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武漢所有的方艙醫院休艙。2月3日起在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的推動下，武漢集全國各方救援力量連夜行動，29個省區市緊急調集22個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將武漢市會展中心、體育場館等改造成方艙醫院，集中收治確診輕癥病人。2月5日收治首批患者以來，武漢方艙醫院共收治新冠肺炎輕癥患者12000多人，方艙醫院在人類抗擊傳染病歷史上沒有先例，從建設到使用，再加上一系列科學有效的醫務措施，方艙醫院成為了決勝戰役的生命方舟，創造了中國經驗。

2月9日，曾經奮戰在非典一線的資深傳染病防控專家、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四醫院原院長陳亞崗率隊310人馳援武漢，醫療隊先后接管了黃陂方艙醫院、日海方艙醫院等共3家方艙醫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過千人，創造“零死亡、零感染、零回頭”的突出戰績。3月5日，浙江省醫療隊（方艙），榮獲“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集體”稱號。近日，我們連線了陳亞崗教授，聽他講述方艙醫院里的創新醫療經驗。

1. 請介紹一下您帶領的浙江省第三批緊急醫療隊在武漢開展工作的情況。

陳亞崗：按照國家和省里部署，我們醫療隊以接管方艙醫院為任務來進行人員配置的。方艙醫院主要是收治新冠肺炎輕癥病人，其主要目的，一是治療輕癥病人，這種治療相對簡單；二是起到隔離作用，確保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在方艙醫院提出之前，武漢的床位緊缺，很多病人因為無法收治而耽誤治療，而有些輕癥的病人被收治到條件較好的醫院，也占用了重癥和危重癥病人的醫療資源，所以當時武漢的病死率在全國是比較高的。因此黨中央提出將一些大型場館改建成方艙醫院，把輕重癥病人分開收治。

我們醫療隊到達以后輾轉了三個方艙。第一個是黃陂方艙，我們去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建好，所以醫療隊不僅是要管方艙，實際上也承擔了建方艙的任務，我們醫療隊的一些專業人員做了管控等工作，我自己是做傳染病研究的，對整個方艙的防控也提了很多要求與建議，然后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改建。醫療隊在到達后的三天內改建了兩個方艙并及時投入使用；第二是接到國家衛健委的任務轉戰至中國光谷日海方艙醫院，那個方艙是很大的，我們到達后邊整改邊建設。但是等建設完以后，疫情已經得到控制，所以那個方艙最后沒有投入使用。第三個是我們現在所在的方艙，因為是個特殊性質的方艙，所以需要進行一些特殊的管理和醫療措施。

2. 方艙醫院和正規醫院有什么區別？你們在工作中有沒有遇到什么困難？

陳亞崗：我1982年畢業以后就一直從事臨床醫學工作，1997年從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開始擔任醫院管理工作，后來又參與了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四醫院的籌建，因此對醫院建設和管理是比較熟悉的。但方艙醫院抗擊傳染病是新生事物，我從來沒碰到過這樣的醫院。

我認為方艙醫院和其他醫院最大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它不是一個按照醫院標準建設的醫院。方艙醫院的建設，是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來改建的，比如說它可能是展覽館，體育館，大會堂等，很多方面都達不到醫院的標準，包括一些醫療的救治設備、診斷設備等，難以適應重癥病人的搶救和治療，這是一個顯著特點，所以這里收治的都是輕癥病人。當時國家衛健委要我們做到兩個確保，一方面確保方艙醫院病人零死亡，雖然輕癥病人大多都能通過方艙醫院的基本治療痊愈，但也會有一些輕癥病人經過發展病情變嚴重，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好監測、及時發現和評估病情變化，進行轉院；另一方面確保方艙醫院醫務人員零感染，方艙醫院這個概念來源于部隊打仗的時候搭搭建的臨時方艙，配置一些必要的醫療設備，而我們此次的方艙不是收治一般的病人，而是傳染病病人，因此也可以說是原來方艙的升級版，所以醫務人員的防護工作非常重要，正規醫院的防控條件好、專業性強，安全性會好一點，但在方艙醫院在這種特定條件下，如何做到零感染，這就是方艙醫院和其他醫院性質上最大的不同。

第二，醫院管理上也有區別。我們平時收治病人一般是兩三個人一間，最多的時候也就是五六個人一間，但方艙醫院是幾百個人上千人住在一起，那么多的病人住在一起，而且還是傳染性的病人，要如何管理好？這也對我們醫院的管理提出一個新的要求。因為在這里，如果有一個病人情況不好，或者有任何涉及到精神或者情緒上的問題，其他幾百個人都會看到。怎么在眾目睽睽之下把病人的情緒安撫好，這就是我們方艙醫院和普通醫院最大的不同之處。

3. 17年前，您曾帶隊抗擊SARS獲國家嘉獎，那次的經驗對此次援鄂有怎樣的幫助？

陳亞崗：我本來是研究和治療傳染病的醫生，非典和新冠肺炎的病原體雖不一樣，但在防控本質上區別不大。抗擊非典是我長期從事防治傳染病工作中的一次重要經歷，積累了我應對大型流行性疾病的經驗，也給了我此次抗疫的信心，實際上我已經60歲了，也從院長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我依然認為我有能力去迎接這樣的戰役。來到武漢后，醫療隊里的同事，包括當地的應援組，他們都認可我的能力，能夠帶領醫療隊科學有效、井然有序地推動緊急而艱難的工作，其實這些都是靠我長期的工作經驗積累出來的，也是因為參與過像非典這樣的硬仗打下了良好基礎。

4. 您是浙大四院的首任院長，現在已經退居二線，為什么仍在第一時間主動請纓奔赴武漢一線？

陳亞崗：其實想法很簡單，我覺得我的本事還用得上的，身體還不錯，前線又非常需要我們。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年初一我就回到浙大四院參與抗疫，從專業角度提出了很多防治建議，我知道他們（浙四）需要我，同時我密切關注著武漢的疫情發展，也早就做好了隨時奔赴武漢的準備。所以當元宵節晚上，浙江省衛生健康委員會以前的同事給我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帶隊出征的時候，我立刻就說，行。省里也是考慮到我有這樣的經歷是合適的人選，我做了這么多年的傳染科醫生，又有抗擊非典的經驗，傳染病疫情爆發，我到一線抗疫，這是我的本職工作，是自然而然的，也是義不容辭的。我就一個想法，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5. 方艙醫院的病人不免會出現比較焦慮等的心理變化，醫療隊采取了什么調整病人心態的措施？

陳亞崗：我們醫療隊在方艙醫院所做的工作，有很多的宣傳報道，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得到了國家的認可，實際上方艙醫院的運行核心就是醫院管理、病人管理。但方艙醫院的管理和正規醫院的管理既有相通，也各自有特點。方艙醫院既是醫院，也是特殊場所，我們不僅僅是在醫療技術層面提供保障，如輕癥病人病情的監控、干預等；更需要關注的是病人本身，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我們了解到的病人的情況與以往都不盡相同，武漢人民遭遇到的許多困難是我們此前沒能完全想象到的，比如我遇見一個30多歲的病人，他說他的父母都是病重入院，自己及愛人都在方艙醫院，而他13歲的孩子一個人待在家中…這樣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所以我們必須給與病人足夠的人文關懷，建立起與患者的互相理解、信任、支持，把病人照顧好，甚至使病人之間能夠互相照顧，成為一家人。“有時去治療，常常去幫助，一直去安慰”，特魯多醫生說的這三句話，在方艙醫院里展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給病人一個擁抱，拍拍他們的肩膀，或者給他們準備小禮物……用心做好每個細節，都能夠帶給病人溫暖和關懷。

6. 疫情過后，您對臨床醫學的教育課程和教育方式有沒有什么新的建議？

陳亞崗：從學科層面而言，醫學科學知識始終都需要醫學生不斷去更新，但以我在方艙醫院的工作經歷和切身感受，醫學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了。此次抗疫，醫護人員得到了社會的肯定和尊重，是“最美逆行者”，這不是一天兩天能夠造就的。回歸日常，有些醫務人員仍會受到社會上的批評，他們很多不是醫療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與患者溝通的藝術問題。因此，醫學教育依然還有很多待改進的方面，要成為“大醫”，不僅僅是提高醫療技術，還要更多的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如何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這是一個重要而有難度的課題，并不是隨意添加了幾門課程就能提高的，而是要真正從哲學、社科、藝術角度都去思考和設計。所以我建議醫學院可以利用浙江大學綜合性多學科的優勢特色，與人文學院、社科院等進行實質的合作，探索和創新醫學課程的新內涵和新手段，有效提高醫學生的人文素養。

醫視野宣傳中心

錄音整理 | 陳泉卉 周佳音 蔡文哲

編輯 | 富禎禎

排版 | 戴淑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