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武漢念書，2020年1月還在和母校的同學忙前忙后籌集募捐，隔空指揮父母防護消毒，卻從未想到疫情也隨著全球化的潮流，一路蔓延至德國。

2020年4月2日，德國哥廷根一家商店的櫥窗里用裝飾表達著關懷：保持健康，我們彼此在一起，照顧好自己。本文圖片均為 申屠余夏 拍攝并提供

君子協定 

3月18日，我和室友Rico為爭取生存權而大吵一架。他帶來訪的朋友入室，完全忘了“1.5米以上的間距、戶外社交”的原則，而且還喝醉了，玩瘋了。恐怕這不是孤例，在這段時期，這種無形的、荒謬的“內戰”發生在學生宿舍中。我們在“分道揚鑣”前重新約法三章，家中不接待任何訪客，因為我們也可能是對他人的威脅。歡迎朋友們來，但只限于樓下花園里聊天，可以一起打排球、曬太陽，但是室內不允許進入。于是君子一言，我又陪他“豪賭”留下來一次。

從3月23日零點開始，德國正式進入全國宵禁，原本人口密度低的歐洲小城更難見到人了。手機屏幕左上角的信號提示已經從Vodafone（沃達豐）變成了StayHome VF.DE（待家里），我經得住自我隔離，運動科學系的“土豆室友”（德國人經歷二戰，土豆簡直是他們的精神信仰，餐餐都吃）像只猢猻，他躺在沙發床上握著遙控，扭著身子，科普節目Galileo（伽利略）講解新冠肺炎，出的測試題都和病毒有關，就連烹飪節目的主持人也是一邊解說，一邊聊新冠。室友一聲嚎叫：天吶，我已經坐了兩個月的“月子”（因為膝蓋負傷，他已經提前靜養了一個月），簡直要把人逼瘋。接下來的日子是要為了生存還是生活？

我和Rico共住的公寓陽臺上，掛了一個福字燈籠。

湖邊散步，來自陌生人的問候 

3月27日下午，我和久未見的醫學博士Mufassara相約去湖畔，她習慣了提前五分鐘，而我也一貫是分秒不差，兩人一見面，各自退后一步，忍不住笑出聲來。

她很遺憾自己還沒開始冠狀病毒檢測中心的志愿者工作，就不得已停工了，因為上周突然有了流感癥狀。我還沒出聲，她就看出了我的緊張，接著分享好消息：中午剛拿到檢測陰性的報告。回憶癥狀初發時的情狀，她只覺得人生如夢，即使是學醫出身也難免心頭為之一顫。她怕自己成為移動的傳染源，把自己禁閉在家中，只有倒垃圾的時候才敢出門，又怕影響到宿舍中的其他同學，避開電梯而改走樓梯。在強傳染性的疾病面前，人的恐慌不僅來自于病魔對自己本身的傷害，還在于文明社會中對他人的責任。

雖然病毒潛入了生活，攪亂了節奏，但人生不只為了茍活。街上仍有人，我們一路向西走，迎面來了一位慢跑者，我目測距離不足2米，立即往右側撤半步，跑步的人也同時往左靠半步，招手問一聲：Alles gut！（一切順利！）還有一些零星的人，也是獨自或成對出現，遛狗，散步，雖然不相識，迎面都會微笑或問好。我感謝每一位遵守規則的“好市民”，在出讓大多數自由的同時，也為自己保留了僅剩的運動自由，要知道德國大眾簡直視運動為生命。盡管這樣的幸福也許不會長久，如果城里的感染率繼續上升，外出就需要慎重了。

河畔風景 

Mufassara說她喜歡德國人之間的問候，即使是陌生人，見面都會問候與微笑。在她的家鄉巴基斯坦，若有人莫名其妙地朝自己微笑，就會渾身帶著不安感。我比照了中國，好像也是如此。新聞推送進來，Mufassara說意大利一位101歲高齡的老人戰勝了冠狀病毒，活下來了。我沮喪地說，昨天下午和醫學院的另一位朋友出門散步，卻是悲傷的故事。她同事的意大利鄰居在一個月中，一口氣失去了父母與祖父母。想說安慰的話，卻不知道從何說起，想給一個關懷的擁抱，又受制于社交距離的禁令，兩人陷入沉默。

回家的路上，我們在Bar Celona（Celona酒吧，諧音巴塞羅那）門口看到三個并行的二十歲出頭的青年人。他們大概喝高了，勾肩搭背，說著胡話。旁邊一位拾荒的白人婦女遠遠喊著：“臭小子，像話點，保持距離！”青年人一路噓聲: “Coronavirus!”（冠狀病毒！）這就是令德國政客連連搖頭的“自私的一代人”。

地面的涂鴉：社交距離會使家庭暴力的危險升高，有必要可撥打援助電話。

解壓的淚水 

3月28日，我在戲劇課程上創作的關于武漢疫情的劇本得到了老師的支持。從二月底開始，十余位同學就持續地“云上”排練。下午，和劇組的朋友們在線完成了最后一次討論。天南地北從未見過的彼此，在四周的磨合后日漸熟悉，第四幕大年三十的那一場尤其本色，仿佛四人真的成了一家子。互相埋汰的老夫婦，疫情中突然成長的兒子，漂泊在海外的女兒，齊聲鼓掌，說著祝福的話語，我忍不住哽咽了起來。原本是一群在歐洲的人，遙遠地祝福武漢的朋友，現在輪到了武漢的朋友來叮嚀我們多加防護。和劇本起始描寫的故事如出一轍，無非是時差7小時的距離，四周之間，災情席卷全球。

自新冠病毒被宣布大流行以來，意大利已有一萬人病死，緊隨其后的是同樣承受巨大打擊的西班牙，24小時內有830人死亡，這是迄今為止該國最高的增幅。晝夜分割好像只對數據統計有意義，我昏天黑地地睡覺、寫作業，已經很久沒有看數據了，除了冰箱上貼著的一周飲食的rap在告訴我，Monday吃mango，Tuesday吃tuna，Wednesday吃whatever（周一吃芒果，周二吃吞拿魚，周三隨便吃什么）……感受不到日期，時間在流逝。

一周食譜

德國一直以離奇的低死亡率令人“瞠目”，有人遙遠地為我打氣。也有人暗暗心焦：即使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的疫情比德國糟糕五六倍，但是樂觀的南歐人在精神上、心態上的恢復可能仍比德國人來得快。

關于宵禁的爭議，從開始到執行，直到現在都從未休矣。德國心理學協會希望復活節（4月20日）后能取消宵禁，因為德國有高達30%的人口有不同程度抑郁癥。我查不到他所說的30%，卻從另一處資料中得知，抑郁癥被稱為德國的“民族疾病”：每五個德國人中，就有一個在其一生中患有抑郁癥。每年，有近530萬德國人因患有單相抑郁癥需要治療，卻只有極少數人能得到有效結果。原本春暖花開時，正是社交的好機會，但因為這突如其來的宵禁，治療抑郁的天然良藥沒有了。就在3月28日這天又得知，黑森州的財政大臣因抑郁癥自殺去世。

關于解禁的討論，各大媒體都在線播報著不同團體的各種聲音，做決策前要考量的方方面面。災難從來無法避免犧牲，只是如何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何種犧牲不算太大，何種做法更顯得人道主義？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高緯度作祟，我的情緒也隨之感傷。社會是噪音太多的輿論場，明知要懂得過濾，仍會不自覺地聽進一些刺耳的聲音。我沒有被任何一個外國人遙遠地指著鼻子罵Coronavirus，卻隔著屏幕也感受得到無知網民的戾氣。

有人在街頭豎起稻草人，為流落街頭的難民呼吁住所。

我按捺不住情緒，打開水龍頭，借著水聲大哭一場，哭完了，心里頭解不開的結也就打開了。陌生的校友小窗聊天，她說著安慰的話，希望我仍能保持一份樂觀，原話是：你現在的生活就很積極陽光，可以作為海外華人疫情期間的標桿照鑒。我感謝她專程的安慰，說是情緒已隨著淚水離開，不該沉浸在其中。

有人分享在重災區北威州的購物樂事：超市歸來，菜品不夠新鮮，奶酪瀕臨保質期，貨架滿滿當當，營業員比顧客多。德國人宅家不想出，荷蘭人不敢逛怕招致病毒，結果被戴口罩的中國人撿了個漏，實現了一次大采購。

3月31日，Rico有些想念爺爺奶奶，但是按照宵禁的要求，拜訪老人是不允許的。他撥通了爺爺的電話，互報平安。看著飛漲的數字，他問我中國是如何做到如此神奇，能夠讓數據達到8萬后便突然停了下來。我告訴他，緩下來不是停止，國內正在上升第二波疫情，看不到的數據都似一股暗涌，悄悄地醞釀新的浪潮。

他不喜歡我潑涼水，卻也看得到現實，流動就是傳播，也許最終也不過是走向“從群體感染到群體免疫”的道路，但是不意味著過程中不采取積極的措施。德國目前每周都有多達50萬例測試，在”test，test，test”（測試，測試，測試）的口號聲中，不斷暴露感染人數，醫療、疫苗研發都在跟進，做最壞的打算，卻不放棄美好的期待。我倆比比拳頭，飲盡一杯晨間咖啡。

德國人的特質 

來說說我看到和讀到的德國人吧。

櫻花盛開的哥廷根大學校園。

自律 

我雖然久聞德國人的自律，但生活日常與年輕人接觸較多，也會看到他們的“隨機應變”。曾經有過懷疑與擔憂，卻在宵禁時，真實地看到強大的自律精神對控制疫情起了無形的助推作用。

人們默認了1.5米到2米的社交距離，但人與人之間并不冷漠，不相識的人相道“Hello”是常態。哥廷根的街頭，我沒有看到四處巡邏的警察，但在柏林等大城市的確有警車來往街道中，喇叭里喊著“呆在家里”的口號，新聞也會報道抓獲在外聚眾的現象。

也許應該感謝自己生活在整體素養較高的知識之城，12萬的總人口中有3萬余人是在校大學生。村中的中老年人也有不少是哥廷根大學畢業的，守衛城池與守衛自己的身體健康，其意義是相同的。

大學校園對面的墓園

“為了重獲自由，我們可能不得不在其他地方作出讓步。”德國財政大臣Helge Braun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民眾以模范方式遵守了這些規則，因此我深信，我們在幾天內將看到他們的成功。”我也認可，若不是有成功的土壤，這種冒險的選擇斷然不會應用在災難和危機前。當然凡事有例外，一直有人在試探著底線，放之四海皆準。“少管理思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檢視者與民眾發生沖突以及拳腳相迎的惡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坦誠 

我曾不止一次抱怨室友：你能把話說的漂亮點么，那么直接的表達有些傷人，但他直言做不到。他總跟我說，在德國要be honest（坦誠），這樣可以提高溝通效率。我們在一個屋檐下不停地小摩擦，卻也能日漸了解彼此，達成共識。

上周有朋友來表達關心，一切保重，看到數據不理想。我也學會了德式回答：數據的確挺難看的，政府已經預測本周三（4月1日）感染人數會突破七萬。目前死亡人群仍集中在老年人中，“必須有效保護社會中的老年人和患病的人，直到有疫苗為止”是德國應對疫情的共識。禁止訪問老人院，不拜訪老人。德國的城市里老人獨居較多，不太與晚輩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感染的概率（盡管也發生了多起老人福利院集體感染）。

騎車到郊外散心的人留在路邊的自行車

目前德國的重癥監護病床數已從2萬8千張增加到4萬張，配備的呼吸機也增加到了3萬臺，從數據上看，幾乎是國際領先了。政府和專家層面不排除患者激增的可能，也擔心醫院和設備可能不堪重負。從默克爾最開始喊出“60%到70%感染的可能性”開始，德國政府似乎總是在“報憂不報喜”：也許我們不得不假設，非常態的生活將持續一年；長時間的封鎖存在集體風險，整個經濟都可能崩潰……滿滿的負能量！但民眾似乎也默認了這種常態。死亡年齡的中位數是80多歲（每日都有波動），鐵打的德國青年人滿以為可以掉以輕心，近日有新聞發布，一位青少年感染去世，算是有效震驚了一些不怕死的德國青年。

和睦

倉鼠購物的成果 

從倉鼠購物（Hamsterkauf，即像倉鼠那樣囤積式的異常購買行為）開始，Rico就在擔心窮人是否能得到、買到便宜的食物，或得到捐贈。此前超市每日所剩都會交予慈善機構。德國民間常能看到令人動容的點滴，疾病無情，人間有情。樓棟里不知道是哪個姑娘寫的倡議：晚上九點鼓掌迎接仍在一線工作的超市營業員、醫護人員、警察們。沒有把他們拒之門外，是精神上的支撐。鄰里之間，幫老人購物成了共識，我和Rico日常會幫助對門的Fusch太太買菜。也有人主動貼告示，樂意幫助行動不便的人出門遛狗。

我和母親因為疫情的“冷戰”在一條消息中戛然而止。新家快裝修好了，她發給我看臥室的照片，她怕燈帶不夠亮，影響我看書，特意多加了一個吊燈。我埋汰：“老土。”“不喜歡拉倒，夏天回來自己挑。”夏天快快到來，我想回家去看看那盞丑吊燈。

同學拍了落雪的場景，我轉發給母親，她感嘆：“真是空曠，果然不用戴口罩，出去走走挺好。”對于有哮喘的我而言，戴口罩引起的呼吸不暢又是一件極具挑戰的事情，可是我的腳丫子就是愛往外面跑。

疫情結束后的日子，我們還打算放風箏，登山，騎腳踏車呢！

3月12日，我和室友Rico“禁足”前最后一次在外面吃午餐。那天學校食堂供應：三文魚、土豆和梨。 

（作者申屠余夏畢業于華中師范大學，目前在德國哥廷根大學攻讀漢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