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公開發文祝賀電影主創，政客提議為奉俊昊建博物館，首爾旅游局推出電影打卡路線，多家院線重映影片，疫情之下，民眾戴口罩走進影院……自《寄生蟲》橫掃奧斯卡后，韓國就陷入了舉國歡慶的熱潮。 

正如影片描摹的貧富兩極，第92屆奧斯卡也徹底引領韓國電影“由貧入富”，實現在世界電影層級中的階級升格，有人祝賀有人酸，還有人建議導演奉俊浩撰寫一冊《奧斯卡公關指南》。 

那么，《寄生蟲》拿獎，究竟是否名副其實？為何戛納和電影學院同時青睞這樣一部來自亞洲的電影？今日的奧斯卡是先鋒了還是保守了？

//本期話題//

我是韓國成均館大學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于婉瑩，主要研究領域為中韓關系、中韓公共外交、半島問題等，對韓國影視有自己的看法和認識。韓國影視是如何崛起的？韓國電影為何能成為今年奧斯卡最大贏家？關于韓國影視，歡迎與我交流！

Q&A

《寄生蟲》憑何拿下小金人？

@小giaogiao：韓國影片成為奧斯卡史上最大黑馬之一，確實出人意料。請問《寄生蟲》是靠著什么特有的優勢獲得這個獎項的呢？其中和韓國電影的近些年發展的趨勢又有什么聯系呢？

于婉瑩：韓國是一個電影產業發展非常成熟，有不少高質量的作品獲得國際認可。這次一部電影拿了四項奧斯卡大獎，整個韓國都很沸騰。因為之前也不乏入圍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的韓國電影和導演，但這次更具有里程碑意義。這種成功首先當然是這部電影本身很出色，另外這部電影獲獎也是對這些年來韓國電影發展水平的肯定，我們知道韓國其實還有很多電影并不遜于《寄生蟲》。

但是，除了韓國電影業的專業化、產業化程度值得關注，我很想分享一組數據，我覺得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2019年韓國有502部國產電影上映(其中院線正式上映是199部)，近十年上升速度非常快；另外，韓國有很大的觀影群體，從2013年開始韓國每年觀影人次超過2億，平均每人觀影次數達到了4.37次/年，這在世界范圍內都屬于最高水平了。當然，這會讓觀影群體對電影的質量更挑剔，人們會選擇去看更“好看”的電影，尤其是近年來在外國電影的圍攻下，韓國電影不得不在激烈的競爭中向市場靠攏和提升質量，這也進一步促進產業日漸成熟，也有越來越多的電影走進國際視野。

@大年三十的鞭炮：韓國電影產業快速發展、影片質量不斷提高的原因有哪些？那些地方值得國內學習？

于婉瑩：以《寄生蟲》為例，從準備拍攝開始，就做好了不計票房代價的準備，因為內容并不符合韓國市場主流口味，但團隊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來創作，拍攝過程中還嚴格執行了周52小時工作制度，沒有過于追求速度，這些都是最后能夠取得成功的因素吧。

以下簡單說幾點我自己的看法，第一，韓國近些年的政策強調支持中小電影的創作與流通，建立“強小制作公司培養基金”，保障獨立的創作空間，發揮個性和創造力，促進編劇間活躍的交流，讓他們創作自己真正想拍的作品，防止題材內容單一化趨勢，這幾年韓國獨立、藝術電影票房占比也因此有很大提升。

第二，為促進電影行業的公平公正，目前韓國“銀幕上限制”呼之欲出；加強電影產業持續發展基礎，建立電影從業者經歷管理、支援體系，保障他們在行業內更穩定的發展。

第三，目前內地電影行業過于浮躁，票房至上的問題很嚴重，巨額投資、明星云集的商業大片越來越多，卻越來越拍出不來有深度的電影，劇本缺乏邏輯和思考、特效突兀；而且很多電影并沒有將制作具有國際水平的作品為目標，這就出現了國內票房逆天，國外票房很尷尬的現象，非常需要沉下來反省一下怎么“講好故事”。

第四，推動電影行業民間團體在提高電影創作水平和構建業內健康生態上承擔更多的責任，韓國有非常多的電影相關團體和組織，韓國電影制作人協會、韓國電影評論家協會、韓國獨立電影協會等等，都為爭取業內人士的權利和為韓國電影行業的發展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八級大狂風777：有一篇關于《寄生蟲》的影評講到，這部電影也隱喻了韓國寄生史：經歷過日據時代，在朝鮮半島與朝鮮對立，受到美國的扶植。正是因為這種對韓國政治的隱喻，才使得這部電影獨獲四項奧斯卡大獎，這種說法對嗎？

于婉瑩：我認為一個電影的成功是有很多因素的，當然《寄生蟲》有它獨特的歷史背景，也的確有很多政治隱喻，反映了韓國社會貧富分化的現狀和社會底層的掙扎和無奈。韓國人在近現代歷史上也的確經歷過非常艱難的時期，但是我個人并不太同意將韓國包括殖民地的近現代史稱為“寄生”的歷史。比起對“歷史”或“政治”的隱喻，可能高潮部分“窮人之間拔刀相向”意味著什么更值得去深思和討論。

導演和團隊花了很長的時間和經歷去搜集素材，比如半地下家庭場景的設定(半地下室是韓國特殊年代遺留下來的特殊產物，感興趣可以進一步了解下)、空間的利用、隱藏細節的分布(比如價值1萬多塊的垃圾桶)都很出色。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是細節和跨越文化和國界的共感成就了這部電影。

韓國電影會稱霸亞洲嗎？

@oxford：同為亞洲準發達經濟體，影視領域曾經發達的香港、臺灣為什么會衰落，韓國為什么會后來居上？

于婉瑩：韓國、臺灣、香港都曾受到金融危機的重創，但韓國正好在這一時期引進了電影分級制度，韓國電影的類型、敘事方式、主題都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輿論環境相對寬松，政策上允許一些尺度比較大的作品搬上銀屏，反而掀起了一次影視發展“新浪潮”。

90年代末也是韓流開始橫掃東亞地區的時期，作為韓流事業的一部分，政策上有很多扶持（比如配額制度），電影人的跨國交流很活躍，地區的號召力明顯提升。港臺電影行業的轉型當時沒能跟上國際社會變化的速度，本身市場狹小，投資有限，政府力度又不夠，令人驚艷的作品越來越少。

2001年中國加入WTO，內地市場開始將視線轉向好萊塢大片，港臺電影的地位也自然被挑戰。不過，臺灣最近有很多影視復興的計劃，近兩年《我們與惡的距離》《想見你》都很棒。香港的政治格局很狹隘，影片的政治映射淺層次、表面化，有一種青黃不接的無力感。最近和朋友們聊起，朋友們說懷念以前有韻味和內涵的，能突出香港城市風情的電影。去年出臺了一些放寬政策，希望能讓香港電影再創一次輝煌吧。

@熊：韓國電影已經蓋過日本了？

于婉瑩：日韓兩國電影應該是各有千秋吧，風格也有一些差異。只是近幾年韓國電影進一步打開國際市場，在東亞圈的影響力增大，也經常入圍國際獎項，受到的國際關注度也高了。韓國的影視產業政策也積極鼓勵韓國電影擴大國際影響力，像釜山國際電影節就發展很快，已經成為亞洲地區影響力最大的電影節之一了。

韓國電影審查制度是怎樣的？

@Heaven：取消電影審核制度讓市場說話，是不是韓國電影的拐點？

于婉瑩：從審查制度到分級制度的轉變對韓國電影行業是有著里程碑式意義的，韓國的電影從百年前的誕生之初就伴隨著審查制度，在1996年審查制度被判違憲，1997開始引進“上映分級制度”。1999年影像制品分級委員會開始擔任等級審查機構，但還是存在“分級保留制度”，電影為了能上映會修改或剪掉一些“有問題”的部分，也就是說審查制度一定程度上還客觀存在，所以也一直存在爭議。直到2002年“分級保留制度”才正式被廢除，被“限定上映”替代，然而圍繞“限定上映”仍然存在爭議。

不過2000年前后韓國的確實涌現出了很多新人導演，表達方式也更為大膽，可以拍之前想拍但卻因為審查制度不能拍的題材，關鍵還是電影內容豐富了，所以在這一時期韓國電影經歷了一場“百花齊放”。這一時期也被韓國電影界稱為“韓國電影的文藝復興時期”。但市場也并不是全部，韓國在文化政策上是非常鼓勵獨立電影和文藝電影的創作的。

@Fenghx：《恐怖直播》《潘多拉》《摩天樓》《國家破產之日》《局內人》可以如此拍政府，好奇韓國政府對于這樣的電影是怎樣的態度？如《寄生蟲》描繪出了社會階級差異，對此怎么看？

于婉瑩：在審查制度存在的很長一段時間韓國對電影內容的管理都非常嚴格，80年代開始韓國電影迎來新浪潮，后來實施分級制度，現實題材也成為韓國電影比較主流和擅長的題材，抨擊的多數是特定的利益集團，還有對前政府的諷刺。

《國家破產之日》是對過去的反思，《熔爐》推動了“熔爐法”的出臺，對現實政治有不小的影響，在韓國也有很大的市場，相關部門會出臺一些政策引導。影視作品是一種表達方式和情緒的宣泄，有時候還有特定的政治立場，但這種表達的自由也是雙刃劍，不少韓國人用“電影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電影化”來評價韓國電影的這種傾向。

@淡藍天：韓國政府對文化產業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電影業的發展和成功呢？

于婉瑩：電影是韓國“K-Culture”里很重要的一部分，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就是以促進文化產業內容多樣性和擴大韓流影響力為目的而設立的。韓國在電影領域有很多政策投資和基金的設立，2020年韓國政府預算中的電影發展基金支出預算是6億，比前一年增加32%。當然還有其他的稅金支援政策，為中小電影設立專門的基金，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獨立創作的環境，促進了與亞洲地區國家合作進行共同制作、宣傳、電影從業者培養與交流。現在還在考慮引進“銀幕上限制”，開設獨立、藝術電影專用館、設立韓國-亞洲電影機構等等。大致的政策方向是將K-Culture推向亞洲，再推向世界。但也有人提出政策比較細碎分散，不夠系統，效率比較低。