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歐洲爆發已有月余，截止3月25日，德國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已過3萬，死亡176例。考慮到德國地處歐盟的地理中心位置，直至3月16日關閉邊境以前，都可以和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幾個歐洲疫情重鎮進行“自由的人員交換”，迄今為止，德國交出的這份“作業”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至少不算差。

總理默克爾3月18日的電視講話獲得了巨大成功，多數德國民眾都被其感染，參與應對這次“自二戰以來最大的挑戰”。3月22日，全德宣布采取統一的出行限制措施并配了一套盡量保證居民生活不受影響的便民措施，其中包括而不僅限于：超市的營業時間擴展到周日（因為基督教文化，超市通常情況下周日不開門），目前德國超市里的貨物除廁紙以外供應依然充足。與此同時，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德國上下也在反省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失去了寶貴的防疫時間？

如果將問題的答案歸結為歐洲國家沒有照抄中國“作業”所以沒能避免疫情的大規模擴散，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傾向。因為這種思路既忽略了當地的實情，也忽略了社會生活的多面性。進行社會危機管理不可能像在醫學實驗室里那樣，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單獨檢測某個因變量對其他變量的影響。除了“控制病毒”以外，還有很多和真實生活有關的憂慮：健康，社會心理，就業，收入，經濟的穩定，社會福利保障系統等等。是不計其他一切代價控制病毒，還是盡量做到平衡？這是面臨新冠疫情的每一個危機管理者必須考慮的問題。

流行病背后的社會危機

新冠疫情發展到現在，早已不只是一場流行病。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3月18日那場著名的電視講話里所說，這是一次聯邦德國建國以來史無前例的挑戰，因為“我們對于規范，對于公共生活，對于社會人際交往的所有想象，都在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默克爾的講話背后暗含著一條邏輯：這是一場實實在在的社會危機，而社會危機需要社會共同體的努力來最大限度地規避其帶來的方方面面的沖擊?！傲餍胁　焙汀吧鐣C”的區別就在于：前者基本上是一個需要科學技術就能解決的問題，“流行病”是一個某種程度上與“人”關系不大而只是單純需要被“解決”的對象。而后者驗證的是社會肌體應對共同問題的能力以及執政者在危機管理中所側重的思路。

當一場社會危機來臨之時，首當其沖的總是那些并不處在優勢地位的人群：工薪階層，中小企業業主，退休人群，子女尚幼的年輕家庭，等等。這些人構成了社會人員中的大多數，這些人群在危機中尤其需要穩定的社會機制給他們的生活提供保障。

3月22日，總理默克爾宣布全德范圍內實行隔離和出行限制。這些措施所帶來的效果無異于給高速向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劃上一個暫停的逗號。與此同時，德國聯邦政府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一系列措施，爭取實現總理講話中所說的“保護我們的社會共同體中的所有成員及減少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損失”。需要說明的是，全德范圍內實行隔離和出行限制同公布一系列措施的時間相去不遠，這似乎可以部分回答一些質疑者提出的“為什么沒有早點采取措施”的問題。

就從最具“資本主義”色彩的經濟說起。新冠疫情將給經濟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根據世界經合組織的統計，2020年全球生產總值可能下滑1.5個百分點，國際貿易總額下滑3.75個百分點。對于出口和進口分別占其國民經濟的47%和41%的德國來說，這不是一個好兆頭（順便說一句，德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依賴在西方國家里也屬前列，可以對比一下法國的數據：出口和進口分別占31%和32%）。根據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預測，德國今年的經濟最高將下滑九個百分點。經濟衰退幾乎無可避免。

然而，本次經濟衰退和歷史上傳統經濟危機導致的衰退又不一樣。以往，德國對經濟危機的歷史經驗多數是這樣的：房地產市場中積聚多年的不平衡體現在金融系統上，銀行業普遍的信任喪失又加劇了這個效果。金融資產和房地產的價值縮水嚴重影響了社會整體資產。貸款的發放也隨之萎縮。這一切導致消費下滑，個人投資大幅“跳水”。而幫助負債過多的公司償還債務的舉措雖為必要，但客觀上也往往會減緩經濟的復蘇。然而，在這樣的經驗里，只要企業還可以照常生產，供應鏈本身始終不會受到多少沖擊。因此，國家的政策就可以專注在幫助金融系統重回穩定以及刺激消費和投資上。

但疫情將導致的經濟問題與普通的經濟危機不一樣：由隔離而產生的社會生活幾乎停擺將導致供和求兩方面同時出現停滯。尤其是社會服務類行業將受到重創：餐飲，旅游，文化活動。比如，德國著名的漢諾威展會和萊比錫書展就已宣告延期；漢莎航空也已經減少了一半的飛行計劃；著名的餐飲連鎖企業Vapiano已在上周周末宣告破產。

一向被認為是“小打小鬧”的第三產業實際早已成為德國的經濟收入和經濟生活支柱。以旅游業為例，其2015年創造的營業額占當年德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9%，比人們印象中的“傳統支柱產業”機械制造還要多，另外還有將近300萬個工作崗位，占全德就業人口的6.8%。如果這些產業的企業主不能在“消費寒冬”里保持資金的流動性，那么他們也就不得不精兵簡政，這類產業的雇員就很可能面臨裁員。這一部分萎縮是很難通過國家追加訂單這樣的方式得到補償的。因此，為了使經濟損失降到最低，社會停擺的時間需要盡可能地短，這樣才能避免大規模企業破產潮的到來，而實體經濟中的企業也不致喪失信心。

“社會市場經濟”下的援助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不僅社會停擺的時間必須盡可能縮短，國家也需要在計劃社會停擺的時候作出一些安排。

與英美式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同，德國奉行的一向是社會市場經濟。它在經濟的實際操作上要求國家的干預，即國家需要構建既保證市場良好運行，又最大可能地降低過度市場化帶來的惡意競爭以及社會不平等等負面后果的規則框架。在意識形態上則認為國家有義務給公民提供社會保障。“社會市場經濟”這個概念是經濟學家艾哈德提出的，也因其后來在任德國總理期間德國產生了經濟奇跡而廣為接受。德國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呂斯托在闡釋這種體制的時候援引了著名的親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奧本海姆的“第三種道路”的概念來進行描述：“市場本身即是一個超越經濟行為的框架，這個框架受到法律或習俗保護，在這個框架內，無法有計劃地做點什么?！倸w還是要有一些能計劃的東西，比如社會政策，上帝，我們在這一塊需要做的真是太多了。”

可以來看看這次德國計劃了什么。

在宣布全國進入至少為期兩周的出行限制期后的兩天，3月24日，德國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援助計劃：

首先以緊急情況作為理由，暫停了2009年寫入憲法的債務剎車機制。根據該法律，德國聯邦的負債率不得高于該年國民生產總值的0.35%，其意義在于希望控制國家的整體收入和支出達到大體平衡而毋需負債過多。當然，也可以在緊急情況下打破這個界限。這些緊急情況“超出國家的可控范圍并對國家的財政狀況造成極大傷害”，而新冠疫情就屬于此列。此舉是為了大規模舉債用于追加聯邦財政援助計劃的預算。

為了幫助工薪階層保住工作崗位，政府對企業進一步放開了短時工補助。在諸如疫情危機這類特殊情況下，當企業預計到超過十分之一的員工可能失去工作，可減少其整體雇員工作時間，比如每周工作時間由40個小時減少到20個小時，因此造成“短時工”現象。不夠的那部分則由國家提供補助，以此來鼓勵企業不裁員。此次預估為“短時工”準備的補助是100.5億歐元。

對這次危機中非?！叭菀资軅摹毙∑髽I，包括自由職業者和10人以內的小企業，聯邦政府準備了500億歐元補貼。5人以內的小企業一次性補貼9000歐元，10人以內的小企業可申請限度為15000歐元的補助。中型企業組成了德國工業里最重要的下游供應鏈。雇員為249以內的中型企業可通過幾家主要銀行向德國復興信貸銀行申請貸款。貸款對象為屬于政府的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每家集團公司申請的貸款數額不得超過其一季度的營業額或18個月的經濟需求，最高限度為10億歐元。對于漢莎航空這類具有“國民經濟名片”性質的大型企業，政府開出的“藥方”是在需要的時候實行部分有限期國有化以保證資金流通。

聯邦與地方的拉鋸

處在另外一場拉鋸戰中的是聯邦和地方。

德國是聯邦制國家。各聯邦州除了外交、軍事等幾個為數不多的方面，在其他方面擁有高度自治權。在正常情況里，公共衛生和醫療就屬于這些聯邦州自治方面。

松散的聯邦制給本次抗疫帶來了不少優勢。比如，和其他中央制的歐洲國家相比，德國的醫療資源相對分散。這客觀上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出現某一地的醫療資源負荷過重的情況。根據德國醫師協會最新公布的數據，目前德國境內已有將近50萬張病床，將近3萬重癥病床和兩萬臺呼吸機。這些病床和呼吸機分散在各處。目前德國的人均床位占有量是歐洲重癥區意大利的2.5倍。如果情況惡化，預計還可以在現有基礎上增加20%的床位和其他資源。

德國同時是歐洲對新冠肺炎檢測量最多的國家，這也得益于地方制。尤其是疫情擴散早期，各州各地方都可以獨立進行檢測，檢測方法也不盡相同：一種是中國國內流行采用的核酸檢測，但檢測盒造價較為昂貴且所需周期長。另一種是蛋白檢測，其檢測原理類似于妊娠檢查，提取咽部分泌物采樣，將其稀釋在特定液體里，再以特定試劑檢驗其蛋白。其弊端是采樣只能在咽部進行，而咽部癥狀多出現于早期。那么很有可能出現的一個情況就是，如果病毒已經向下擴散到肺部——這是多數病人在第二星期時會有的癥狀——那么咽部拭劑很可能呈現陰性，與此同時，大面積病毒將在肺部存在卻無法得到檢測。對于如何檢測，聯邦衛生部既沒有強行規定，也沒有把檢測權限于為數不多的幾家醫院。各地診所，包括一些私人診所，只要采用了合格的檢測方法，都有權對疑似患者進行檢測。這大大提高了早期診斷率。

但松散的地方制也有其劣勢：首先，由于檢測的機構太多，聯邦衛生部在早期不能一手掌握全德的具體感染數量。其次，各地在具有自主權的同時也財政獨立。這雖然聽上去可以減少聯邦的壓力，但也會減弱由中央到地方的整體調動能力。這就是為什么早前衛生部長施潘恩只能“建議”取消1000人以上大型集會，而像曼海姆這種舉辦999人音樂會的行為已經算是“給面子”了。很多市級以及鎮級行政單位，除非確實已經遭遇大規模的傳染危險，否則很難被說服來遵守這種“建議”，因為他們必須要考慮兩個問題：1，大型活動會給他們帶來實際收益，為了一個“可能的”危險和與自己“八桿子打不著”的“上面的人”的建議置收益于腦后，值得嗎？；2，如果貿然取消大型活動的話，已同他們簽訂合同的活動主辦方起訴索賠怎么辦？畢竟，他們作為地方行政單位沒有那么多錢。

在這一場地方-中央的拉鋸戰中，風頭最勁的除了總理默克爾以外，還有拜仁州州長索德爾和北威州州長拉舍特。索德爾于3月20日宣布拜仁州采取出行限制措施，由此，拜仁成為了德國第一個宣布出行限制的聯邦州。3月23日，默克爾與16個聯邦州的首腦進行電話會議。在這一場和全德統一措施有關的會議中，聯邦和地方，地方和地方間的矛盾再一次體現出來。16個聯邦州里，有12個州希望采取更嚴厲的出行限制措施并提出了具體方案，它們是：巴登-符騰堡，柏林，勃蘭登堡，不萊梅，漢堡，黑森，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下薩克森，北萊茵-威斯特法倫，萊茵蘭-普法爾茨，石勒蘇益格-赫爾施泰因和圖賓根。而打算同意這12個州的方案的默克爾被索德爾指責為“抄襲”。12個州里疫情最重的北威州也被拜仁指責為“破壞其他州的獨立性”。默克爾不得不接受了一個相對溫和的全德方案版本，而德國此次疫情重鎮北威州州長拉舍特則在該版本基礎上，宣布北威州將對第二次違反禁令的人處以最高25000歐元的罰款。

國家集體主義的回歸

相較于因“群體免疫”而引起軒然大波的英國，德國實際上更早提出并且執行了該方案。但該方案也是有條件的：在已經無法對病毒傳播本身進行控制的前提下，盡力拉長戰線，使每一個單位時間內感染的人數盡可能地少，從而盡可能減少醫療系統和公共管理的壓力。

該方案能否理想執行，取決于至少兩個因素：一，社會生活可以長期保持相對穩定；二，能在不太晚的時候研發出疫苗。

當然，疫苗的研發也需要科研投入。除了赤裸裸的“砸錢”之外，還有一系列其他因素，比如：社會停擺，怎么保證科研人員作為整體的收入？和科研有關的一系列下游產業鏈如何得到保障？是不是也需要“短時工”？中小學和幼兒園停課了，那么那些家中子女尚幼的科研人員又該如何平衡家庭與工作呢？因此，除了技術瓶頸之外，終究還是又要回到國家中長期的“操盤能力”上。

各國首腦的態度，包括3月18日默克爾的電視講話，已經明確地向民眾傳遞出一種信息：這是一個類似于戰爭的狀態。這個狀態會給國民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一向以“社會國家”自居的德國選擇的不是在一開始忽視，而是把這些影響算進整體的戰略考量中。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長阿特邁爾已經公開說明：“我們無法保證收入?！焙苊黠@，德國的戰略考量既從涉及面上希望給全社會做一個盡可能全面的托底，也從時間上不追求短平快，而把這次疫情及其帶來的整體后果視為一場馬拉松。

首次在公共空間里提出“群體免疫”的德國電臺“網紅”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教授也在采訪中說過，就連科學本身也“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許多灰色區域的”。而在歐洲，強有力的國家又不能以一種絕對威權主義的形式出現，因此它必須也符合一些溝通的要素。諸如短時工措施和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對企業的介入等一些列信號傳遞出的是一個帶著援救計劃，準備在這場“馬拉松”里盡可能給國民撐開保護傘的國家形象。

3月18日默克爾那次史無前例的講話使反對派也幾乎噤聲，正是響應了在社會危機期間民眾對國家集體主義的一種需求：“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請您嚴肅對待?！?/p>

盡管有一些包括社民黨和綠黨在內的德國左派人士對諸如禁足隔離等一系列措施持保留意見，但默克爾3月18日講話后一周的民意調查卻清清楚楚地顯示出民眾對國家干預的支持：95%的人認為出行限制措施是正確的，近60%的人對聯邦政府的舉措表示滿意——即使國家干預意味著對打破規則的人施以更嚴厲的懲罰，比如北威州的25000歐元罰款。

而本次疫情危機中的德國經驗也無疑再次證實了一個已在歐洲大陸上流傳已久，卻正因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被不斷減弱乃至拋棄的傳統：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特定領域不能完全交給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主導。比如醫院，比如科研，比如電臺和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