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下午3點30分左右，載有256名上海支援湖北醫療隊員的MU7874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

這架飛機上乘坐的醫療隊員來自上海三家市級醫院，分別為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第五人民醫院、第七人民醫院，其中第一人民醫院共有156人，其余兩家醫院各為50人。

上海支援湖北醫療隊員在武漢天河機場，準備出發。仁濟醫院 供圖

2020年4月6日，武漢，上海市第七人民醫院ICU護士胡雨坐上大巴去機場，她的爸爸開著車帶著一家人一路相送，迎著風，爸爸大聲說“我送你到機場”，弟弟妹妹們坐在后排，舉著“感恩上海醫療隊”的牌子。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醫療隊員拍攝

用詩抒發感慨，40多天見證武漢在春天蘇醒

抵滬后，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腎內科護士葉稚茵感慨：“40多天里，見證了武漢在春天蘇醒。”

武漢的經歷讓她改變了心境。“回來了，或許看上去沒有什么變化，其實內心已經承載了許多。”葉稚茵說，就像《詩經·采薇》里的那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葉稚茵愛好詩詞，來武漢的前一天，她用白居易一首詩的后四句表達心情，“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她說，那時的武漢，確實像一座荒城，而上海送別著一批批醫護人員奔赴前線。

在武漢，葉稚茵的工作相當于“信息樞紐”，連接著醫生和護士。因為每個人都穿著幾層防護，還戴著面屏，溝通困難。這種情況下，葉稚茵要將審核后的醫囑，以最簡單明了的方式傳達給護士。此外，她還要檢查入艙人員的防護服，負責各方面的信息統計匯總。

同時，她還是一名腹透專科護士。有的腹透感染病人輾轉多個病區后，經市一醫院副院長劉軍和腎內科副主任醫師賈潔爽定制方案，由她精心護理，病人順利出院。

“劉軍副院長帶我們啃最難的骨頭，給我鼓勵。”葉稚茵說，后方和領導的支持，也讓她很感動。

為了保證病人能夠安全轉運到下一病區，葉稚茵和同事需要交代清楚病人情況，以及治療進行到了哪一步。對于出院的腹透病人，出院并不意味著治療結束，日后家庭護理仍要繼續。為此，市一醫院的醫護人員制作了許多溫馨小卡。

“市一醫院永遠和那些病人在一起，我們不是曾經來過而已，我們要把先進的理念傳給病人。”葉稚茵介紹，醫療隊還把多項小發明留在這里，比如“小艙式多功能操作防護罩”、“咽拭子采集保護裝置”等。

雷神山的工作雖然繁重，但是葉稚茵還和同事一起申請了一項實用新型專利（一種新型自動腹膜透析廢液管連接裝置 ）和一項發明專利（一種阻隔呼吸道病原體的新型頭罩）。

醫療隊員們用自己發明的“小艙式多功能操作防護罩”為患者吸痰。

4月4日，隨著最后一位患者轉出C1病區，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駐雷神山醫療隊正式關艙。結束了最后一天工作后，葉稚茵想起了一句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那一天也是全國哀悼日。“病房內聽不到外面的鳴笛聲，大家也都忙著手頭的事情。但到了10點，艙內外的醫護人員都站起來默哀。”葉稚茵有些傷感，“那些犧牲的醫護人員，是我們的同袍。”

隔離14天，將總結整理支援湖北的工作經驗

另一名來自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療隊員吳衛青，想要感謝兩群人，一群是武漢人民，他們在背后默默地為醫療隊服務，一群是醫療隊員，很多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孩子，他們都非常堅強。

“大家都說，少年強則國強。以前我們都覺得這群孩子沒有經歷過磨難，沒有經歷過考驗，肯定吃不起苦。但是這次支援武漢，我看到這些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國家的重擔，他們在這次磨難中迅速成長起來了。我覺得我們的國家是有希望、有前途、有光明的。”

問及回上海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吳衛青首先想到的是要去看看她的同事們。“他們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每天都會微信問我有什么困難，需要什么他們想辦法給我寄來。”

不過吳衛青很愧疚，“前期我都沒空看他們的微信，回去后我想快點去看看他們。”吳衛青第二個想看的是家人，她的先生也是一位醫務工作者，他非常支持妻子支援武漢。

醫療隊返滬后，還需要隔離14天，吳衛青想利用這段時間好好總結整理一下這次援鄂工作的經驗。

“這次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要把自己的心得體會記錄下來，以后跟大家一起交流溝通。”她說，“疫情發生后，我跟先生在家里就一起討論、思考過，怎樣面對和處理這類事件。一開始還擔心物資保障有困難，但到了武漢后，發現當地政府和我們前勤指揮部協調得非常好，物資保障井井有條。我覺得在整個援助過程中，各個部門、各個崗位要理順自己的條線、職責，各司其能，但也要有一個總指揮負責組織協調，就不會出現混亂的局面，相互之間還要多交流、多溝通，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80后男護士：最想回家給女兒補一個周歲生日

“我走的時候，女兒就10個月大，4月9日是她一周歲生日了，那會兒我還在隔離期，沒辦法出席了，希望能給她補過一次生日。”上海市第七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副護士長袁維方抵滬后，就想給女兒送上一個生日祝福。

他在雷神山醫院感染二科重癥醫學二病區工作，護理著32張床位的病人。1988年出生的他，有著6年ICU工作經驗，在這里擔任護理小組組長。

早在出征武漢前2周，袁維方突發闌尾炎，他用抗生素暫時壓住了病情，打算在年后再動一次手術。但來到雷神山醫院后，他的闌尾炎又復發過一次，他嘗試著一天2-3次抗生素輸液治療，“有時候，早上去醫院前掛一次水，晚上回來再掛一次，這樣不耽誤病人治療。”

袁維方坦言，他所在的病區接診的都是重癥患者，但有重癥醫學背景的護士缺乏，“專家給出治療方案，我們實施護理，一刻都不能耽誤，有工作經驗的多一個總是好的，好在這種疼還能忍忍，一切為了病人。”

4月4日返滬前兩天，袁維方仍然在工作崗位上，他與隊員們忙著轉運病區里的重癥病人，“并非每個病人都具備轉院條件，一些經評估具備轉院條件的，在進行病毒核酸檢測陰性后，會將轉去附近常規醫療機構，如果檢測結果是陽性，就轉去定點醫院接受進一步救治。”

盡管回來了，但袁維方還是很迫切地想將武漢經驗投入到上海的抗疫中去，“這是我和身邊其他隊員們一個共同的心愿。”

來自上海第五人民醫院的醫療隊員李鵬寫下的微信感言

醫療隊員在心愿墻上留下簽名。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供圖

上海支援湖北醫療隊員告別雷神山醫院。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 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