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20年1-2月份經濟數據，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2130億元，同比名義下降20.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23.7%），其中餐飲名義收入同比下降43.1%，汽車類名義收入同比下降30.7%，下降幅度超出市場預期。盡管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等經濟指標下降主要源自新冠疫情，但主要指標的大幅下滑還是給全年經濟增長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隨著疫情逐步被控制，穩定增長和就業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壓艙石，穩增長首先需要穩消費。2013年以來，中國居民實際消費增長率穩定在8%左右，這一增長率低于2013年以前，在外需疲軟、經濟下行的宏觀背景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提升，穩定在60%左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上升以及消費率（消費/GDP）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率的下滑導致的，而不是來自消費增長率的上升。換句話說，是投資和凈出口增長率的下滑導致了消費比重的“相對”上升。因此，盡管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上升，但對消費的形勢不宜過度樂觀，特別地，2018年以來，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市場疲軟，出現多年未現的負增長，消費形勢更為嚴峻，穩消費任務依然艱巨。

一、穩消費能促增長嗎？

消費為什么重要？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不然。在常用的經濟周期分析框架中，大家都習慣用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駕馬車來分析經濟增長，在這個簡單的框架下，消費本身就是增長的一部分，消費上升直接就會帶來經濟增長。

但是，這種簡單分析思路存在邏輯上的缺陷，對于一個家庭和國家而言，給定時點上的總收入是不變的，如果消費上升了，儲蓄就下降了，儲蓄下降意味著投資降低，而投資和儲蓄下降又會抑制經濟增長，消費和儲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事實上，經濟學家對于應該從消費還是投資著手提振宏觀經濟一直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當前中國儲蓄率過高，因此應該通過擴大消費來促進經濟增長；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投資才能提高生產率，在長期和短期都能促進經濟增長，而消費在短期內變化較小，對經濟增長影響有限，長期內則會降低儲蓄率和經濟增長。從學理來說，第二種觀點更能站得住腳，從實踐上看，投資往往也見效更快，因此，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政府往往會更多依賴投資以穩定經濟增長。

那么，長期依賴投資的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投資能夠長期促進經濟增長的前提是投資回報率不下降，如果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不僅會直接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還會降低投資意愿，投資本身也不可持續。保持投資回報率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持續的技術進步，二是不斷拓展的市場規模。在2001年加入WTO以來，國際市場的不斷拓展為穩定我國投資回報率和經濟增長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金融危機以來，外部需求開始下滑，市場規模擴張越來越難，企業的投資回報率也隨之大幅下降，投資意愿下滑，經濟增長率降低。

目前，新冠疫情在海外尚未完全得到有效控制，今年外部需求遭遇雪上加霜，一時難以恢復。在此背景下，擴展國內市場、提高居民消費顯得尤為重要。換句話說，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不是簡單地體現在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提升居民消費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對經濟供給側的影響，消費不足將導致投資回報率下降，經濟增長率下滑，強大國內市場的形成對穩定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二、中國居民消費率為什么低？

促消費和擴大內需政策并非近年才有，早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為穩定經濟增長，政府就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消費的政策，如家電下鄉、汽車免稅等。遺憾的是，中國居民消費率在2000年之后一路下行，從2000年的47%下降到2008年35.4%。金融危機之后，由于經濟增長率下降，消費率有所回升，但2018年的居民消費率也僅為38.7%，遠低于美國、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也低于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以及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事實上，目前中國的居民消費率比日本和韓國歷史上的最低點還要低。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日本居民消費率最低點出現在1970年附近，為48.2%，韓國居民消費率最低點出現在2000年左右，為49.3%，都比中國2018年的居民消費率高出約10個百分點。

為什么中國居民消費率遠低于其他國家？理解這個問題是合理制定政策的前提。很多研究者基于標準消費理論對中國消費不足給出了解釋。比如，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年輕人儲蓄率高于老年人，金融危機前中國年輕人比例較高（人口紅利）導致中國居民儲蓄率更高；流動性約束理論認為，難以從金融市場貸款是居民提高儲蓄的原因，中國金融市場不發達導致居民不得不更多儲蓄……。這些基于標準消費理論的解釋，往往難以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為什么在金融市場效率不斷提高、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的同時，中國儲蓄率在2000年之后卻不斷上升、消費率不斷下降？

第二，為什么中國居民儲蓄率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要高？

筆者的研究發現，中國居民的低消費不能簡單沿用標準消費理論來解釋，它是由中國經濟特有的經濟轉型特征所決定。直觀地講，居民不愿意消費，無非兩個原因：一是沒錢消費，二是有錢不愿意消費。

第一個原因涉及國民收入分配問題，第二個原因涉及居民儲蓄率問題。2000年以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呈現出從居民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的特征，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始終處于低位。2017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僅為51.8%，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背后有更復雜的原因，在此先按下不表。

造成居民消費率低的第二個原因是居民消費意愿低，即給定收入前提下更不愿意消費，為什么中國居民消費意愿這么低？這其中也有多種原因，僅舉一例以說明。對普通家庭而言，壓低消費、提高儲蓄主要是為了應對買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重大支出。這些因素，粗看起來都是需求側的因素，是因為居民個人需求造成的儲蓄率上升。但是，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居民都會面臨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問題，為什么唯獨在中國會造成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細致分析可以看出，更為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在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等方面都存在嚴重的供給不足，優質資源稀缺導致競爭加劇，價格上升，家庭間形成了“競爭性儲蓄”。換言之，中國居民消費不足并不是由需求側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供給不足導致的，就需求論需求無法解決中國消費不足的問題。

三、促消費須從供給側改革入手

中國消費問題的特殊之處在于，居民消費率低在很大程度上與供給側有關，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消費問題?？梢钥葱└苯拥睦?，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國大量家庭在海外代購奶粉，不是因為中國居民對奶粉沒有需求，而是因為中國奶粉市場安全隱患始終存在。更有趣的是，很多中國生產的產品，在國外的銷售價格卻低于國內，導致很多家庭從海外重新買回了中國制造的產品，類似的例子已經屢見不鮮。這一系列現象的出現，說明解決中國的消費問題不能簡單從需求側入手，而要在供給側下功夫。

近期，發改委等多個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相比之前的促消費政策，該“意見”最大的亮點，是所有政策落腳點都是供給側，把提升供給能力作為政策核心，在消費問題上落實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居民消費而言，近期還有另外一個制度變革值得關注——“國務院關于授權和委托用地審批權的決定”，該“決定”對大城市土地供給將產生長期影響，土地供給是住房價格的關鍵決定因素，是對中國居民消費的長期影響不容忽視。需要指出的是，供給側改革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絕非一日之功，其影響在短期內不容易凸顯，但是，消費本身就是長期問題，需要用長期方式才能解決。

（作者陳斌開為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