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多國公共文化設施關閉，美術館（博物館）精心籌備的展覽也無奈閉門，城市封鎖、人與人隔離，原本在美術館通過作品發聲的藝術家，也將藝術的陣地轉至社交網絡。大衛·霍克尼以一株水仙道出“記住，它們不能取消春天”，給人以撫慰，而來自藝術的撫慰不僅是一株春日水仙。

在隔離的城市中，藝術家依舊以作品發聲

近日，丹麥路易斯安那現代藝術博物館（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的社交網絡上發布了一張82歲的大衛·霍克尼最新iPad繪畫作品，畫中所繪田野間盛放的水仙，并寫道“記住，它們不能取消春天”。這是畫家在封鎖中的法國諾曼底分享給博物館的信息，其中雖包含著疫情下的痛苦，但更多的是對明媚春天的向往。

此后路易斯安那現代藝術博物館也發起了“征集春色”的倡議，其中一位來自波蘭的6歲女孩瑪雅用水彩畫下的春天，同樣充滿著希望。

其實位于倫敦的英國國家肖像館正在舉行以“大衛·霍克尼，繪畫源自生活”為名的肖像展，如今展覽因疫情關閉了。國家肖像畫館館長(Nicholas Cullinan)，也就這張來自封鎖中的水仙發表評論說，霍克尼“雖然與世隔絕，但仍在持續工作，觀察春天的到來”。

曾在上海復星藝術中心舉辦過個展的阿根廷藝術家托馬斯·薩拉切諾(Tomas Saraceno)目前在佛羅倫薩現斯特羅齊宮(Palazzo Strozzi)舉辦了一場名為“聯系”（In Touch）的大型展覽，但因為疫情，博物館閉館，“聯系”中斷。3月18日，薩拉切諾在博物館“云”平臺發布了一件視頻“作品”，這件作品雖然源于其舊作《特殊事件》（Particular Matter），但從冠狀病毒流行的背景下以藝術作品解釋病原體的運動——他用一束光展示了空氣中漂浮的數百萬小顆粒，討論了在日常運動如何影響空氣中物質（尤其是病毒）的運動，由此提示公眾在當下“放慢腳步”。

此外，藝術家兼攝影師沃爾夫岡·蒂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也在其社交媒體上分享了新口號“保持距離，你保護我，我保護你”，并提示保護你的醫生，只有當真正需要時才去就醫。

藝術家馬修·巴羅斯（Matthew Burrows）也在社交網站上發起“藝術家互助宣言”，以幫助藝術家們共克時艱。

紐約藝術家沃羅諾娃（Arina Voronova）創建了一個街頭藝術項目，在城市已接近全面封鎖的當下，紐約街頭出現的一張張戴著口罩親吻的照片，促進了困難時期的愛與團結。

沃羅諾娃說：“雖然科學正在努力尋找一種可以治愈病毒的方法，但在找到之前，人類只能相互支持。”在藝術家看來，“支持、愛、友善和寬容”是這個社交焦慮的時代逐漸缺失的，但卻是對抗疫情最重要的品德，希望這個項目能喚起人們用愛和同理心來解決當前困擾全球的問題。

倫勃朗，提香和卡拉瓦喬如何以作品表現瘟疫

除了當代藝術家外，古典藝術大師的展覽也因為疫情的發生暫時關閉，其中倫敦英國國家美術館開幕于3月16日揭幕的“提香：愛情、欲望和死亡”，幾乎開幕即告休館，那7件自多地匯聚一堂的、源于《變形記》的16世紀中葉繪畫也暫不得見。在這樣的環境下，也讓人聯想到提香生活的時代，提香死于1576年的瘟疫，在醫療狀況遠不及今日的幾百年前，藝術家是如何以作品表達疾病，又是如何引導人們在藝術中獲得安慰的？

《圣殤》（Pietà）是圣經藝術作品中一再重復的主題，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米開朗基羅的雕塑作品。1576年的威尼斯瘟疫肆虐，88歲的提香也以《圣殤》為題材完成了一件帶有恐怖色彩的作品，畫面中，一位老人為自己和兒子祈禱，祈求在疾病中幸存。有研究稱，提香將自己描繪為畫中祈禱的老人。為了讓信息傳達更為清晰，提香還在這幅《圣殤》中加入了教堂中常見的通俗畫。

此時這位年邁、老練的藝術家是一位最普通的父親，以最純粹的精神在灰白色畫布上發愿，對他而言，這不是在工作，而是在祈禱。然而，最終事不隨人愿，提香和他的兒子奧拉西奧都死于1576年的瘟疫。

提香的追隨者倫勃朗也有一段與瘟疫有關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并不是倫勃朗，而是他雇用的仆人亨蕾克切·斯托芬（Hendrickje Stoffels）。

故事要從1642年妻子莎斯姬婭去世說起，當時他還因為《夜巡》中個人藝術理念與大眾審美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惹上作品委托的糾紛，這也使他的名聲受到影響。在此之后，倫勃朗依舊堅持創作，但十分悲傷。直到遇到了亨蕾克切·斯托芬，才使倫勃朗漸漸重拾笑顏。這段愛情雖然被當時的社會所不容，但亨蕾克切卻成為倫勃朗筆下的常客。好幾幅她的肖像畫留存至今，畫中的亨蕾克切有著水靈的大眼、白里透紅的白嫩肌膚，微抿的嘴巴盡顯她的年輕。在暖色調的柔光照映和自然溫和的光影對比中也體現出倫勃朗無限的溫情，亨蕾克切的陪伴使得晚年的倫勃朗筆下生輝。

但1662年不善理財的倫勃朗再次面臨窮途末路，他不得不搬到了阿姆斯特丹西部的約旦(Jordaan)區艱難度日，那里房屋相連，街巷垃圾成堆，老鼠橫行，病菌滋生。1663年，一艘來自阿爾及爾 （Algiers）的船把瘟疫帶到了阿姆斯特丹，亨蕾克切成為了瘟疫的受害者之一。她的去世導致了倫勃朗晚期自畫像只剩下悲劇和痛苦。此后1668年，倫勃朗的獨子在結婚后不久患病去世，第二年，這位荷蘭偉大的藝術家也離開了人世。

巧合的是，英國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館正在展出的“年輕的倫勃朗”也因為疫情關閉了，當看到人生的結局再回看年輕時的意氣風發，總讓人唏噓不已。

令人唏噓的還有卡拉瓦喬，他的一生醉人、危險而又充滿了謎題。1600年，他突然出現在羅馬的藝術圈，備受追捧卻把自己的成功經營得很糟糕。1606年，卡拉瓦喬因為爭斗致人死亡逃離羅馬；1608年，他又在馬耳他卷入另一場爭斗；1609年，在那不勒斯，還是爭斗，這次可能是不明來歷的對頭要取他性命。

1610年7月28日一份從羅馬發到烏爾比諾的匿名私人信件中說卡拉瓦喬死了。三天后，更確切的消息說他死于熱病。而卡拉瓦喬的尸骨在何處，至今未知。雖然有研究者在埃爾科萊港亂墳崗式的地窖中以DNA比對尋找線索，但依舊沒有找到卡拉瓦喬。

400多年前的歐洲，瘟疫的爆發最令人痛苦的結果之一是死者無法像樣地被掩埋。正如卡拉瓦喬在那不勒斯黑暗的街道沒有靈魂的飄蕩一樣，因為瘟疫死去的人用裹尸布簡單包裹，并被抬到一起，付之一炬。

而在自己離開之時，卡拉瓦喬是否想到自己的作品《七個仁慈的行為》，為了更加豐富畫面的內容和感染力卡拉瓦喬在畫面上方增加了空中圣母抱著小耶穌和兩位赤身擁抱的美少年天使，看著人世間正在發生的這“七個善舉”，而在某些時候，他們也看到了人間的苦難。

在疫情發生之初，不少藝術家會失望于藝術無用，然而藝術同樣可以記錄當下，偉大的藝術歷久彌新、給人以安慰。在隔離的春天，讓我們以新的眼光看待這個陌生的時刻，藝術或許也是提供眼光、看到前路的方式之一。

注：本文編譯自artnet《請相信這些天會過去，大衛·霍克尼等藝術家傳來的希望》（Kate Brown）、英國衛報《愛的行為：疫情期間的攝影傳播》（Nadja Sayej）、《倫勃朗，提香和卡拉瓦喬如何應對瘟疫》（喬納森·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