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東評君 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鄭非

“野豬被逼急了，會掉頭沖向獵人。假如你要的主權，與他們的自由不相容，他們將何去何從呢？他們會把你的主權甩在你的臉上。” ——埃德蒙·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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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起，歷史學家們都已普遍認同一個觀點，那就是美國革命其實是一場內戰。在外，這是大英帝國中心與邊緣在帝國政制走向上的一場爭吵。在內，是革命者與效忠派的爭斗。效忠派就是那些與帝國保持一致，反對革命的人。他們人數眾多——據華盛頓自己的估計，整個北美社會中效忠派要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現代史家的估計則稍微好一些（ 效忠派占15%-20%）。他們的社會來源廣泛，分布在各個地理、族群與階級譜系之中。他們誓志效忠的理由也很復雜，既有家國大義，也有許多實際的理由。

內戰打完，勝負已分。大約六萬名白人效忠派隨英軍撤走。怎么處置這些效忠派，是戰后英帝國的一大難題。美國革命已經揭示出大英帝國憲制的深層矛盾，也顯現出英國政治家的束手無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面對殖民事業，英國人其實心里也在發怵。曾擔任大英帝國首相的謝爾本勛爵就坦率的說道:“在經歷了北美所發生的事情后，再來考慮殖民地似乎有些發瘋。”話雖如此，但當時的英國本土很顯然沒有多余的社會空間可以容納全部效忠派，讓這些已有墾殖經驗的人就食于帝國其他有待開發領土，就是必然的后果。于是效忠派流散全球，加拿大、加勒比地區、西非和印度都是他們的目的地。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效忠派成為英國新殖民努力的前鋒。

謝爾本勛爵

在離開美國流亡的六萬人中，一半以上北上至今天的加拿大（當時分屬新斯科舍、新不倫瑞克和魁北克各省）。他們的涌入大大更改了當地的人口比例。怎么治理他們而“美國革命后，英國官員大體上得出的結論是，十三殖民地獲得的自由太多了，而不是太少，因而加強了行政管控。”這種認為美國革命是“我給你自由過了火”的想法確實是英國政府戰后的主流觀點。問題的根本在于大英帝國的政治領導人無力解決帝國政制的核心困境，他們既不準備在議會至高無上的原則上妥協，也不能設想一個基于平等聯合或伙伴關系原則之上的帝國。他們不認為答案在于將行政權力移交給殖民地的議會（這似乎等于承認殖民地獨立），當時及后來的帝國主義政策都是為了保護地方行政人員不受地方控制。

因此，即使是面對這批已經表現出忠誠、顛沛流離的追隨者，大英帝國的執政者們也決心再不犯過去的錯誤，要從嚴治國。這里有個例子——1783年，新不倫瑞克（這是移民們要求成立的殖民地）的首任總督托馬斯·卡爾頓到任，“這位總督認為……最佳途徑是與一小撮任命顧問合作，進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他們所構建的政府是‘全世界最有紳士派頭的政府。’白廳授權卡爾頓和他的政務委員會管理政務，如有必要，可以一直拖延民選議會的成立。”這意味著一個寡頭政體，總督加睞于一小批社會精英（往往是地主），委任以官職，使其協助自己行政，而民選議會在社會基礎與功能上都受到諸多限制。后世的學者會稱這種做法為“行政吸納”。卡爾頓自己堅稱，要建立“一個堅定有序的政府……糾正民眾的作風，并引入得體的習俗和勤謹，讓因為上一場戰爭而如此長久的放蕩散漫的人們走上正軌。”在以后，英國甚至打算在加拿大引入世襲貴族制度，以便創造一個絕對效忠于王權的利益集團，以及一個能夠制衡民眾力量的保守政府形式。

這種做法在當時就引起了相當一批效忠派移民的反感，在1785年新不倫瑞克的選舉中，他們提交請愿書，大聲疾呼：

“我們卻看到英國臣民公然被關入監獄……軍隊進入城市，在毫無必要且無法律依據的前提下在街上巡邏……政府違法征稅……選舉的自由以最為明目張膽的方式被踐踏……這樣的做法……破壞了英國憲法的基本權利。”

這樣的言語恰恰正好是美國革命的語言，而這種語言以后將一而再，再而三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回響。忠貞之士及其后代再次踏上“反叛”之路，這種希臘悲劇式的主題很顯然揭示出了一個問題——這些地方所發生的騷亂很顯然不能歸咎于一小撮臣民的不忠，因為效忠派為了帝國的事業毀家棄國在先；也不能說這是民族解放什么的，因為加拿大不同于已經有了百五十年殖民歷史的美國，還沒有可能形成什么獨特的家國認同。既然如此，就只能說明一件事，那就是英帝國的殖民政制確實有內在的問題，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頻繁造就中央-地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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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7年和1838年，在上、下加拿大殖民地發生了民眾暴動。英國在1791年將原魁北克劃分成了上、下加拿大兩個殖民地，下加拿大的主體居民是本地的法裔，上加拿大則交給了效忠派。這兩個殖民地的政治領導權都由一小批寡頭掌握。簡略來說，這兩個殖民地雖然都有民選議會，但是行政權和立法權實際掌握在總督所任命的（由政治寡頭所組成的）行政委員會和立法委員會手中。殖民地議會同日后德意志帝國議會一樣，是一個“沒有政府的議會”。

到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這兩個殖民地都出現了政治改革運動，要求在本地建立“責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即本地政府向本地負責(下加拿大的情況同上加拿大還有不同。在民眾/寡頭之爭中還參雜了分量很重的族群沖突色彩。英裔人群在該地是少數派，站在總督與行政機構一方，法裔人群是多數派，站在議會一方）。最激進的一批改革者，在上加拿大是威廉·萊昂·麥肯齊 （William Lyon Mackenzie），在下加拿大是路易斯-約瑟夫·帕皮諾 （Louis-Joseph Papineau），甚至打算完全脫離英國的統治，建立一個共和國。

1867年加拿大聯邦建立

隨著時間的過去，改革派越來越沮喪與失望。1834年，帕皮諾起草了一份決議（92 Resolution），列出了改革派的種種不滿，提出改革計劃，并在末尾含蓄的威脅要效仿美國革命。1837年，英國政府終于做出了回應(Russell Resolution），斷然拒絕了改革派的每一項要求，這使得激進分子斷定，再也無法通過和平手段實現憲政改革。

使情況變得更糟糕的是，這幾年的經濟形勢并不太好。下加拿大的農業狀況形勢嚴峻，這讓許多農民負擔了債務，引發了仇恨和不滿。掌握本地政治領導權的法裔領主們希望能夠把農民的怒火轉向英國官方，以免農民攻擊本地的領主土地制度。法裔農民本來就敵視英國移民和商人，視之為可恨的競爭者。專業人士則擔憂英國文化的入侵。在上加拿大，伐木業和貨幣危機也接踵而至（盡管沒有下加拿大那么嚴重和頑固）。到了1837年英國政府做出回應的時候，整個加拿大的經濟正好處于谷底。這些因素都被轉移到了政制層面，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地方沖突變得越來越極端與頻繁。

激進分子們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發動起義。但是他們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起義目標。有的人對英國徹底失望，認為除革命外別無選擇。有的人則認為要以打促和，通過訴諸武裝叛亂來迫使英國修改其殖民政策。接下來的場景非常像歷史中的美國革命——在下加拿大，首先是城市與農村地區的大型集會（在集會上，激進分子散發人權宣言），接著是種種進口商業抵制行動（包括走私），最后則是暗中集結武裝志愿者。起義者們的組織名稱也頗類似美國革命——“自由之子協會”。

起義分別于1837年的11月和12月發生在下加拿大和上加拿大。但說老實話，無論是麥肯齊還是帕皮諾都不是革命領袖的料（兩地也沒有協同與配合），盡管兩地有對政府很深的不滿，但是他們的組織與策略都極為粗疏，各自組織了幾百武裝低劣的人馬，面對政府軍的鎮壓一觸即潰，革命領導層也隨即逃亡，起義就此失敗（盡管麥肯齊之后曾組織人員多次從美國出發騷擾邊境）。

同之前的革命呼聲比起來，具體的革命過程可以說是典型的虎頭蛇尾。一方面，效忠派忠于王權的傳統仍然植根于加拿大各殖民地社會之中，使得總督能夠輕松動員夠多的保王黨民兵進行鎮壓。另一方面，英國對加拿大的統治其實并不嚴苛，上下加拿大幾無賦稅可言。這使得革命還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革命者本身并不堅決。

但是，同其他革命相比近似玩笑、在軍事層面微不足道的這些暴動，卻在相當的程度上震動著英國當局，因為這是在美國革命之后發生的第二次重要的殖民地抗議活動，標志著美國革命后的帝國政治實踐（經濟松、政治緊）再次破產。

應該承認，這些政治家是睿智老練的，不會因為“有兵在”就放下全部的憂慮，不認為暴力是維系國家的有效方式。帝國必須尋找一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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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新路從德拉姆勛爵（lord Durham）被任命為英屬北美的大總督與高級專員開始。德拉姆勛爵是世家子弟，貴族中的貴族，富翁中的富翁，選擇成為一名自由主義政治家，幫忙起草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擴大選舉權），有“激進杰克”的外號。據說其為人很不好相處，專斷、虛榮。時人都覺得他會當上帝國首相。

加拿大起義爆發后，時任帝國首相的墨爾本勛爵認為需要將德拉姆勛爵送到加拿大去，以免他在政治上造成什么麻煩。在猶豫多時后，德拉姆勛爵才接受了這項任務。他在加拿大待了五個月，然后因為在處置叛亂者的問題上同內閣起了齟齬，憤而辭職。在就任期間，他及其助手已經完成了《關于英屬北美事務的報告》(后稱德拉姆報告）的大部，在歸國之后就在報刊上予以發表。

德拉姆勛爵

后世的政治家與史家都對這份報告贊不絕口，認為德拉姆勛爵的這份報告是帝國轉向的關鍵點，也是日后英聯邦的理論源泉。這份報告內容繁雜，涉及多個方面，大致說來有兩個主要關注對象，一是英法裔人群在下加拿大的爭端，二是加拿大各殖民地政府體制的弊端。

在該報告總結部分，德拉姆寫道：

我已經描述了社會構成中所存在的不幸分裂因素的運作情況，也描述了由不健全的憲法體制所造成的混亂……我沒有必要費心去證明，這種狀態是不能持續下去的。……英國體制有力量來糾正現有的罪惡，并給這些地方創造一種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給予的福利。不是在法律的恐怖中，也不是在我們軍隊的威力中，才能找到安全和體面的聯系紐帶。它存在于那些英國制度的有益運作之中，這些制度將自由和文明的最大發展與英國世襲君主制的穩定權威聯系在一起。……我毫不懷疑，如果英國政府選擇不惜任何代價保住其殖民地對其的依賴關系，它能夠實現其目的。我相信它有辦法征召一部分人民對抗另一部分人民，并用正規部隊駐守加拿大，足以威懾一切內部敵人。但即使這樣做，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也萬分冒險。……如果我們的政府體制不改變，現在盛行的不滿情緒就會蔓延和發展。隨著保留這些殖民地的成本增加，它們的價值將迅速減少。如果通過這種手段，英國民族滿足于保住一個貧瘠的、有害的主權，它只會冒著外國侵略的風險，讓一個遙遠的附屬國面對一個強大而雄心勃勃的鄰國————侵略者將不會遇到抵抗，而是更可能得到一部分常住人口的積極合作。

……我認為，不是通過削弱而是通過加強人民對政府的影響，不是通過擴大帝國當局對殖民地事務細節的干預，而是將其限制在比迄今為止規定的還要窄得多的范圍之內，就能在長期存在分歧的地方恢復和諧，就能在這些省的行政管理中引入一種全新的穩定性和活力。……王國政府必須服從代議制機構的必要后果，如果它必須與一個代議制機構一道執行政府任務，那么它就必須同意通過該代表機構所信任的人來執行之。

……我知道有人堅持認為，在母國建立了和諧、良好政府的原則不適用于殖民地。有人說，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必須由個人來執行，而不必考慮殖民地人民的意愿。殖民地必須執行國內當局的政策，而不是人民的政策。如果殖民地能任命所有行政官員，實際上將不再是附屬的。我承認，我提議的制度實際上會把殖民地的內部行政交到殖民者自己的手中。我們長期以來已經把制定法律的權力完全交給了他們，因此，我們應該把執行法律的權力交給他們。我非常清楚我們殖民地所具有的價值，也非常清楚我們與他們保持聯系的必要性，與此同時，我不知道在什么方面值得我們干涉他們的國內立法，而不影響他們與祖國的關系。那些跟我們相關的事務是很少的。政府的憲法形式、對外關系、與母國、其他英國殖民地和外國的貿易，以及公共土地的處置，是母國需要控制的唯一幾件事。帝國立法機關的權威、殖民地從我們這里得到的保護、我們的法律為其貿易提供的有利條件，以及英明的殖民制度將給予殖民地的互惠利益，現已充分確保了這種控制。在這些方面，殖民地繼續與帝國保持聯系而獲得的利益就會保障它居于完全從屬地位。母國政府的無理干預，頒布法律管理殖民地的內部事務，或挑選執行這些事務的人員，當然沒有得到加強，反而大大削弱了（殖民地對母國的依附關系）。

……我很清楚地知道，許多人，無論是在殖民地還是在國內，都對我所建議的制度相當警惕，因為他們不信任那些最初提出這一制度的人，他們懷疑這些人有不可告人的意見——這些人敦促采納這一制度，只是為了使他們能夠更容易地顛覆君主制度，或主張殖民地的獨立。然而，我認為，這些不可告人觀點存在的程度被大大高估了。我們不能把每一個對失望之情的魯莽表達都看作是對現有憲法的固有厭惡。我自己的觀察使我確信，北美殖民地所有英國人的主要感情是對祖國的忠誠。我認為，無論是人民的利益還是感情，都與一個明智和普遍管理的殖民政府是相容的……

大體而言，德拉姆勛爵在這個問題上的建議有二：一是本地的行政事務應該向本地議會負責，總督在殖民地的角色向英國國王看齊，其任命的官員應獲得本地議會的認可、承認；二是中央管轄事務應該跟地方有所分離，除外交、對外貿易與公共土地的分配之外，其他事務都應該交給地方處理，中央不再干預。

但是，史家多指出，德拉姆勛爵這份報告盡管在后世受人推崇，但在當時卻反響了了。一是這份報告中所提出的政治解決方案（授權加分權），并不是什么新鮮概念，輝格黨在三十年代就已經多次鼓吹之。二是無論是在英國本土，還是在加拿大，這份報告都面臨相當多的反對意見。其中一個重要的反對意見是，德拉姆勛爵的想法雖好，但實際上卻有一些漏洞，無法操作。

其一，德拉姆勛爵認為總督應該任命本地議會認可的行政助手，這就會帶來一個問題——總督的責任對象不明。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在1843年指出，“如果總督在憲法上被要求根據責任政府的建議行事，他又怎么能遵照女王政府認為適宜的指示呢？”戰爭與殖民部大臣羅素（John Russell）則說的更明白：“這樣，就可能發生總督同時接到女王指示和殖民地行政委員會建議的事，而兩者彼此完全是不同的。如果他遵從來自倫敦的指示，他的憲法責任就將完全失敗；如果他服從來自行政委員會的建議，那么他就不再是一個從屬的官員，而是一個獨立的君主。”英國政治家兼知識分子喬治?康沃爾?路易斯爵士(George Cornewall Lewis)在1841年在論文中也寫道：“如果母國政府在治理其依附地，（依附地）的代表機關就不能實質上治理它，反過來也是這樣，如果代表機關在實質上治理依附地，那么母國政府就不能在實質上治理它。”簡言之，他們都認為，一仆不能事二主。

其二，德拉姆勛爵建議把帝國事務與殖民地事務分離，前者交給英國政府全權處理，后者則讓殖民地自己負責，認為這樣就能消弭中央與地方的爭執。但這實際上也是做不到的。拿對美關系來說，如果純由帝國處置，必定會引起與美國接壤的英屬北美各殖民地的不滿，因為對美關系與各殖民地的內政息息相關。此外，即使能夠分離開來，又怎么保證殖民地議會不會擴張其權限到“帝國事務”上來呢？畢竟并不存在一個帝國成文憲法，也沒有一個帝國憲法法院來從制度上予以約束。在歷史上，當加拿大建立責任政府之后，確實很快就突破了德拉姆勛爵設置的這些界限——1846年之后加拿大實際上獲得了自定關稅的權力；1853年，帝國放棄了對殖民地公共土地的分配權；1854年，加拿大建立了民選上院，實際上有效的控制了其憲政體制的設計。在這些議題上，英國政府實際上都采取了保全面子但實質上退讓的做法。

德拉姆勛爵雖然認為“帝國立法機關的權威、殖民地得到的保護、英國法律為其貿易提供的有利條件，以及殖民制度給予殖民地的互惠利益”將自然的保證殖民地對英國的依附關系及英國的上級地位，解決上述問題。但英國歷史學家Ged Martin在其著作中尖刻的批評說，德拉姆勛爵有些想當然：“帝國立法機關的權威”不過是場面話；英國在殖民地土地制度上的作為在相當程度上推高了殖民地的土地價格，從而導致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滿；英國為加拿大提供的安全保護（主要是針對美國）利弊難知。唯一說得上的就是英國跟加拿大的經濟聯系確實能夠維系雙方關系，但是英國并不是唯一能夠給加拿大提供市場的國家，因為加拿大旁邊就有一個新興的經濟大國——美國。德拉姆勛爵自己就在報告中一再點出了加拿大人對美國繁榮的艷羨之情。

綜上所述，德拉姆勛爵所提出的“責任制政府”解決方案確實問題重重。盡管他和他的同志加以了辯解，但老實說，這些辯解都不算如何成功。一個核心難題始終都沒有辦法得到回答：如果地方獲得了對自己立法、行政近乎全面的控制權，怎么能保證地方對中央的依附關系呢？又該怎么安排兩個權力中心之間的關系呢？

但吊詭的是，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史表明，這么一個在理論上充滿漏洞的方案，居然在幾年之后就實施了下來。1846年的時候，格雷伯爵（Earl of Grey)出任殖民部大臣，他指示新斯科舍殖民地的總督在責任政府原則上組織政府。1848年，新斯科舍與加拿大均成立了責任政府，隨后，愛德華王子島(1851年)、新不倫瑞克(1854年)和紐芬蘭(1855年)也相繼獲得了此項制度。當然，其中并非沒有波折，但效果最終證明很不錯——加拿大就此安定下來，成為大英帝國忠誠的屬地之一，再也沒有起義，也沒有企圖推翻帝國統治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甚至缺乏相應的思潮。1837年上加拿大起義的領袖威廉·麥肯齊后來被赦免，回到家鄉時說，“如果我1837年時看到了我在1848年時看到的情形，那么，不管我們也許會犯下什么錯誤，我會一想到那種造反的念頭就不寒而栗。”那么問題就來了，為什么英國實施了這個在邏輯上行不通的方案，以及，（至少從效果上來看）為什么在實際上卻還做的不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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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前一個問題，最正統的一個答案就是英國貿易政策轉變導致的“帝國冷漠”。在一系列著作中,學者們（C. A. Bodelsen, 1924; R. L. Schuyler,1945；T.O.Lloyd,1984）認為，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正處于工業革命的全盛期，自從1832年議會改革以后，一個新的政治力量已經上臺，他們代表的不是地產、金融和航運集團的利益，而是新興工業集團。當這些英國實業家看向帝國，他們看到的不是國家榮耀，而是舊利益集團的專營壟斷，是重商主義對市場的扭曲，以及高價的原料進口。

新興工業集團這么認為是有理由的，在此之前，英國對其殖民地奉行重商主義政策，打壓殖民地的某些產業，扶植另外一些，目的并不全在建立某種母國-殖民地差序經濟格局（殖民地成為母國的原料產地和市場），也在盡可能內部化經濟活動，使國內各產業互補。這是在那個爭霸年代里舉目皆敵的自然產物。到了后來，殖民地的某些產業實際上成為了橫跨英國/殖民地的某種聯合殊利益集團，其盈利在相當程度上要依靠帝國的關稅保護，比如西印度群島上的蔗糖業、好望角的葡萄酒業、英屬北美的航運木材業等。從新興工業家的角度來看，這些自然是要取締的對象。

對老人來說，帝國意味著統治榮耀和兒子的海外就業機會，對新人來說，帝國則是一筆虧本買賣。從1841年開始，當權的皮爾（Sir Robert Peel）政府開始進行關稅改革，取消所有保護關稅，到了1846年，重商主義時代宣告終結。這么做的后果自然是削弱了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經濟紐帶，也使得英國在殖民地保持行政控制變得不那么必要。

1848年，威廉·莫爾斯沃斯爵士（Sir William Molesworth）在議會中的發言很好的解釋了這一理路：

假設他們（加拿大諸殖民地）從我們這分離出去，組成獨立的國家，甚至加入美國，他們難道不會比現在（對我們來說）更有利可圖嗎？……從每個方面來說，跟其他的殖民地加在一塊相比，美國對我們都更有用處。1844年，我們向美國出口了價值八百萬鎊的制造品，相當于我們同其他殖民地的出口總和，為了管理他們，我們一年要花四百萬鎊費用。……目前，人們認為殖民地主要是為我們的產品提供市場，為我們的人口提供出路。很明顯，在這兩個方面，獨立的殖民地和依附的殖民地一樣有用。……如果我們被迫在繼續目前的巨額開支和放棄這些殖民地之間做出選擇，那么很明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后一種選擇是更有利可圖的。但是我堅持認為，如果我們按照我們應該管理他們的方式管理我們的北美殖民地，嚴格遵循責任制政府原則，讓他們管理自己的事務，不受殖民地辦公室的控制，我們就可以安全的減少我們的軍事力量和開支，他們也愿意繼續成為我們的同胞。

威廉·莫爾斯沃斯爵士

從這個角度講，既然英國人自己對帝國都不太在乎，那么實施一個增大地方獨立性的方案就不是什么難以想象的事情。

但是，這樣一個正統答案其實讓我不甚滿意——它太籠統，仿佛帝國政治結構的變化只是貿易自由化的當然產物，認為從經濟自由政策必然能推導出政治自由。問題在于，自由貿易只提供一個背景、形勢與可能，帝國政治自由化如何實現是一個過程。反帝國主義的思想是否在當時的英國輿論中占據主流，放松帝國管制的政策是怎么在英國政治中勝出的，保守黨和帝國主義者的考慮又是什么，他們是怎么被說服或者被壓制住的？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問題。

英國歷史學家約翰·加拉赫（John Gallagher）和羅納德·羅賓遜（Ronald Robinson）在1954年尖銳的問道：如果說由于自由貿易政策，英國患上了帝國冷漠癥，那怎么解釋在1841年到1851年間，帝國仍然開拓、占領或兼并了新西蘭、黃金海岸和旁遮普等多個地方呢（在之后的二十年里，帝國也還是在持續攻城略地）；如果說授予殖民地責任政府體制是由于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對帝國的“漠不關心”，那為什么這種政策在維多利亞時代晚期也繼續下去了呢？當時的英國政治家對維護帝國統一可是非常上心的。

他們的見解是，英國授予各白人殖民地以責任政府體制，并不是“帝國冷漠癥”和激進主義者解放殖民地的思想所導致的，而是一個主動的政治動作，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政治智慧，是用“非正式控制”對“正式控制”的取代，是一種新的帝國構建策略。其他一些歷史學者都贊同這一判斷（如，John Manning Ward, 1976；Peter Burroughs,1978) ，我也認為它講的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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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怎么描述這種新的帝國構建策略呢？

我們首先應該看到，將行政控制交還給殖民地確實會對帝國的統一形成挑戰。關于這點，殖民政制的改革者們自己也不否認。他們的辯解之一是，“我們承認存在極端情況。每一種形式的政府都會遇到這種問題。英國也有過經驗，在某些事件上不得不違反其憲法中最神圣的原則。但是沒有一個明智的政治家會將這些特殊情況納入到一個政府的一般原則中去。他不會在憲法理論中為之列出專門條文，也不會修改憲法實踐的日常規則來補救之，而是在不可預見的事態發生時隨機應變。”換句話說，他們樂觀的相信帝國中央與殖民地地方之間的對抗將不會是常態，應該特事特辦，凡事不能只朝最壞處考慮。

老實說，上面這個辯解是相當無力的。不少改革派也意識到，如果要賦權給殖民地，就也要跟著在中央層面建立更密切、更正式的政治關系——通過讓殖民地在倫敦擁有某種代表權來確保帝國政治的協作，增加殖民地人民對帝國的認同，拉緊殖民地與中央的聯系，以避免諸權力中心之間非常可能產生的對抗。最顯然易見的方案是，讓殖民地如同其他英國地方一樣，選舉產生國會代表派往倫敦。但是，即使是改革派自己也覺得這個方案行不通——派多了代表，國會會變得太大、太多元（因為殖民地太異質的緣故），因此效率低下，派少了又不頂什么用。在1846年的《殖民地公報》（Colonial Gazette）——一份改革派的宣傳物——中，又有人提出效仿美國成立聯邦政體。這一方案也不了了之。應該說，這些正式化帝國中央-殖民地關系的方案紛紛無疾而終，只不過是大英帝國一種歷史旋律的一再重復（此前美國革命的時候也有過類似提議，之后十九世紀末帝國聯邦運動時也出現過）。要構建一個正式帝國，在英國的政治、社會條件及思想傳統上實在是有太多的困難（所以這些改革派們只能用“事情不會到那一步”來為自己的主張辯護）。

所以，既然由于殖民地危機帝國必須要做出改變，但基于實際困難無法構建一個基于平等原則之上的聯邦實體（既不能從上到下的進行管制，也不能吸納、聯合地方），那么將重心轉向某種非正式的帝國調控手段就勢在必行（除非堅持強力鎮壓）。幸好，用“非正式”（既非命令、也非明文制度）的手段來處理倫敦與各殖民地關系倒是非常符合英帝國的一項傳統。在《劍橋英帝國史》卷三中， 英國史學家Peter Burroughs就指出，英帝國有兩個長期特征：一，與西班牙和法國不同，英國從未試圖從倫敦直接統治殖民地。因此，在母國和殖民地社區之間、中心和邊緣之間的互動基本上是雙邊關系，需要不斷的談判，而不是強加統治和接受臣服；二，它往往是被動的，而不是先發制人，政府權力落后于海外擴張，而不是領導海外擴張。既然如此，現在不過是更進一步罷了。

如果英國政治家接受“非正式帝國”觀的話，帝國統治的重點將從表面的制度之爭轉向私底下的談判、妥協和利益交換。提倡者假定，即使雙方不在法理上、制度上厘清統屬關系，也不會妨礙殖民地愿意因為經濟上、社會上和文化上的聯系留在帝國圈內。德拉姆勛爵的方案并不能解決帝國中心與邊緣在法理上的沖突。但那又怎么樣呢？英國人的長處本來就不在學理探討上，而是實用主義、修修補補過日子。“非正式帝國”政策并不要求明確帝國中心與邊緣的法理地位，而是希望能夠在實際的互動中探索雙方權力的邊界。帝國中心大可以憑借自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暗中影響殖民地的人事和政策，用不著明火執仗的要求服從。日后的英國首相格拉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就認為，帝國在表面上的退讓是不會摧毀帝國一統的，“女王陛下的政府建立在一個更大更堅實的基礎上，……基于一方提供軍事保護，另一方自由而忠誠的予以回報，基于過去的共同傳統和對未來的希望，基于起源、法律和生活方式上的相似性，……以及物質利益，這一切注定不會阻礙，只會促進……更緊密、更健康的結合在一起。”

為什么英國人逐漸接受了這個“非正式帝國”呢？澳大利亞歷史學家John Manning Ward提出，這同另外一個帝國觀的出現是有關系的——如果說之前的英帝國是一個以英國為中心的“小帝國”，那么在一八四零年代一種新的“大帝國”觀逐漸開始征服了政治精英和大眾的頭腦。埃爾金勛爵在1847年到1854年間擔任加拿大總督，正是其施政促成了加拿大責任政府的產生與鞏固，他有句話非常能說明這個“大帝國”觀：“英格蘭的女王主掌的是什么樣的帝國？是一個隨著時間成長、擴張與壯大，深深扎根于新的土地，并從原始土壤中汲取新的活力的帝國呢？或者她只是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君主？”這位勛爵很顯然指的是前者。另外一位歷史學家（以后也是殖民部的高官）赫爾曼·梅里維爾（Herman Merivale）說的更清楚：“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是一種本能的感覺，我們的名譽和國家的命運不在這里，不在我們所占據的這個狹隘的島上。”日后，在極富有影響力的《英國的擴張》一書中，十九世紀末歷史學教授西利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根據這種期待，成熟的定居殖民地被視為英國在海外的延伸和英國憲法實踐的繼承人，政治從屬似乎不再必要或適當，帝國的權威可以安全地減少到少量監督權上。

赫爾曼·梅里維爾

正是在這種“大帝國”觀下，英國政治家開始超出英格蘭本位來思考帝國的統治問題，主張用更柔性、更具平等合作精神的方式來處理帝國中心-邊緣問題，就不是一件令人難以想象的事情。比方說，殖民大臣格雷（正是在他的任期內加拿大各殖民地建立了責任政府）是英國殖民主義的熱心倡導者和帝國命運的堅定信徒。他贊同新的樂觀主義/擴張主義帝國觀。他推斷，對海外的英國社會實行慷慨的地方自治，最終可能會將英國和殖民地團結在一個基于血緣、文化和共同制度的持久、有價值和自愿的聯盟中。這種看法認為，想要維持殖民地對母國的依賴，最好的辦法并不是緊緊擁抱它，事無巨細的進行管制，而是放開一定的手腳，不理會由此產生的法理矛盾，代之以交往理性。

這自然是一個冒險，但歷史表明，格雷的這一期望并不是不切實際的，加拿大在之后的一百年里一直是帝國最牢固的環節之一。帝國邊緣地帶容易出現的那種地方民族主義在加拿大并未出現，加拿大人普遍認為，他們的加拿大認同和英帝國認同并無沖突。在一戰、二戰，大批加拿大人都自愿為英國而戰。我想，再沒有比血稅更能體現出人們的忠貞之情的了。

在英國的哲學家中，我很喜歡埃德蒙·柏克。他在美國革命之前曾發表演講，論及北美十三殖民地與英國的關系，他堅決反對把管治權威等同于國家一統的做法，認為一國對其屬地的主權從理論上來說雖然無限，但是從實在上講，是根據各地環境、歷史之不同而有權利邊界。尊重這一自然形成的邊界，有賴于主政者的克制與智慧。“野豬被逼急了，會掉頭沖向獵人。假如你要的主權，與他們的自由不相容，他們將何去何從呢？他們會把你的主權甩在你的臉上。”

對一八四零年代的大英帝國來說，幸運的是，他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作者為上海政法學院青年學者）

原標題：《地方叛亂與帝國應對：加拿大起義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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