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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大師、才華橫溢、性犯罪者、戀童癖、逃犯、離奇命案、苦難疊生......

“波蘭斯基”四個字就是爭議本身。

每一次他有新片上映，他一生經歷的往事與爭議就要被拿出來講一遍，經目光再觀瞻一遍，經口舌再討論一遍。

這一次，是新片[我控訴]。

可以想見，[我控訴]帶來的爭議可能會比他以往所有電影的爭議都大。因為從電影名字到電影內容，某種意義也是他自身的“我控訴”。

[我控訴]豆瓣和IMDB評分都是7.3

[我控訴]走哪兒都帶去一片飛沙走石。

它在第76屆威尼斯電影節上獲得評委會大獎，美國《綜藝》稱波蘭斯基的強行影射是“無恥下流”。

新片在巴黎首映當天，大批法國女性包圍了巴黎champo電影院，她們舉著標語牌、將海報涂上侮辱性字眼，在影院旁積極抗議。

不久前的凱撒獎頒獎禮上，除了場外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活動。

場內，當宣布[我控訴]獲得最佳導演獎時，[燃燒女子的肖像]主創瑟琳·席安瑪、阿黛拉·哈內爾等人憤而退場，以示不滿。

銀幕下激憤的人群抗議活動，似乎和銀幕上、電影中民眾的憤怒彼此交錯起來，顯得有那么些微妙。

[我控訴]控訴了什么呢？還得從電影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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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歷史事件改編，片中所有人物與情節均真實存在」。

電影開篇，是陰云密布下的埃菲爾鐵塔廣場，士兵們整齊劃一，長官公開宣布：

一名名叫阿爾弗勒德·德雷福斯的猶太裔法國軍官，因為叛國罪被判處流放，剝奪軍籍。

隨后，在廣場之上，他被當眾一件件剝奪軍銜和佩劍，作為一種對軍人的公開羞辱方式。

“他們冤枉了一個無辜的人！”德雷福斯大聲抗議，場外的圍觀群眾則高呼著“去死吧叛徒！”“猶太佬去死吧！”聲勢浩大。

發生在19世紀末期的「德雷福斯案」是法國歷史上十分著名的一起冤假錯案。

以當時引起社會反響的程度而言，不亞于這個時代的“波蘭斯基性侵案”或是“韋恩斯坦案”。

當時，正是德法關系緊張之際，通過安插在德國大使館的間諜，法國情報部門秘密獲得了一封對德的投誠信，其中泄露了部分軍事機密。

在經過簡單的調查后，身為猶太人的德雷福斯被當做罪犯，逮捕受刑。

這也是電影開篇的由來。

之后，[我控訴]并沒有把重點聚焦在被冤枉的德雷福斯本人身上，而是通過新任情報部長皮卡爾的視角，一步步揭開真相的幕布。

皮卡爾其實很容易就獲得了足以推翻審判結果的證據，只是，沒有人在乎。

他的長官們不在乎：別管這個事了，軍隊的名聲更重要。

憤怒的民眾們不在乎：他是猶太人，那他就是法國的敵人，是投敵者。

在當時法國國內濃厚的排猶風氣之下，人們天然仇視猶太人。為了抵制案件重審，憤怒的人群焚燒掉為德雷福斯說話的報紙，甚至往猶太人住所投擲石塊。

輿論迅速發酵，整個社會分裂成了兩派：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

而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不斷為案件奔波，堅決追尋真相的皮卡爾受到軍內排擠，被幾次外派差點丟了性命。

在報紙上寫作《我控訴！》一文抨擊軍隊、政府、法庭腐敗的著名大作家左拉，隨后被法院判作“誹謗罪”，被迫逃亡英國。

最后的結果，是經過了十多年之后，幾經波折，德雷福斯才被平反。

[我控訴]中呈現的「德雷福斯案」，頗有些加繆《局外人》的意味。

在法庭上，里面有句臺詞說：“如果我的筆跡與信件相符，則證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筆跡與信件相悖，卻同樣證明我有罪。”

真相變得不是那么重要。因為猶太人的身份，完美契合大眾對敵人的認知和想象，反而變成了最重要的東西。

加繆的《局外人》里，被審判的默爾索同樣雖作為當事人，卻是荒誕地被置于整個司法框架外。

人們不在乎案件的事實細節、來龍去脈，倒更感興趣默爾索這個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說，生活花邊。里面有句話說：

「這就是這場審訊的形象，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沒有任何東西是真的」。

可以想象，波蘭斯基為什么在風口浪尖，仍然堅持要拍這個故事。銀幕上，德雷福斯在受民意的“審判”，“公眾只相信他們愿意相信的真相”。

銀幕下，因為40多年前的一起幼女性侵案件，波蘭斯基同樣擺脫不了洶涌的民意“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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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很長時間，波蘭斯基的名字經常和兩類評價聯系在一起：第一種是私生活的“惡魔”；另一種是脆弱而才華橫溢的藝術家。

前者，美國媒體很喜歡，花邊小報永遠都喜歡寫他當年如何犯下性侵案，又如何逃跑云云。

后者，法國媒體很喜歡，因為法國向來自詡藝術家的圣地，他們以自身文化的包容性而驕傲。

加諸在波蘭斯基這個人身上的，總是無數贊美和丑聞詞匯矛盾的共存。

可以說，很難再找到像他這么一生和悲劇與爭議如影隨形的人。

幼年從納粹的大屠殺中幸存下來，母親卻死在集中營。這段經歷細微處可見[鋼琴家]。

后來到了美國，成為一名成功的電影導演，他收獲美麗的愛情，孕中的妻子卻死于曼森家族的狂熱謀殺。昆汀的[好萊塢往事]有對這段歷史的重演。

波蘭斯基和妻子莎朗·塔特

而從1977年開始，波蘭斯基的人生又有了另一種轉向。

直到現在，「性侵丑聞」仍然是伴隨著這個人最著名的標簽。

那一年，在一次模特拍攝后，他被控性侵了一個13歲的女孩薩曼莎·蓋莫。

在經過了長達一年的審訊之后，波蘭斯基做出了一個改變他下半生的決定：

1978年2月，他駕車去到洛杉磯國際機場，買了一張去往歐洲的單程票，從此一去不返。

逃離美國，他在法國開始了新生活，接著拍攝新的電影。

法國人民很愛他。寬松的法國或者說歐洲文化，對波蘭斯基來說還是很友好的。即使是在“MeToo”和后“MeToo”時代的當下。

一個對照。“MeToo”運動爆發后，奧斯卡獎評選機構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迅速將波蘭斯基除名在外。

而當下法國的凱撒獎，即使飽受爭議，還是將最佳導演的獎項恭敬遞上了。

但波蘭斯基獲獎帶來的巨大爭議，某種意義上，也重新分裂了法國電影圈。

這種分裂其實還挺有意思的，就像當年的「德雷福斯案」，據說最激烈的時候，“挺德派”和“反德派”(指德雷福斯)一見面就互相掐架，在酒館喝點小酒，出門就大打出手也不是沒有可能。

而今的“挺波派”和“反波派”(指波蘭斯基)，大概也只能在豆瓣互打5星和打1星來掐架了。

不過，處于風口浪尖的德雷福斯和波蘭斯基，倒也有些相似之處。

他們同樣是猶太人，同樣在案件的審訊流程上頗有爭議，同樣地要接受洶涌民意的“審判”。

在采訪中，波蘭斯基也曾說過，[我控訴]某種程度上映照了他自己被定罪的那段經歷：

我的作品不是解藥。不過我必須承認，電影里出現的那些迫害行為我都很熟悉，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至于這段審訊經歷究竟是怎樣的，女導演瑪琳娜·澤諾維奇的紀錄片《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就提供了一個視角。

波蘭斯基形容那一年的審判說“我就是個老鼠，被貓玩弄的老鼠。”他說的“貓”是媒體，也是法官。

在拍出黑暗詭異又大獲成功的[羅斯瑪麗的嬰兒]之后，再加上妻子被邪教殘忍殺害的血腥過往，美國小報就喜歡將他塑造成某種惡魔形象的代言人。

性侵事件一旦發生，他立刻被媒體和民意的狂潮深深淹沒，本應秉承的司法獨立(于民意)也并未完全做到，法官在搖擺中幾度改變主意。

這也成了波蘭斯基踏上逃亡路的原因(他聽聞法官將推翻已達成的辯訴交易，重新判他入獄)。

波蘭斯基或許曾受到過司法系統不公正的對待，或許沒有。

畢竟當年的法官早已離世，紀錄片《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也只能提供其中的某一個視角罷了。

但不知波蘭斯基是否想過，他的案件和「德雷福斯案」又完全不同。

即使承認，他們同樣遭受過司法暴政，但德雷福斯從始至終都是完全清白而受冤枉的。

而波蘭斯基案，無論如何辯護，都不能否認，他和一個13歲女孩發生性關系的事實。

這個意義上，也難怪《綜藝》說波蘭斯基的影射和夾帶私貨是“無恥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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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又要回到那個亙古不變的話題：道德與藝術的爭議，要如何看待？

沒有絕對的答案，但時代真的不同了。

波蘭斯基這些年的境遇，一直在隨著社會環境和輿論的變遷而改變。如果只看當下，還沒有實感，如果回到十年前呢？

今天，抗議人群在會場周圍舉著“波蘭斯基強奸犯”、“我們相信受害者”、“無法寬恕”等標語牌。

在十年前，抗議人群舉著的標語牌，卻寫著“釋放波蘭斯基”、“逮捕波蘭斯基是瑞士的恥辱”。

2009年，波蘭斯基現身參加瑞士的蘇黎世電影節，他本要在這次電影節上領取導演終身成就獎。

結果，當他一出現在瑞士機場，當即被捕。瑞士警方稱，在波蘭斯基抵達之前，他們已收到了美方發來的通緝令。

波蘭斯基的被捕，在電影圈引起了極大震蕩。

蘇黎世電影節組委會立刻在官網聲明對此事感到“震驚和恥辱”。大批影迷聚集在場地周圍，手舉要求釋放波蘭斯基的標語，持續抗議。

由戛納電影節組委會牽頭，包括阿莫多瓦、蒂爾達·斯文頓、艾瑪·湯普森、文德斯、王家衛、韋斯·安德森、馬丁·斯科塞斯等一百多位電影人在內的業內領袖，簽署了一封要求立即釋放波蘭斯基的請愿書。

事實上，當2003年波蘭斯基憑借[鋼琴家]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時，臺下的每一個好萊塢明星都送上了熱烈掌聲(波蘭斯基當然并未出席)。

2017年，當好萊塢大亨韋恩斯坦爆發出一連串的性丑聞事件后，遍及全世界的反性騷擾運動“MeToo”開始了。

對波蘭斯基新的指控也開始出現。

法國女演員瓦倫丁·蒙尼爾發聲，說波蘭斯基在1975年性侵了她，當時她只有18歲。此外，還有數位女性站出來，指控在幼年曾遭受過波蘭斯基性侵。

波蘭斯基全數否認了。

波蘭斯基和金斯基在一起時，金斯基也只有15歲

但爭議從來沒有消失。當年，瑞士警方迫于壓力最終釋放了波蘭斯基。

而今，有《衛報》記者想要重新采訪當年在請愿書上簽字的電影人，無人敢于回應。

[我控訴]中，十多年后德雷福斯從獄中回歸，有一句臺詞說：“時過境遷，局面已經變了”。

這話放在當下，對波蘭斯基的處境，倒也即為合適。

藝術家的私德和作品真的能分開嗎？

想起三島由紀夫一個好玩的后現代比喻：“我是詩人，摘去畫皮就是俗人，再摘去畫皮是詩人，再摘去畫皮還是俗人。”

私德和作品，常常是如影傳形，如鏡示相。談論藝術的歸藝術，人品的歸人品，總是天真而理想主義的。

至少在評論具有為自己辯護色彩的[我控訴]時，它們很難真正切分。

網友作品，德雷福斯vs波蘭斯基

況且，私德與作品分離的評價標準，又常常屬于男性特權。

人們一談到女藝術家，總愛首先談論她們私生活如何如何。到了男人那邊，才有了什么藝術的歸藝術，人品的歸人品。

在后“MeToo”時代的當下，人們對波蘭斯基案的看法，早已遠超一個個案評論。它本身更像是一種意味深長的象征。

早前，負責頒發凱撒獎的主辦方說，他們并沒有彰顯道德姿態的義務。

但在主管性別平等事務的法國國務委員席亞帕看來，[我控訴]的提名和獲獎只能說明，電影行業就性歧視和性暴力的革命遠遠沒有完成。

備受質疑的凱撒獎，即將迎來改革的時刻。

主辦方在聲明中說，此屆愷撒獎落幕，頒獎委員會全體委員將集體辭職，迎來重新選舉。他們也將在投票機制中實現性別平等(此前男女比為65比35)。

這是在經過“MeToo”運動之后，斗爭得來的女性主義發展成果。

[我控訴]的獲獎可以憤怒，但并不會改變未來什么。

參考資料：

[1]波蘭斯基獲愷撒獎引發大型抗議，“米兔”時代的世界電影，新京報網，2020.3.1

[2]What does Hollywood's reverence for child rapist Roman Polanski tell us? The Guardian，2018.6.30

[3]場刊最高分，波蘭斯基新片"炸"了，時光網，2019.9.2

[4]紀錄片《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

[5]電影丨波蘭斯基用他的電影說話了。誰在聽？誰愿意聽？南方人物周刊，20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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