公開、或半公開（校內）的聲明，宣布各院系、各行政部門的延緩或暫停正在進行和計劃的招聘程序。疫情爆發伊始，布朗大學便由教務長理查德·洛克宣布，停止兩個財政年度中的所有招聘。作為常春藤聯盟的一員，布朗大學絕對算得上美國高校中有錢的少數，全美高校財政緊張程度可見一斑。自三月中旬開始，美國博士求職指南The Professor is in的作者凱倫·凱爾斯基在線上發起征詢，號召全美各個高校的博士分享各自學校的相關政策。筆者在3月26日上線查看時，共有56個高校發出了與“招聘凍結”有關的通知；二周以后的4月12日，已經有291間高校榜上有名。這些高校遍布全美各個區域，所凍結的職位也并不限于某些專業。當然可以推測的是，醫學、生命科學等專業所受影響較小，畢竟這些學科對延緩疫情“貢獻較大”，而人文學科，比如筆者就讀的歷史學，則無疑屬于那些并不用急著擴招的專業了。由凱倫·凱爾斯基主持的線上共享編輯文件可見，大量學校的措詞是“無限期停止/暫停/取消招聘”，至于那些給出具體日程的學校，則多數將重新開放的日子定在了2021年。即使是為數不多、受災不算嚴重地區的高校，也將凍結日期至少設置到了今年秋天。每一個新員工背后都是一筆可觀的支出，美國高校在經濟受到重創的情形下如此應對，也不能說讓人意外。畢竟在這樣的特別時期，以不變應萬變是合乎邏輯的做法。

美國的高校招聘往往是一個長達數月的過程，以博士生求職為例，通常在前一年秋季提交申請材料，冬季進行第一輪電話或視頻面試，春季進行校內第二輪面試及試講，最終在3月中下旬到4月期間陸續收到錄用通，知及完成聘用程序。但是在很多高校發出的“招聘凍結”通知中，往往都會出現“立即執行”的字眼。這就意味著，只要求職者在通知發出之前沒有收到正式錄用通知，那么便一夜回到解放前：不論程序走到了哪一步，此前數月的心血就算白費了。疫情肆虐之際，正是北美高教界招聘新人、續簽合約的時節，此時的“一刀切”無疑對成千上萬的青年學者造成了巨大影響，這其中，當然包括大量的中國留美博士生、博士后們。筆者身邊最為極端的例子，是一位朋友在過五關斬六將之后，已經得到了錄用的口頭承諾。然而短短幾天以后，便就被告知職位取消，何時再次開放時間不明。朋友感嘆人生無常，時代的一粒灰，對他來說，真的是一座山。除卻求職的青年學者們，連即將開始博士生涯的學生也受到了影響。亞利桑那大學便發出通知，對于那些已經發出的博士錄取，只要還沒有被接受，那么這些錄取便將被收回。這一舉措背后的邏輯被學校發言人如是包裝：“新冠疫情給我們造成了沒有預料到的財政壓力，我們希望給那些還沒有接受錄取的學生們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可以想見，接下來兩年間的高校博士錄取，同樣會經歷不同程度的比例收縮。

新冠疫情期間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華社 圖

如何自洽與何處安放

除卻不甚明朗的前景，留美博士還需面對認同與立場的取舍。新冠疫情猶如地震，破壞了學術界努力維持的政治正確。在政治與媒體的輿論裹挾下，理性、客觀、中立日漸成為一種奢望。這些天來，圍繞著大家已經有些耳熟能詳的政治碰撞、外交摩擦、輿論指責，社交網絡上的陣營分明的相互攻伐隨處可見。有的留美博士加入論戰，群情激憤，鮮明的表達態度；有的嘗試維持中間立場，卻擋不住來自各方的質疑和標簽，被逼著選擇陣營；謹言慎行希冀獨善其身者，也很難置身事外，默默關注的同時，多少會沾染上一些情緒。隨著疫情在歐美地區的大規模爆發， 歐美社會的集體心態已經從隔岸觀火發展到了城門失火，手忙腳亂之余，中國便成了很多謾罵之下的替罪羔羊。而多數以學業為重的留美博士們，大概便是順帶遭殃的池魚。

留美博士何去何從？相信這是很多人不得不認真審視的問題。美國的高教職場原本便競爭激烈，以筆者熟悉的中國歷史專業而言，每年開放的職位本就不多，數百人爭奪一份工作的情況并不夸張。在每年新近畢業的博士以外，還有大量的博士后及兼課講師等待市場消化。此番疫情席卷，情形當然愈加嚴峻。美國經濟究竟被影響到何種程度，現在言之尚早，但若說高教界即將遭遇降溫，大概沒有人會反對。縱使疫情得到控制，求職市場在二年以后逐漸復蘇，這期間擠壓的更多待業博士，只會讓重新開放的職場異常擁擠。事實上，美國高教界的“終身教職”（tenure-track）系統已經搖搖欲墜了。《福布斯》雜志新近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終身教職系統正在死去》（Tenure is Dying）。文章作者理查德·萬德，俄亥俄大學經濟系的榮休教授，為大家算了一筆賬。他提到，在一所還不錯的大學，一個終身教職體系的正教授如果每年承擔六門課的教學任務的話，那么雜七雜八、來自學校的收入大約是10萬美元，這其中還不算各類的醫療、教育和生活福利。如果沒有重大過失，這些教授和校方的合約其實是沒有期限、直到教授退休的。而在美國的高教界，并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因此在財政危機中，高校有時甚至要“賄賂”終身教職系統下的老教授們，讓他們提前考慮退休，以減輕學校的財政壓力。因為這一個體系下的教職是“終身制”的鐵飯碗，學校每簽下一位教授，便意味著之后的數十年間，每年會多出十數萬的開銷，因此越來越多的大學對聘任“終身教職”體系的科研人員愈發謹慎。相反，很多學校在“基本盤”不動的情況下，傾向于招聘“非終身教職”體系的青年學者。新近畢業的博士和博士后們苦于找不到工作，也都愿意先在這種體系下過渡。當然，他們一方面需要承擔繁重的教學任務，另一方面又要面臨生活的不安定感：下一年自己會在何處漂泊從來都是未知數。很多青年教師已經成家，拖家帶口四處奔波、或是夫妻雙方長久異地的情況實在是稀松平常。這許許多多的不便，都在無形中給留美的中國學生學者造成許多壓力。

如果美國早已接近飽和的高教市場無法消化大量的待業博士，大量留學人員學成歸國在所難免。事實上，筆者身邊的不少朋友已經開始做起了打算。近些年來，國內高教界的求職市場亦不算友好，水漲船高，競爭激烈。可以預見的是，作為新冠疫情的余波，大量的留學生學成歸國，必將對國內學界、業界造成不小的震動。不過若是國內高教界能夠消化這一大批海歸的話，相信從長遠來看，還是利大于弊的。留美博士與本土博士在訓練方式、問題意識、學術理路上面都有不同，如果能夠促成這兩個群體的良性互動，相信對中國高教界的蓬勃發展不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