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對不同的預期和政策變量運用泰勒規則回歸，將其殘差作為“預期缺口”和“政策缺口”，通過危機發源地經濟體和受沖擊經濟體間預期缺口或政策缺口的相關性來度量金融危機的預期傳導和政策共振。論文主要關注兩類預期，即宏觀經濟預期和金融市場預期，金融市場預期又進一步細分為股票市場預期與債券市場預期。政策共振主要關注貨幣政策，用貨幣市場短期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立場的衡量指標。

論文的結論是，宏觀經濟預期傳導的實證分析顯示，國際金融危機中存在明顯的宏觀經濟預期傳導，跨國經營與全球分工導致不同經濟體市場主體的宏觀經濟預期在危機中存在明顯的聯動效應。

金融市場預期傳導的實證分析顯示，國際金融危機中存在明顯的金融市場預期傳導。四次危機中，股票市場預期和債券市場預期都存在比較明顯的聯動效應，債券市場預期的傳導效率相對低一些。

政策共振的實證分析顯示，前兩次危機期間，美國政策缺口會顯著影響部分其他經濟體（尤其是歐美經濟體）的政策缺口。

基于上述結論，孫國峰等人提出4條政策建議：

一是要加強預期管理。注重穩預期，加強與市場主體的溝通交流，及時回應關切，消除市場疑慮，避免市場出現過度波動。加快對預期有重要影響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完善營商環境，增強企業家信心，為穩定預期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加強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積極開展國際合作，保持與主要國際金融組織、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的密切溝通。既了解其他經濟體經濟金融的最新進展，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決策意圖和考慮，充分評估對本國經濟發展和貨幣政策的影響，也及時解釋本國經濟金融形勢和貨幣政策的考慮因素，促進其他經濟體央行對本國的了解并將本國因素納入其決策函數中。

三是注意協調好本外幣政策，處理好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之間的平衡。以我為主，兼顧外部均衡，把握好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和加強宏觀政策國際協調三方面的平衡。

四是繼續推動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向價格型為主轉型。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大都采用以價格型為主的調控框架，推動調控框架向價格型為主轉型有利于加強與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的溝通和協調，提高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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