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一位非湖北籍法學家在網絡發文呼吁國人疫后應摒棄對湖北人的偏見，大膽接納湖北人回到全國各地的工作崗位。并且大聲疾呼：我們萬眾一心走完了抗疫的上半場，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接下來的重要任務是醫治疫情創傷恢復經濟正常運轉，讓全體人民回歸正常生活。從目前全國疫情發展看，除了防范輸入型疫情和無癥狀感染者可能引起的風險（當然這都需要提到足夠的高度予以認識和防范），恐怕防范因疫情造成的“次生災害”將成為我們接下來工作的重點之一。“次生災害”一詞原指由于自然災害（原生災害）直接影響趨于平緩后，其間接造成的負面影響和損失。一般而言，大的原生災害發生，都會導致一定的次生災害。

如果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看作一次“原生災害”，那么可能造成的“次生災害”我們大抵還是可以想到一些的：從破碎家庭的遺孤到倒閉的企業，從留守兒童的無人照料到由于醫療資源被擠占而得不到救治的非新冠肺炎病患，當然還包括返工無門的湖北民工。這些次生災害有的已經發生，有的正在發生，而還有的則還沒發生。如何防范和化解次生災害，是每一次災后重建過程中政府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顯然，針對不同的次生災害問題，理應使用不同的措施。但不管什么措施，其背后的主導思維和邏輯應是一致的，即法治的思維。

什么是法治思維？如果要詳述，可能需要較大的篇幅。概言之，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闡述：一個層面是價值觀層面，強調思考問題以“合法性”為出發點，強調所謂符合“法治要求”；另一個層面則是職業層面，強調處理具體問題以法律邏輯為基本邏輯方式展開。有學者將法治思維類型化為十二個具體方面，但其核心其實是三個，即規則意識（包括底線思維）、權利保障和程序優先。之所以強調法治思維在防范和化解次生災害過程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建立在法治思維的基本特點和功能之上的，另一方面更是建立在我們黨和政府依法治國的決心和方略之上的。

首先，法治思維是一種強調公平的思維。眾所周知，公平是法治終極追求的價值，也是我們大力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之一。疫后次生災害的防范與化解，最需要的就是公正。次生災害與原生災害最大的不同就是原生災害的近因是自然力，但次生災害往往有一定的人為因素。此時，能否公平地處理就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這里的“公平”，一方面來自實體結果的公平，即是否平等對待每一個個體？是否達到了權利、義務和責任的相當？是否功當其賞，罪當其罰？另一方面來自民眾直觀感受，即樸素的正義觀。這是人民眼里的“公平”。很顯然，后一種公平有賴于前一種公平的實現，但有時候后者所反映的廣大人民群眾實實在在感受到的公平和正義，其重要性不亞于結果公正本身。如之前發生的一些給予外國人或者外國歸來者以高于本國人待遇的事情，既對本國人而言是一種不公平，而且也會影響老百姓對政府工作公平程度的認同感。而如果堅持法治思維，強調內外一致，人人平等，則不會出現上述問題。

其次，法治思維是一種強調程序的思維。程序問題是法治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否重視程序的價值和作用是衡量依法治國水平的重要標尺之一。無論是政府行政還是法院、檢察院處理案件，首先要保證的是程序的公正。只有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實體的公正才能得到保證。相反，如果程序缺乏公正，則很難保證結果的公正。即使結果看上去是公正的，但這種公正依然是缺乏可持續性的，也難以得到公眾的完全認可。法治思維正是這樣一種程序和實體并重的思維，甚至可以說程序比實體更優先。防范和化解疫情之后的次生災害，程序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大疫之后，驚魂甫定，極易出現“寒蟬效應”。各種疫后重建，復工復產等工作需要倍加小心，防范和化解次生災害亦是如此。此時程序的意義將被凸顯，因為相對結果而言，程序更加顯性化，而且先于結果出現。程序正義是一種“看得見的正義”，更易被普通百姓理解并接受。試想一下，如果在疫后的復工復產過程中，某地某部門不能夠在執行程序上實現公正，群眾看在眼里，又如何相信會有結果的公正？而缺乏信任感的群眾，則有可能訴諸網絡，并由此引發一系列網絡次生災害。因此讓深受疫痛的百業和人民早日走出陰霾，同時避免各種次生災害的發生，應當首先從各種工作的程序做起，努力實現程序的公正。這也正是法治的價值與光輝。

最后，法治思維從不排斥效率。在人類思想發展史的長河中，效率和公平從來就是一對雙生子，不離不棄。有人認為經濟學以效率為根本，法學以公平為依歸，其實都是片面的。至少法律從不排斥效率，甚至很多情況下效率就意味著公平。這在很多法律條文中都有體現。從買賣合同中的風險分攤到合同履行不能時的效率違約，從證券發行規則中的信息披露到票據的無因性，無不透出效率的光輝。

法治思維正是靠效率和公平這兩個輪子驅動而前行的。顯然，疫后的次生災害的防范與化解也只有在這樣的法治思維下才能夠有效進行，而不至于跑偏或者停滯。最簡單的例子，恐怕就是大家每天都能在各種媒體看到的疫情發展的公開數字變化。準確、及時而快捷的公布疫情數字，既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基本手段，也是最有效率的化解恐懼、制止謠言的措施。

本文擱筆之際，聽聞除武漢以外的湖北其他地市已經解封，而武漢亦即將于4月8日解封的消息。歡欣之余，“抗疫斗爭下半場”的言語又在耳畔響起。武漢乃至整個湖北在前一階段的抗疫斗爭中付出了卓絕的努力，承受了巨大痛苦與損失。但“啟封”之后的次生災害防范和化解，以及“輸入型”和無癥狀感染者問題的解決，其重要性和艱巨性可能不亞于“上半場”，因為與病魔的斗爭主要靠醫術與科技，而“下半場”問題的解決則需要改變一些人的思維習慣與長久形成的路徑依賴。但也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取得整場戰役的最終勝利。

（作者李磊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