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消費以提振經濟是當前各地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除了鼓勵傳統大宗消費、發放消費券撬動經濟之外，決策者還可以做些什么？如何讓消費者“心甘情愿”地花錢？被壓抑的需求又何以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

澎湃新聞就上述問題連線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發展處處長高騫、上海財經大學電子商務研究所執行所長崔麗麗與華東師范大學旅游規劃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馮學鋼。

高騫認為，疫情結束之后，上海促消費不應簡單地擴大消費規模，更要注重消費體驗。如城市商業綜合體功能多元化；降低進口商品消費門檻，加強全球首發、品牌首店政策力度。崔麗麗也提到通過社區零售重塑消費場景。馮學鋼則表示可以通過全域旅游，提升旅游品質。

三位受訪者的建議實際上都指向了促進消費最核心的部分，那就是消費體驗。促進消費的起點應該是呼應、滿足消費者需求。

高騫：鼓勵遞延性消費 繼續供給側改革

近年來，最終消費支出在上海的生產總值中占比約為57.3%，遠高于全國主要城市，居民消費已經成為上海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動力。疫情中居民消費的變化，對實體經濟以及上海經濟增長有較大的影響。

據測算，2020年一季度上海居民消費的增速會下降5至6個百分點。從全市的居民消費結構來看，疫情期間基本生活消費沒有明顯變化，占比約為30%；約10%為受疫情影響產生的新增消費，如藥品、口罩等；約18%為旅游等與假期相關的消費，受疫情沖擊消失后基本不會重新產生；其余40%左右為遞延性消費，比如耐用品的購買或者文化娛樂消費活動，可以推遲一定時間發生。

我們認為，促進消費應針對遞延性消費，及時釋放消費者在疫情期間被壓制的消費需求，因為這部分消費不會無期限地延后，如果受抑制時間過長，可能會導致消費習慣發生改變。比如，疫情前去咖啡店的人，居家2、3個月后，可能已經習慣自己沖泡咖啡或是飲茶。

3月24日起，上海將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級別由一級響應調整為二級響應?？梢钥吹?，目前防疫的重點是防止輸入型病例，對不同類型的公共場所實施更加精準的管控，但是，各類消費場所恢復運營，需謹防消費場所過度防控，“誤傷”消費。例如，3月下旬我觀察到，一家咖啡店內只允許坐6位客人，在店20分鐘，有10多位客人在入口被趕走，店家更愿意客人把咖啡帶到室外再喝，以減少他們的責任。

外界普遍認為，與2003年“非典”相比，此次疫情時間持續更長，防控要求更嚴，疫后消費恢復性增長的幅度可能高于“非典”時期。但我認為，需要擔心的是，如果遞延性消費需求短期內無法逐步釋放，這部分需求將可能徹底消失，以后即便施以刺激政策，也可能效果甚微。

此外，疫情之前，政府想推動消費升級，但是企業沒有動力，認為新消費需要培育，規模不足以支持企業轉型。疫情之后，企業的“老生意”受限，沒有了原來的“舍不得”，正是進行業態、商業模式調整，以及改造商鋪的最佳時機。

我認為，疫情之后，上海促進消費，不應是簡單地擴大居民的消費規模，也不意味著提供更高端更貴的商品和服務，而應是抓住時機主動推進消費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改革，促進消費擴容提質，讓廣大老百姓獲得更舒適的消費體驗。

品牌首店或為促進消費發力點

疫情嚴重影響入境旅游，不利于上海加快發展免稅購物的計劃。但是，根據目前全球疫情發展態勢，中國很可能成為疫后支撐全球經濟復蘇的主要消費市場，刺激這一市場需要通過放寬進口消費實現，一方面給老百姓消費動力，另一方面鼓勵企業引進新的消費品類、優質的商品與服務。

2019年，虹口、靜安、長寧等區的消費增長勢頭良好，其中品牌首店的貢獻顯著。這說明老百姓并非沒有能力或欲望去消費，而是市場缺乏可以激發消費欲望的優質商品。所以，全球首發、品牌首店的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強；進口商品的關稅減免，也會有助于上海實現“引導境外消費回流”的目標。

消費空間需求產生變化 催生商業布局調整

此次疫情中，人們的生活、消費方式受到很大影響，意味著未來我們對商業商務空間的要求也會發生變化，比如需要商場內配置更多的公共空間，購物環境低密度聚集等。

一直以來，中心城區商場加寫字樓的形態非常普遍，總部企業人員在寫字樓內高度聚集。我們認為，傳統的商業地產形態受疫情沖擊可能較為嚴重，借此機會需要尋求布局調整，政府要從土地、規劃等政策角度給予支持。

未來，功能更多元的城市商業綜合體可能會有進一步發展。上海的綜合體雖然在中國首屈一指，但與國外的綜合體相比仍有差距，缺少公益性的空間，最直觀的體現就是對公眾開放的休憩空間嚴重不足，缺少人文關懷和體驗空間，無法滿足多樣化需求。

調整業態 支持成長性潛力行業發展

土地資源不足是上海面臨的挑戰之一，世俗化的發展態勢，使得賺快錢的業態炒高了城市商務成本，導致一些不能馬上盈利但具有成長性的產業或企業對上海望而卻步。

我認為，此次疫情會淘汰一批賺快錢的小微企業，或許會有利于進一步將土地資源轉向實體經濟、創新經濟。比如，國外和國內部分城市較為成功的無人超市，因為店鋪面積小、供貨品類不多，一直未受到上海消費者的青睞，作為非接觸式消費的一種新形式，疫后同在線購物一樣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崔麗麗：新興商業模式、數字技術帶動消費供給側轉型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社會消費品零售數據顯示，2019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0.7%，同比增長19.5%；2020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下降20.5%，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3.0%，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1.5%。其中，吃類和用類商品分別增長26.4%和7.5%，穿類商品下降18.1%。

可以看出，疫情促進了部分商品，特別的是食品與家庭日用品在線上渠道的銷售，但是電商消費占社零總額的比重不高，意味著提振電商消費對穩定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有限。

盡管如此，我認為刺激線上消費對于帶動復工復產有一定作用。比如，不少消費者喜歡光顧辦公地點附近的咖啡店、茶飲店。最近復工后，雖然到店的頻次減少，但如果通過外賣的方式消費，對于商家的銷量恢復來說具有積極的作用。

社區零售推動供應鏈數字化升級

三月以來，全國多地針對餐飲、旅游和零售等行業發放消費券，以帶動線下的實體消費。消費券的效果還有待觀察，但我認為，如何從消費者的角度提供便利，鼓勵他們通過線上的方式在線下產生消費也是當前值得思考的問題。

比如，針對此前商場內餐飲企業復工但消費者不敢到店用餐的現象，上海某商場就嘗試以商場為平臺，在線上為企業提供不同商家菜品組合的外賣團餐。面對租戶要求減租，商場也有運營的壓力，希望租戶能獲得更高的收益，所以以實體界面作為平臺，將消費引流至線下租戶中產生是一種思路。相較于在線外賣平臺，實體商場的平臺服務于周邊三至五公里內的居民區或寫字樓，在地理位置上更具優勢，而且在不同店家的組合上更便捷。

近年來，不少企業在社區生鮮的賽道競爭，培養了中國消費者對三至五公里的到家服務的接受度。在此次疫情中，不僅是一二線城市，三線及以下城市也對到家服務展現出剛性的需求。除了生鮮之外，為周邊人群提供休閑娛樂的社區商業也嶄露頭角。2019年11月底，盒馬在深圳試水社區購物中心的業態。通過對周邊消費者消費數據的分析，平臺可以清晰地掌握社區商業的配比，而商家得到相關數據后，可以更有效地增加消費者的消費頻次。

大型互聯網企業不斷迭代商業模式，對實體經濟或者一些傳統的模式的升級改造有推動的作用，因為消費者會“用腳投票”。但是，不論何種商業模式，成功經營都需要背后整條供應鏈的支持，所以，從電商到新零售，再到未來新模式的變化都會促使商家改造源頭，進行供應鏈的數字化升級，以順應市場的需求。

滲透、促進融合：城市決策者還能做這些

從電子商務的創新氛圍以及產業聚集度來看，浙江比上海更具吸引力，主要原因是上海管理的規范性更強，而互聯網也未成為上海經濟構成中的支柱型產業。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最近“新基建”成為熱詞，未來在人工智能、5G網絡包括物聯網等新興技術領域會有一波發展機遇，同時上海也有相關領域的技術儲備，而且一些企業在技術上處于領先的地位。那么，如何把技術轉化為應用上的優勢——將技術應用到支柱型行業進行創新，令上海在新一輪發展中保持領先地位，可能是城市決策者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否能通過一些機構或事業單位，搭建更多更廣泛的交流平臺，以引導、促進一些傳統行業和新興數字技術行業的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促進融合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決策者要滲透到行業之中，包括了解有哪些新技術，在傳統行業或企業有什么樣的市場應用。正如此前國家商務部在推進電子商務進農村的工作時，首先做的就是對地方政府官員進行培訓，了解什么是電子商務。相信在推進新基建建設的工作中，決策者對新技術的了解程度也會對各行業的轉型與發展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馮學鋼：疫情之后城市文旅產品有待升級

疫情對旅游消費需求造成階段性抑制，但是由于旅游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化的生活方式——不論周末休閑還是小長假出行，人們對于景區、自然環境或者人文景觀都有較大的興趣，未來對旅游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疫情之后也會有存量的釋放。

不同于工業與農業，旅游業的復工復產涉及多方面的妥善安排，過程更長。可以看到，根據疫情防控需要，上海一些室內景點復工后又臨時關閉，短期內供給側可能繼續短缺。

現階段更多的人會選擇生態良好的、開敞的空間去釋放需求，比如鄉村、或者郊野公園。2019年，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發布了兩批共130個“市民休閑好去處”，其中不少場所適合目前出游，只是還需加強相關宣傳和引導，通過各種形式讓消費者知道可以安心出游。當然，給消費者更多選擇的同時，仍然要避免一些熱點區域出現聚集。

疫情結束后，旅游業界也應該思考如何升級產品，提升旅游品質。2018年國家旅游局提出“全域旅游”的概念，2019年，上海市黃浦區、松江區成功創建為首批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黃浦區主打全域逛老街、建筑可閱讀、瞻仰紅色景點等，松江區也推出影視基地拍攝體驗、攝影活動等新的文旅體驗項目。

但是，全域旅游示范區創建至今，尚未引起消費者的廣泛關注，疫情之后，也應加強相關的宣傳。同時，企業市場主體要主動推進相關的項目，要自己會玩，再帶著消費者一起玩，并且利用新的技術和多媒體手段去講好區域的故事，優化消費者體驗。

從政策角度來看，支持全域旅游發展需要給予公共服務領域更多的關注，在配置上作相應的調整。目前來看，方便自駕車停靠的區域、公共衛生設施、咨詢中心與公共宣傳品等方面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此外，發展夜經濟對豐富人們文化生活以及拉動消費有促進作用，上海的夜經濟基礎較好，但是發展夜經濟還存在一些制度上的挑戰。

比如，2019年夏天受到市民歡迎的上海博物館特展夜場，若是將夜場常態化，博物館的單位屬性將與延長開館時間這一市場化的運營方式形成矛盾，因為作為保護單位、事業單位，甚至是研究單位，博物館員工超時勞動報酬沒有制度安排，也無法開展經營性的活動。我認為，在有市場、有條件、機制好的地方可以鼓勵文旅場所延長開放時間，如果存在限定性因素，需要研究如何破題，建立一種大家能夠共創、共建、共享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