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大多時候會相信，自己所遇到的問題，當今世界的困境，可以從歷史的經驗中找到答案，雖然看起來有種面對歷史的功利主義，但歷史所反映出的并不簡單的是某個時代的某些史實，更多的是蘊藏在這些歷史背后那幾乎亙古不變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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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跟一個通曉歷史的人對話，似乎就是在跟整個人類的群體經驗對話，雖然不一定能徹底解決自己的問題，但卻可以瞥見跟自己處于同樣狀況的人們，都曾經如何地掙扎和尋求解脫的。不久前，許知遠就與這樣一位歷史大家許倬云對話，從更加寬廣的時間維度，去思考現代人所身處的時代以及背后的問題。

“許倬云，胡適的學生，王小波的老師。1930年出生于江南世族大家，先天殘障，終身與輪椅和拐杖為伴，少時遭遇戰亂，顛沛避難。后隨家人遷臺，求學臺灣大學歷史系，雜讀群書，又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接受西方知識訓練。學成返臺，著書立說，身經砥礪，后任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云一生治學，泛舟歷史江河，追問古今，上下求索。”

撥開許知遠和許倬云對話的表象，實際上核心就討論了兩個點——現代人所面對的人類共同的精神危機，以及在這個危機之下人該如何適從。

虛無人生，意義支撐

很早前有個段子，說一個記者采訪一個牧羊人，問他放羊是為了什么，他說是為了娶媳婦，生孩子，那生完孩子呢？讓他繼續放羊。

對這個世界，不消太多的知識，只要用一點抽象的時間思考能力，以一個人的一生為周期去理解的話，一眼看下去，似乎只有兩個字——虛無。

我們的欲望，我們追求的東西，我們放不下的執著，在肉身化為白骨之后一并消散。春花與秋月再美，如果沒有人的見證，也不過是孤芳自賞。

即便不將人生推到極限的死亡狀態，只要略加反思，也會發現，年少時追尋的夢想，在中年的現實面前不堪一擊；曾經的女神，也不過是平凡的路人；無論多么癡迷的物件或事情，事后看來，也索然無味。

就像歌里唱的，“我會相信一切有盡頭，相聚離開都有時候，沒有什么是永垂不朽”。我們堅持的信仰，我們對周遭的改造，我們鑄造的奇跡圣物，我們努力所付出的汗水，都會被打碎，一切以為堅固的東西，都將煙消云散。

為了避免被這種虛無感所吞噬，人們聚在一起，努力的構建著各種意義，從歷史層面人的意義，從自然層面人的價值，從文化層面人的貢獻，從社會層面人的榮譽。用這些意義和價值，刺激著人往前看，又不要看到死亡的虛無，在生與死之間，不斷地追求屬于自己的生命內涵。

但在當前，這種意義的構建，似乎陷入了一種危機。

宗教與理性，西方世界的意義構建與崩塌

關于人類精神的共同危機，并不是當下才被提出，而是在進入20世紀之后，當人們面對現代和后現代的時候，就被很多思想家所提及。在西方世界，現代性打碎了宗教的桎梏，卻也消滅了他們文明的一個根源，舊有神死了，新的神又在哪兒？

許倬云在解讀西方文明危機的時候，提到了一本書《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說書中解讀了西方文明的兩大動力——宗教與理性。前者來自于基督世界，而后者發源于古希臘時期。

基督教給西方人描繪了一個神創世界的圖景，因為神是盡善盡美的，所以也會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留下盡善盡美的印記。沿著這一思路，西方的思想家，從蘇格拉底開始，發展出一套成熟的思辨體系。

直到笛卡爾，徹底打開了“理性”的盒子。笛卡爾通過反思，明確了一個問題，只有理性才能實現對世界的掌握，而在上帝創造的這個盡善盡美的世界中，也只有理性才能去發現上帝留在人間的“真理”。至此西方人不再一味的迷信上帝，而是拿起人類最強大的武器——理性這一工具，開始在現實的世界中，尋找上帝的影子，追求自然的真理與信仰的融合。

自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直到工業革命，宗教與理性這兩條腿支撐著西方文明一路狂奔，但如今，現代化的祛魅將宗教這條腿徹底打斷，神死了，人們只能相信科學。理性是好的，但沒有信仰限制的理性，就像把原子能技術組裝成核彈一樣危險。

西方文明陷入了跛腳的精神危機，至今也沒有找到解決辦法。

人倫與德賽，東方社會的意義特色與迷茫

回到東方文明，許倬云先生講到我們東方的特色就是在人上，天地人三才以人為貴，相較于西方是更為人本的一種體系。但也正是這種文化體系，也帶來了諸多的負面影響，比如社會對規則的輕視，就好比這些日子鬧得沸沸揚揚的“孫楊仲裁事件”，以人為本還是以規則為本，這是東西方思維的一種碰撞。

另外還有以人為貴發展出的一套人倫體系，也就是所謂的“關系”，讓圍繞著人的關系替代了一些社會制度。比如在帝制之下，政府永遠在皇帝及其關系的管制下變得異常弱小，導致人人都想做皇帝，人人都想當老大，不僅如此還有二代、三代，子子孫孫，這種“關系”構筑的社會體系是一種僵化的等級關系，阻礙了人的思想意識發展和組織的創新。

可能正是意識到“人倫”的弊端，從五四開始，那時的一代思想家就不斷地去積極尋找解決辦法。許倬云提到他的老師胡適，說雖然胡適那一代人把“德和賽”，介紹進來了，但由于時間的倉促，并沒有做深入地解讀，以至于到后來形成對賽也就是科學的盲目迷信，以及對德也就是民主的概念不清，分不清自由與民主，平等與民主的關系。

所以東方人的危機似乎比西方人來的更復雜，也更難理出頭緒。

一方面傳承了幾千年的文明，那種人倫關系的意識依然流淌在每個中國人的骨血中。但現代社會的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崛起，又給家庭結構、傳統的人倫關系帶來了毀滅性的影響，破壞掉了原本以血親、家庭關系為基本單元的社會經濟體系。

同時由于近現代受到西方文明的打擊，讓東方有一種急切拋棄過去，擁抱先進未來的期望。從而出現了與傳統文化的徹底隔離，同時吸收西方文化，所謂德與賽的消化不良。

東方的精神危機，不像西方是跛腳的，而是一種義肢，是拋棄了傳統之后，拿來西方的不適應。面對這個問題，許倬云意味深長的說，只能等到我們內部足夠強大了，內部再生出足以支撐起自己文明的思想的時候，才能解決。

那么怎么才能從精神層面變得強大呢？

“大問題”與“小問題”

許倬云先生提到的“大問題”與“小問題”，就大概是精神發展的邏輯。他說舉了例子，即所謂的轉軸時代（AxialAge）（也被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的哲學發展理論，指公元前8世紀至前2世紀之間。他認為在這段時期，世上主要宗教背后的哲學都同時發展起來，各地都有革命性的思潮涌現）。

在那個時代中，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大問題”，而后圍繞著這些“大問題”，有更多的學者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見解，由此形成了一些“大問題圈層”，整個世界呈現出向內的對問題的思考和向外的對答案的尋求的良性循環。

而當前時代，人們陷入一種“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不再關心所謂的“大問題”，而是針對生活中雞毛蒜皮的事情，獲得一知半解的答案就覺得夠了，不再深究了。

人們陷入一種“舞臺式的文化”，就是文化并不是內生的，而是由外界獲得的，由某些人導演，并強加到每個人身上，但大家卻也都樂于接受。比如什么時髦就買什么，哪個流行就追哪個，今天出來個小鮮肉，明天又接受一種新奇特。人們變成了“活的機器”。

那“大問題”是什么？其實不僅僅是那些我們是誰，我們在哪兒，我們干嘛，我們要去哪兒的哲學追問。還更多的也是非常現實的，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好，什么樣才算幸福，怎么樣能夠更幸福，人類應該如何相處，該如何在和諧相處的同時實現各自的發展等等。

當然在這樣的精神發展引導中，起到作用的是兩種力量，一個是教育，另一個就是知識分子。許倬云先生批評了當今的教育，說我們現在的教育都是讓大家過一種好日子，著眼于小問題，而沒有給大家樹立一種更開闊的歷史觀與世界觀。而知識分子，也都忙于解決小問題，獲得眼前的利益，而不再去給大問題做注腳，研究那些更宏大也更難實現的東西。

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從可行性的角度來說，不能要求每個人都不斷地思索那些大問題，如果這樣社會也沒法發展。更多對大問題思考對抗時代侵襲的責任其實是落在所謂的“知識分子”身上。而許知遠也問到許倬云關于知識分子該如何做，相信這也是一直自詡為知識分子的許知遠一直在思考并希望能夠帶給更多人思考的問題。

關于知識分子的理想，在《禮記·大學》中有一句話，“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在我們傳統文化里面，一直強調“知行合一”，知識分子在思索大問題的基礎上，應該給這個社會的發展帶來些什么呢？從傳統的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來說，一個主要的作用就是“批評”，知識分子應該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在意識形態之外，用一種更加人本的眼光去看待當前的社會現狀，并給出最直接有利的批評。

另外一方面，知識分子就應該對公共生活進行積極的參與。許倬云講述了一個此前在老家茶館的景象，人們聚在一起，有一些鄉紳大儒，對當下的情況提出自己的看法見解，給出解決方案。鄉親們相信他們，也支持他們，要錢出錢要力出力。鄉紳大儒也不辱使命，肩負責任，為眾人著想。

這個景象，非常像西方社會所說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公共領域的著名學者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一詞等同于公共性，是指“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在此領域中能夠形成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則誕生于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內部，它們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間一種理性、批評性的公共辯論，主要場所是各種沙龍、咖啡館、劇場等。最早人們聚集在這些地方，進行對文學作品的批判，逐漸的在理性的引導下，開始對社會現狀、公共問題、政治方向進行批判。

公共領域，需要由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組成，同時必須有能夠自由交流、充分溝通的媒介，以及代表公共利益的共識和公眾輿論。與我們當前的公共空間不同的是，公共領域要求有形式上的自由與獨立；體系上的開放與多元；方式上的交往與協商；謀求公利而非私利等特點。

在東西方視野的交叉下，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最大的價值，可能就是一方面保持獨立的思考，對現實進行冷靜客觀的批判，另一方面就是要積極的參與到社會當中，引領人們的公共生活，帶領那些有著自由思想的人共同建設一個公共領域。

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觀念，對我們當下的生活有什么現實意義呢？

公共生活與私人世界，在失衡之下尋求平衡

舉個并不遙遠，且正在發生的例子。在這個國人揪心的春節假期中，我們一方面關注著一種病毒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獲得了一個機會重新審視我們的現狀和生活的真相。

在追求效率和經濟效益的時代，大多數人的生活都被物質所驅動著，拼命的工作，拼命的消費，拼命的娛樂，形成了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循環。大部分時間被工作所占據，工作之外分一些給家人，然后就追劇、玩游戲、刷手機。

一些被我們稱之為優秀的人在此之外去進修、學習，提升自己的能力，讓自己跟所謂更“優秀的人”看齊。大多數人選擇退回到個人領域，追求自我的價值，而對公共事務并不關心，但這也不能怪我們，在這個大國家中，似乎沒有什么參與公共事務的空間。

其實，也有一小部分的人，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一項公益事業中，照顧并非親人的老人，改善日益變差的環境，援救遇到危險的同胞等等。他們漸漸形成了一群專業的、專職的公共服務人員。

而正是大家對個人生活的過分關注，導致了公民自發公共事務的孱弱，以至于在遇到危機的時候，如果地方的機構不能起到很好的領導、管理、解決職能的時候，就沒有備選力量能夠補充上去。即便現在有很多熱心人在捐款，在捐物，在身先士卒，但效率和效果都非常微小。

所以這個假期，讓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意識到，自己所身處的這個社會中，公共生活和私人世界之間的失衡。這個社會不是只靠經濟建設就能變得更好，這次的危機呈現了單一經濟發展的脆弱性和公共服務的缺失。而要改變也不是掀起一陣翻天覆地的改革，大干快上就能變好。公共事務，就仿佛是一個定投基金，只有我們每個人在閑暇之余，持續不斷的投入進去，才可能在必要的時候發揮作用。

這種公共生活的參與也并不見得是去做什么志愿者，去支援山區，去做一些我們不熟悉的事情，只需要我們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特點，走出自己的家庭，共同建設一個好社區，監督社區周圍的情況，在一些專業領域形成公共組織。簡單地說，從參與到小區物業的監督和管理，到共同發起讀書會、運動團體，再到專業的幫扶組織，比如法律、心理、網絡應用等等。

回到許倬云先生舉得當年鄉紳的例子，相信他的真意也就在激發起人們對于公共生活的關注，重新建設起來那些被現代社會，城市化所瓦解的社群觀念，在失衡的公共與私人之間，去尋求平衡的辦法，這不僅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更是每一個人為了自己過得更好、更有意義所該嘗試的事情。

自尊與積極，現代人最后的堅持

在意義危機之下，人究竟該如何尋找歸宿？許倬云先生給出了一句話“我是宇宙之間的那個人，我不自尊，誰能尊敬我”。

自尊，是人面對這個世界的態度，是一種向內的秉承，而向外的話，借用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提出的vitaactiva（拉丁語，積極生活）。即積極的看待自己的生活，積極的發展生活，積極的參與到公共生活中去。

無論未來有多虛無、人生有多盲目，歸宿有多渺茫，每一個被帶到這個世界上的人，秉承著尊重自己，且尊重他人的原則，通過理性的反思，尋求一種積極的生活，可能就是我們給這時代給我們提出“大問題”的最好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