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大眾的熱忱略有偏差的是，在醫護發聲中，他們并不希望被看作英雄，而更希望他們作為普通個體的感受被理解。就如薩沃納護理職業協會主席馬西莫·博納在他的那封公開信中所說：“這些女性、男性們就在那里——今天，在他們的崗位上，在這場嚴峻的、比風暴還猛烈的衛生緊急情況中，付出他們的全部，而我認為除了工作上的負擔以外，他們還面臨著個人風險，他們本人及其他家人的心理壓力等超越人類承受能力的困境。所以不要稱我們為英雄，我們不是英雄！我們只是簡簡單單的男人和女人，有常人都有的恐懼和極限。”

疫情嚴峻，醫護每天都在與死神爭奪生命。曾因發言被媒體惡意篡改而不得不多次重申聲明的以色列籍醫生加爾·佩雷格醫生強調，在帕爾馬他工作的醫院里，即使面對的是120歲的患者，他們也都會拼盡全力。

然而醫療資源有限是無法回避的現實，醫護“手握”病人的生死，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精神壓力。瑪麗亞·克里斯蒂娜接受AGI采訪時將自己所在的亞重癥監護部形容為“煉獄科室”——是病情急轉直下向樓上去往重癥監護室，還是預后良好向樓下去往出院預備病房？轉變往往發生在瞬息之間。在她進入護士職業以來曾為長期患者的離世而哭泣，而如今她每天都會流淚：“尤其是當我不得不寫下那三個字母時：NCR——不是重癥監護的候選人。”這意味著患者已無康復的可能，他們只能使用嗎啡姑息療法以減輕痛苦。

在這場戰斗中，“敵人”卻并不止是病毒。人力資源和醫療、防護物資的短缺也為醫護帶來相當大的心理壓力和對自身感染的恐懼。馬西莫·博納將此時此景比喻為“必須攤牌的階段”，控訴一個看似國民醫療系統水平相當高的國家卻在各種方面措手不及：既無法提供充足的自我防護裝備，也無法提供急救單元和病床以支持他們的救援。

更大的恐懼則是將病毒帶給家人。與家人保持距離是眾多醫護人員目前不得不作出的選擇，盡管他們所具有的專業知識使他們十分清楚“預防措施是沒有止境的”。一名在崗位上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的護士以醫護人員和患者的雙重身份，用“接受這件事對我而言并不容易”作為引語，匿名向薩沃納省媒體IVG陳述了自己的情緒危機——回想起可能的感染緣由與所在醫院的各種防疫措施啟動太晚、延遲太多，她在憤怒的同時也深深為自己和同事的家人安危感到擔憂。

在敘述中她直言不諱：“除了疲勞的輪班和悲慘的局勢所造成的壓力以外，在生活中最恐懼和痛苦的就是有可能會把‘怪物’帶回自家四壁之間，帶給自己的家人。”在與家人共處同一屋檐下的隔離治療期間，這位護士嚴格將自己和親人相互隔離，只在半夜洗澡，平時用手機和孩子通話，而餐點則被家人留在她進行隔離的房間門口。

另一些人將子女送至姻親的住處以規避傳染的風險，還有一些人選擇離開家里而獨自外出租房。然而外出租房也并不總是順利，他們遭受著因職業而帶來的偏見，有些房東把醫護人員當成“涂油者”（ 編注：十六以及十七世紀廣泛使用的術語，指那些在公共場合涂抹帶有毒素的特制油膏以傳播瘟疫的人）或者“瘟疫”本身，盡管他們沒有被感染，但人們仍然感到恐懼，此時醫護倍感辛酸。

訴求與援助

醫護人員身處漩渦中心奮戰卻無法獲得應有的“彈藥”補給，加之外界充滿矛盾的偏見和情感支持的缺乏，最根本的，國家政策長期以來對醫護職業環境建設的輕視都引發了一線人員的疾呼。

利古里亞大區地方衛生局的精神健康綜合機構負責人馬克·瓦季（Marco Vaggi）教授就公開呼吁，稱呼醫務工作者為“英雄”是一種非常有誤導性的說法，因為這將處理危機情況的責任轉移給了他人，而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責任，而不應全權委托給超級英雄。

所幸從社交媒體上的“#我留在家中”（#iorestoacasa）等自發行動到企業、社會的捐助，已有不少公民協作在全力配合著醫療系統，與醫務工作者站在一起，承擔起自己的那部分責任。

倫巴第大區是意大利經濟的重心，也是本次疫情的重癥區。貝盧斯科尼家族、阿涅利家族和蒙口集團等紛紛提供了上千萬歐元的捐款，用以建造米蘭國際會展中心可容納500重癥床位的方艙醫院及采購呼吸機等醫療器材。醫療企業、銀行、基金會等也陸續加入支援，直接捐贈醫療設備和口罩，或是提供資金支持人工呼吸機和肺部掃描設備的采購。數家建筑工程、化學工程和材料行業的工廠和企業也紛紛向醫療機構捐出手中庫存的工業防護用品，盡最大努力幫助緩解物資緊缺的困難。

也有志愿者自發組織起來，為醫護人員的衣食住行提供便利。因封城法令連續收緊政策，意大利各地的公共交通系統也相應減少班次以避免浪費。在羅馬、米蘭、那不勒斯、熱那亞、阿雷桑德里亞、薩薩里等地，許多出租車司機自發免費接送醫護人員和相關的衛生工作者上下班。也有不少餐廳老板自愿為醫護解決餐飲問題。

在隔離住宿問題上，Airbnb集團與OspitaMi 社團進行合作推出免費住宿項目，通過申請系統將有住宿需求的醫護人員和有志愿免費提供住房的房東相匹配，并對房東進行補貼。另外托斯卡納大區與佛羅倫薩醫生和牙科協會達成一致，為醫務人員集中提供住所，其間產生的酒店及基本服務費用由當地衛生局承擔。米蘭地區的房地產租賃公司The Best Rent也與Alter-Area Domus清潔公司也合作推出“#我給他們一個家（#iocimettolacasa）”計劃，為醫生護士提供免費的公寓住宿，目前已有數十名業主自愿加入。

除了物質上的實在支持，專業人士同樣在精神上支援著一線人員，幫助其應對在目前的緊急狀態下承受的強大心理壓力。由巴里地方衛生局的精神健康部提供的一項心理支持服務已被投入前線：48名心理學專業、精神科專業和兒童神經精神科專家自愿組成了一支醫療團隊，從3月23日起開始為醫生、護士等衛生工作者以及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提供心理資訊。

然而，各方暖心援助雖然緩解了部分燃眉之急，卻仍遠遠不夠。不少醫護在反復呼吁關注當前困境的結構性成因。最激烈者，倫巴第大區衛生基礎工會發起了“ #去你的英雄”活動，反對用英雄稱號掩蓋政府失職和長期對公共衛生體系的摧毀，反對在溫情和掌聲中忽視系統性的問題。在相關聲明中，他們呼吁反思國家公共衛生系統，反思為滿足歐盟財政要求而削減公衛預算、削減床位與醫護數量以及私有化、外包化、大區分化對整個系統帶來的傷害，呼吁在緊急情況結束以后，人們可以討論如何從根本上改變醫護的處境。

Senigallia醫院一線護士致孔特的那封公開信也明確指出了問題核心：“孔特先生，您知道嗎，我拒絕這100歐元加班獎金，并非因為我不需要（畢竟，有20年工齡的我每月凈收入是1500歐元，且只能享受縮水的節假日）；我拒絕的理由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我的工作價值遠超過這100歐元，我所受的折磨遠不止這100歐元！若您真正尊重我，與其給我這筆錢，莫如給我一個承諾。您不如向我們保證：‘當這災難被解決之后，我們會采納你們向國家的集體諫言，用完善法律法規和改善經濟投入踐行你們的建議。我們會與你們的工會簽約，并聽從其呼聲與抗議。我，意大利總理，向你們許諾！’ ”

25日，孔特在內閣講話時提到了這封信，在感謝醫護人員在此次疫情中的付出后，他說：“你的話不會白費，我向你承諾政府一定會牢記它們，解決護士們一直面臨的組織和薪酬問題。”

醫護不是英雄，不是烈士，也不是傳道士，只是一個能夠勝任這個職位的勞動者，是有恐懼與極限的普通人，他們有權維護自己的勞動得到應有保障。每個人都承擔起自己的職責：個人負責任地留在家中，社會盡可能地為醫護提供援助和保障，國家從根本上改革醫療系統，才是走出這場悲劇的起點，才是對醫護的付出最好的回報。經歷過這一切，愿醫護的怒吼不淹沒于掌聲，愿我們以后永不重蹈覆轍。

（作者系在意大利中國留學生，公益組織四十日談4×Decameron小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